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跟北师大古文字学研究生聊天

跟北师大古文字学研究生聊天[22]

我今天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说起来，有些奇怪：我2002年退休以后，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的，不是我的本专业，而是章培恒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先生提倡“古今融通”，就希望我去给学习古代文学的学生讲现代文学，这是很有眼光的。今天王宁先生请我来，大概是看中我的非专业的身份，希望我帮助诸位跳出专业看专业。这个意图我是理解并且赞同的。但我还是有点紧张，更准确地说，我既不自信，又有点自信。不自信，是因为我实在不懂你们的专业，在古文字学的知识和修养上，我是远远不如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古代文化修养不足，是我自己，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基本的，也是致命的弱点。如果有同学读过我的著作，就会发现，我在自己的书里，基本上不谈古代，也不谈外国，只说现代，而且集中说鲁迅。这是自觉地“扬长避短”，但短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却要来向研究生谈古代文化研究，就成了“班门弄斧”。但我也有点自信，就是一个人完全沉浸在专业里，也容易一叶蔽目，这时候，听听非专业的外行胡说八道，或许会歪打正着，得到某些启发。诸位都是做实在学问的人，偶尔听听梦话，也有好处。我今天就是专门来说外行话，讲梦话的。而且是小范围的聊天，不是大场面的表演，这是我最喜欢的。为此，应该感谢王宁先生的精心安排。

我想讲两个问题。一谈我对传统文化学习与研究的看法，二说我对诸位的几点期待和建议。

先说“看法”，又先要澄清、界说一个概念：什么叫“传统文化”？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其实并不全面，现代文化从五四算起，也有了九十多年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将其排斥在传统文化之外，既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形成遮蔽，发展到极端，崇古而忘今，是不利于我们的精神的健全发展的，不知今，也不能真正地知古。而且古代传统也是多元的，有的人以为“古代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这也是一种片面性。许多人都说五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五四所批判的，是“独尊儒家”，而对儒家之外的古代文化的其他派别，例如墨家文化，倒是相当推崇，以至有“墨家复兴”之说。

我现在对墨家就特别有兴趣，经常对中国的青年志愿者说，墨家就是你们的老祖宗，是中国最早的民间草根组织，墨家的一些理念、精神在今天对建设“志愿者文化”也有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都属于典籍文化；此外，还有存在于民间习俗、礼仪、节日、传说、戏剧中，以及口耳相传、世代相承的民间伦理、民间文化，也不可忽视。这里不妨介绍一下鲁迅的经验：我们知道，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曾经有一个思想苦闷时期，为了寻求精神出路，积累精神资源，他有一个“十年沉默”期，鲁迅说他只做两件事，一是“回到古代去”，一是“沉入于国民中”。具体地说，就是回到魏晋传统、浙东传统，以及故乡民间文化传统。十年之后，鲁迅就是带着这样的传统，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我们可以说，没有这十年沉默中对古代文化、民间文化的潜心研究，就不会有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鲁迅：变革传统，必须首先要理解传统。

我认为，鲁迅的这一经验，在今天是有特别的启示意义的。因为我们许多人也同样面临着思想的苦闷。尽管苦闷的内涵、表现形态，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与鲁迅时代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但也有相通之处：都是发生在时代的转折时期，社会大变革前夕。我因此对许多充满焦虑的年轻人，都提出这样的建议：“回到古代去”，以深切地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沉入于国民中”，以真切地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意。有了这两个基本理解和了解，你的生命就有了充沛的底气，你的人生就有了充足的准备；在以后中国社会变革中，你的生命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你的人生之路，尽管依然会有曲折，但你总能正确把握，从容应对。在这个意义上，诸位在人生的起步点上，能有机会，跟随王宁老师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实在是人生之大幸。在我看来，这也是古代文化研究的最基本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是我们自身精神发展的内在需要——这其实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读经，就是为了修身养性。鲁迅在五四时期曾提倡“为人生的文学”；我们也可以说，从事古代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其第一要义就是“为人生”。

