第7章 沉潜十年

沉潜十年[18]

今天和诸位见面，我又想起了与在座的好几位同学的初次见面，当时大家都还在准备报考研究生，是到我这里来摸底的。记得我对所有的来访者都说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有别的出路，就不要来报考。

这并非抵挡之辞，而是我的心里话。因为现在实在不是人文学科大发展的时代——其中的原因我们不说也罢，但必须面对这一事实。

这就决定了这支队伍只能是少而精的，不仅人员的研究素质要求要高，而且还要付出很多代价，作出许多牺牲，实际淘汰率也很高。因此没有必要让许多人都挤到这里：它不能提供年轻人都向往的广阔的天地，只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现在，诸位不顾我的阻拦，实际是丑话在先，还是闯进来了，这说明大家是下定了决心，有备而来。而且既然已经来了，吃上，或者准备吃上这碗“饭”，那么，就可以说另一番话，提出作为新一代的研究生，未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21世纪的人文学者，应该怎样要求自己，应作怎样的准备这样一些问题。我今天只宏观地谈一谈，具体的专业要求容以后再说。而且是采取闲谈的方式，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

鲁迅的经验

最近我在想着我们今天的某些处境的时候，突然想起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以后的鲁迅。鲁迅说他原来是充满着希望的，但后来“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废得很了”。这其实也是能概括很多人的精神历程的。我曾经说过，本世纪东西方都曾制造了关于自己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神话”，以为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那时候人们是满怀希望、充满信心的。但到了世纪后期，所有的“神话”都出问题了，“东方世界革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都破灭了。于是几乎所有的人，东西方的知识分子都陷入了深刻怀疑与失望中。于是产生了寻求新的出路的要求。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呼唤新的思想、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代。这也是你们这一代新的研究者在下一个世纪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谈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谈了。

今天我要和诸位着重讨论的是，处在旧的理想沉沦，新的理想还未建立这样一个思想的苦闷时期，消极地说，怎样走出苦闷？积极方面，如何为新思想的创造作准备？要作哪些方面的准备？如何去作准备？这些，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说不定大家会更感兴趣。不过我所能谈的，仍然是鲁迅的经验，或者说是我对鲁迅经验的理解与发挥。大家姑妄听之吧。

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到1918年写出《狂人日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这期间有十年的沉默，我把它称为“沉潜十年”。这“沉潜”两个字极为重要。在自我、时代的苦闷时期，人们最容易陷入浮躁，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撞，习惯于追逐时髦，急于出成果，热衷于炒作、包装等短期行为，因为缺乏定心力而摇摆多变，等等，这几乎已经成为近二十年中国学术的积弊了。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其反面：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作为具体的操作，鲁迅在这十年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回到古代去”，一是“沉入于国民中”。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两方面，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回到古代去”：“进得去”还要“出得来”

先说“回到古代”。按我的理解，这也就是“回到传统”。对于今天的年轻学者，这传统就不仅是指古代传统，恐怕也要包括近百年已经形成的现代传统（鲁迅本人就是这一现代传统的最主要的代表），而且“回到传统”与继续向东西方其他民族吸取思想资源，也是相辅相成的，等等，这些意见，是近年我反复论说的，这里也不再多说。要着重讨论的是“回到古代”。

不妨先把话题拉开，说说在你们之前的几代学者的知识结构。

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因为不懂外文，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对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处于无知状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传统实际是不熟悉的。这些年虽有所弥补，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比我们年轻的，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他们中除少数人古代文化的基础较好，大多数也是在80年代先打下了“西学”的基础，到80年代末以后，才来补“中学”的课的。

尽管他们以西学的背景（观念、方法，等等）去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容易地就作出了种种分析与概括，有的甚至形成了某种体系，但就大多数而言，与中国传统文化总有某些“隔”：他们也未能根本改变古代文化传统修养不够深厚的先天的弱点。我们不是进化论的信徒，不能说你们这一代的古代文化造诣就注定了要超过前两代，如果不加注意，弄不好，很可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但你们毕竟还有时间，有可能来重打基础。如果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尽管也是晚了一些），“沉”下十年、二十年，从头读起，或许（至少说还有希望）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我这里说的“从头读起”，就是从老老实实地、一本一本地读中国的原典开始，要抛开各种各样的分析、讲解，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塞满你的头脑，而要尽可能地处于“真空”的状态，像婴儿第一次面对与发现世界一样，直接面对古代原典的白文，自己去感悟其内在的意义与神韵，发现其魅力。请注意，我这里强调的是感悟，而不是分析。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感悟的文化，而不同于偏于分析的西方文化。要真正进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必须以感悟为基础。我们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作任何讲解，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感悟了经文中的某种无法，也无须言说的神韵，然后再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像钉子一样地锲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解释，就自然懂了，即使暂时不懂，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这样的教育法，看似不科学，其实是真正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出发的。我今天如此地强调学习古代文化中的感悟，也是受到了上述传统教育方式的启发。也许我说得有些神秘，文字上读懂了（尽管这是个前提），如果不能感悟，仍然进入不了传统文化：能不能进入，是要有缘分的。

而且进入了也还有危险。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进入以后，很容易看得眼花缭乱，迷恋忘返，被其收摄，而失去了自我，成了古人的奴隶。这确实是地狱的门口：要么进不去，进去了却可能出不来。记得当年闻一多去世以后，郭沫若曾撰文高度赞扬闻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既“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但他同时又十分惋惜地指出，闻先生刚刚钻了出来，正有资格“创造将来”的时候，就牺牲了，这是一个学者“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悲剧。