如果古代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成了“死学问”，和自己的生命毫无关联，离人生越来越远，那就真正的南辕北辙，走岔道了。

当然，还要为社会。在我看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中国在基本解决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获得了发展以后，就面临着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历史性任务。这四大重建的核心，就是要使中国这块土地真正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因此，所重建的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都必须扎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处，民族精神的深处。

这就要求对中国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有真正深切的理解与把握，这是我们的根，是一切重建、民族再出发的基础和前提，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诸位在这里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在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以上算是我对学习与研究古代文化的意义的两点理解和认识，诸位作为专业研究者自然比我认识得更深刻、更到位，我也就不再展开来说了。我要着重讲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当下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国学热”，很多人都在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复兴”。如前所说，这是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个人精神发展的需要，是克服当下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的需要，因此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当一种主张成为潮流，形成“××热”的时候，就同时可能存在一些陷阱，需要保持清醒。这也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在当代古代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着什么值得警惕的陷阱？在我看来，这样的陷阱大体有内、外两方面。

首先是来自研究自身的陷阱，大概有二。

一是“进不进得去，出不出得来”的问题。同学们大概都深有体会，中国的古代文化称得上博大精深，要读进去是很不容易的：文字上读懂就很难；即使是过了文字关，还有个能不能感悟的问题。而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感悟，没有悟性，也依然进入不了古代文化的殿堂，那就是没有缘分。而我觉得，这还不是在座的诸位最难以面对的问题：你们既然已经读到了博士研究生，“进得去”，应该不是太难的。问题是“进去”以后，“出不出得来”。实际情况常常是，你越是读进去了，理解得越深入，就越会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折服，这本也正常；问题是，由折服再往前跨一步，这是极容易跨出的一步，变成顶礼膜拜，被其俘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愿望，批判性、逆向性思维能力，新的突破与创造的自觉，那就成了“书奴”、“文奴”、“传统之奴”，出不来了，这就走到了最初的出发点的反面：一切有出息的学习与研究，都应该推陈出新，创造与发展才是我们的目的。这里不妨谈谈同学们都熟悉的闻一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之路。和所有的研究者一样，闻先生最初遇到的是“进不进得去”的问题，他本来是一位诗人，最初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大概就是因为学术功底不够厚实而遭到了学生的反对。这反过来刺激了他，他从此闭门读书，并因此获得了“何妨一下楼先生”的绰号。几年苦读，他终于升堂入室，成了名副其实的古代文学的研究专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后来他在西南联大开设的有关神话、诗经、楚辞、唐诗研究的课程，都表明他自觉地尝试运用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因此新意迭出，极富创造性，尽管也会引起争议，但他“走出来”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很快就因政治信仰的原因而被国民党枪杀。郭沫若在写悼念文章时，就说闻一多在学术上开始走出来，并酝酿着更大的突破时离去，正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样的评价是中肯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者的才华，最终的体现，就在他能深入研究对象的生命的最深处，又能走出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超越。这一点，在古代文化、文学的研究中是尤其重要，又是极难做到的。弄不好就陷进去出不来。

其二，专业化的研究，往往存在技术化与知识化的危险。中国古代文化是文、史、哲不分的，相关的知识是被人文精神所笼罩、渗透的，注重的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做人与读书、行文的统一，而且中国之文，特别讲“气”，你读中国传统的文史著作，总会感到有一股沛然之气融汇贯彻其中。直到近代，我们才有了知识分类、学科分类，那是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的结果。应该承认，学科的分工，导致了学术研究的专门化、精细化，对学术研究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与作用的。但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学与人、文与人的分离。学术研究失去了人文关怀，那就失去了精气神儿，失去了人的灵性。其结果，就是学问成了无魂的学术，人成了书虫、工具，这就发生了异化，没有意思了。

自身的陷阱之外，还有外部的危机，大概也有三。

其一，学术研究的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这在当下突出地表现在对儒学的研究上，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情结：总想拿孔夫子来“治国平天下”。这恰恰是我们最应该质疑的一个传统观念。我因此完全认同李零先生的看法：我们现在需要打破两个长期迷惑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梦魇，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东方道德将大行于天下”；进而确认两条常识、常理——“孔夫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应该说，这样的传统观念的形成，孔夫子也是有责任的，就是他的“国师情结”。其影响所及，几乎所有的儒家信徒，即所谓“儒生”，都有把自己满肚子学问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治国平天下的冲动。这本身似乎并无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感、社会承担意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自身没有力量实现这样的转化，而必须仰赖于“圣主，明君”，自己名为“国师”，实际不过一个幕僚而已，是没有独立性的，“国师”和“明君”的关系，是一种“君臣”关系。我们今天要反思这样的国师情结，就是因为它在根底上是一种奴性；而我们如果不摆脱这样的国师情结，就永远也摆脱不了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我们不是反对学者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是我们也在强调的人文关怀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问题是学者对政治的关注与思考，应该是独立的；同时，它又应该是有距离的，更富有超越性的。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孔夫子的真实价值所在。孔夫子虽然有国师情结，他奔走于各国，就是要寻找能够赏识他的思想、学问，给他以实践机会的明君；结果他失败了，成了一只“丧家犬”。如李零先生所说，正是这样的“欲求明君而不得”的失败，这样的“丧家犬”的实际的客观地位，成全了孔夫子：他终于成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并且开创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始终坚持乌托邦理想，“有学问道德，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不满现实”，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高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继承与发扬的。

其二，是学术商业化的危险。现在大家都在搞“文化产业”，于是就出现了“国学产业研究院”，其任务就是将孔夫子转化为商品。

还有人想垄断“儒家产业”，不仅要把孔夫子当政治上的敲门砖，还要“吃”孔夫子，靠孔夫子赚钱，这就真的不知如何说是好了。

其三，是大众化的陷阱。这就不能不谈到这些年风行一时的“于丹热”。我曾经说过，有一件事我百思而不得其解：《论语》字数不多，文字也不太难懂，为什么大家都不去读，只是一个劲儿地追逐于丹这样的讲《论语》的学术明星？这大概是因为读《论语》原著总要费点劲，哪像听明星讲，就跟吃冰激凌一样舒服。还有的人，是把听讲《论语》当作一种时尚，只要作出“欣赏状”就够了。这正是大众文化的特点：功利化，实用化，游戏化，表演化。这也是一个警诫：我们需要普及经典，但绝不能把经典变成大众文化。儒家经典“大众文化化”的危害，不仅在于抽空了经典的文化内涵，而且使真正严肃、认真的研究者，陷入“热闹中的寂寞”的尴尬。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这是“在人群中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坦白地说，我在观察当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者的处境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从表面上看，“国学热”已经热得发昏，普天之下，从各级官员、商业大款、文人学者，到普通市民、时髦青年，到处、人人都在谈《论语》，说孔子，但炒作者多，认真读原著者少，坐下来深入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这样的孤立感、无力感，是真正刻骨铭心的。本来，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应该是寂寞的，但这种置身于“庙会”里的热闹中的寂寞，却能消解真正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其伤害是更内在、更为致命的。对此，在座的诸位，当会比我有更深切的体会，我也不多说了。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三大困境：古代文化研究，以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大众化的危险；而在这背后则是研究者自身的异化，也就是鲁迅一再警示的，成为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以及大众的帮忙、帮闲。如果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学术研究自身所存在的因为“走不出”而成为“传统之奴”，因为陷入学术的技术化而成为“知识之奴”的危险，那么，我们所要走的古代文化研究之路，就是荆棘丛丛了。

这就是我对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研究的基本观察与看法：这是一个学习、研究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同时，又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机与危机同在，就看我们能不能及时抓住时机，同时对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危机，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惕。这里的关键，是无论如何要坚守学习与研究的主体性、独立性，把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坚持学习与研究的创造性，掌握驾驭传统的主动权。一句话，就是要把“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知识分子精神贯穿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我不知道如此严峻地把古代文化研究可能存在的五大陷阱，如实地揭示给大家，会不会吓住了诸位。在我看来，唯有敢于面对研究的困境，把问题看清了，想透了，才会有真正自觉的学术研究。