在这方面，鲁迅或许也是一个榜样：他在十年沉潜以后，投入新文化运动时，人们不难看出，他确实已经“吃”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完整地保留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因此他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时，能够准确地抓住其要害——有的人虽然不赞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态度，但却不能不承认鲁迅的具体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同时鲁迅又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内在精神之中，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如盐之溶于水而不显痕迹。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对于鲁迅仅是一个基础，一个起点，他更着重的是从传统出发，进行新的创造。尽管他并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样的创造，这或许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但这新文化的创造之路确实是鲁迅所开创的。

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又“回到古代”时，是不能忘记“创造”这个更为根本的目的的，这里的关键仍然是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自我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力量，更活跃的思想创造力。我已经说过，我们这一代，甚至两代学人，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前止了步，现在就看你们这些更年轻的学人，是否能跨过这关键的一步：进去而又出来，深知、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能做驾驭它的主人，进行更加自由的创造。这正是我首先期待于诸位的。

问题产生于现实，研究超越于现实

现在再说“沉入于国民中”。这个问题近年来似乎很少有人提，但我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无论我们具体的研究领域，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现实。我们当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现实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更不能走以学术为现实具体政治、政策服务的老路，在这些方面，我们这一代有极其沉重的教训，现在也有人在竭力地鼓吹、鼓励，年轻一代应当警惕与拒绝这样的诱惑。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关怀现实，保持与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人们经常说，学术研究应该有问题意识，但这“问题”从哪里来，它只能来自或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的现实，对“现实”的理解应是宽泛的，不应狭隘地仅仅限于现实政治。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则有待于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的、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更为宏观、更加超越，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也就是说，问题是从现实出发的，而思考、研究的心态与视角，则是超越的。真正学术研究正实现于二者的矛盾的张力之中，并随时都有可能落入陷阱：或过于贴近现实而缺少距离感，或脱离现实，失去了学术生命的活力。

“沉入于国民中”，了解中国基本国情

强调“沉入于国民中”，还因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广大农村，也就是历史地平线的下面，一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面，也保持着某种不受外在时势变动的影响的永恒的常态，如当年沈从文即已注意到的那样，中国普通国民中的“变”与“常”是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命运的。我们已经说过，新一代的学者担负着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想的历史使命；但新思想、新理想的提出，是不能脱离，甚至是要仰仗于对由上述“变”与“常”所决定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的。否则我们的“创造”就会成为“无根之木”。

学院思想、学术与民间

思想、学术的互动

“沉入于国民中”还有一层意思是，学院里的学术要不断从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中去吸取养料。这些年很强调学院派的学术，强调学术的规范化，这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包括在座的诸位）也都是学院里的学人，学院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这是回避不了，也改变不了的现实。但也因此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学院的生存环境的问题，既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正视其必有的负面。学院在学术研究中的优势，这大概是无须论证的，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国家学术研究的重镇。

它的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一方面使学院的生活与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相对宁静与稳定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学术研究所必备的条件，过去随意打破这样的教学、学术秩序，几乎毁灭了学术，这个教训是不能忘记的。但另一面，长期的封闭，也会使学院失去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而丧失，或至少是削弱了学术的活力。而学院的体制化，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形成对学术创造力的一种压抑。在这些方面，具有某种“野性”，即不规范，也因此不受约束的民间思想、民间学术就能够对学院的学术起到补充的作用。学院学术、学院思想应该以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与后盾，互相渗透、影响、矛盾与制约，这是有利于学术整体的健康发展的。而作为学院里的学者，诸位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学术的规范，但在我看来，也要多少保留一些不受约束的“野性”，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学者的精神世界是极为开阔的

最后，还要说一点，“沉入于国民中”也可以作更广泛的理解，即一个学者他的精神世界是极为开阔的。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又说，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天堂的快乐与地狱的苦恼的，因此他的“无边心事”是“连广宇”，联结着无限广大的世界、宇宙的。我想，诗人、作家如此，学者更应是如此。如果学者的胸襟、视野像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书斋那样狭窄，那就太可悲了。真正的学者是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他对人与人的世界，对宇宙的生命，以至非生命，都会保持浓厚的兴趣，甚至是孩童般的好奇心。他对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着最通达的理解，正因为书斋生活相对的枯燥，也因为学者因思想的超越而时常咀嚼寂寞与孤独，他对平凡人生中浓浓的人情味，就有着本能的向往与挚爱，以至于依恋。

“生命的沉潜”与“学术的沉潜”

汪曾祺曾送给沈从文八个大字：“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学者总是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学者的“人”与“学术”之间是有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到“沉潜”时，首先强调的是人（学者自身）生命的沉潜，然后才是学术的沉潜。我们在前面讲“回到古代去”，讲“沉入于国民中”，最终都要落实到你们自身精神世界的扩展与自由、人格的自塑上。我常说，对研究生的培养，最重要的是，通过几年的学习、熏陶，使每个人都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至于以后学术成就的高低，取决于主客观的，自己能把握、不能把握的各种条件，是无法强求的。——现在，你们大概已经明白，作为一个导师，我对新一代的研究者的主要期待是什么了吧。那么，我的这篇东拉西扯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1998年10月11日整理，2008年3月13日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