这就讲到了我对诸位的期待和建议。也有两点。

第一，沉潜十年。这是十多年前我对自己的研究生说过的话；现在，我要说的，也还是这句话。前面已经说到，这是一个自我和时代的苦闷时期，人们最容易陷入浮躁，像无头苍蝇四处乱闯，习惯于追逐时髦，急于出成果，热衷于炒作、包装等短期行为，因为缺乏定力而摇摆多变。“沉潜”正是对症下药。

首先是“沉静”。我曾经概括为三个字——静、清、定，并有这样的发挥：当社会陷于喧闹，我们，至少自己的这个小环境，应该静下来；当整个社会空气被腐败所污染，我们应该保持清洁；当时代风气趋于浮躁，我们应该有定力。所谓“定力”，也可以叫“洁身自守”。

“洁身”就是前面说过的“修身养性”，培育自己人性的根本，做人的根本，处世的根本，保持生命应有的清洁与纯正；“自守”就是守住基本规范，求学、治学的规范，做人的规范，一切都有不受外界压力和诱惑左右的决不让步、决不妥协的一定之规，这就是“定力”。这都是在学习阶段，在校期间必须练好的“内功”。内功练好，就有沛然之气，做学问的底气，做人的底气。底气足了，实在了，厚重了，再到社会上去，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功，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并且为社会有效地服务。

“沉静”之外还要“潜入”，要做到四大潜入：一是潜入社会生活的最深处，二是潜入民族精神、文化、国民心灵的最深处，三是潜入学术的最深处，四是潜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这和我们前面所讲的鲁迅的“回到古代去”与“沉入于国民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总之，要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着眼于自己的，也是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不为周围的环境、眼前利益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扎扎实实地打好治学和做人的底子。真正的好汉、大侠，绝不是当下表演得十分起劲的那些人，那是昙花一现的人物，迟早要被历史所淘汰。我关注现在默默作准备，十年后发出声音的那批人，或许他们才是中国学术、中国未来社会的真正脊梁、希望所在。我期待在座的诸位都做这样的人，至少要立志做这样的人。

第二，我要提醒和建议大家注意调整、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既是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也是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教训。这些年，一些大师级的人物相继离世，也标志着一个学贯古今中外的学人的时代的结束。在此之后，就是我这样的成长于上一世纪50年代的学人了。我们的学习环境和学术环境跟你们今天完全不同，那是一个将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都视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物，宣布要彻底批判的时代，是一个扬言“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时代。尽管我们这些人在那样的年代依然坚持读书、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无可否认，我们的知识结构与相应的精神结构，都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我们今天的某些学术成就，大都是后天补的。而在我们之后的知青那一代人，因为比我们年轻，补课就比我们补得好，无论对中学，还是对西学的了解，都比我们强，他们今天成为学术界的主力，是很自然的。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中学或西学的把握，还是“补课”的结果，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到了80年代、90年代培养出来的，也包括在座的诸位的新一代学人，都经过了专业化的严格训练，在专业知识和学术规范方面，显然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我看来，也存在着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人文关怀、现实关怀的不足，二是技术化、知识化的倾向，三是过分专业化形成知识结构的另一方面的缺陷。如懂西学，不懂中学，懂今不懂古；或者反过来懂中学，不懂西学，懂古不懂今。这同样是不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要求的。

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的，今天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所有的国内问题也都是国际的问题，所有世界的问题，都会变成中国的问题。而全球化的时代的学术，也就更加要求古今中外的贯通。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只局限于中国，而必须有全球的眼光。按我的理解，所谓“全球眼光”，应该有两个含义。一是要把中国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你研究《论语》，就不能只看中国春秋战国的背景，还要看同时期的世界，比如西方文明发展的状况，也就是“从世界看中国”，这样的研究眼光和方法，是过去传统研究中所没有的。

其二，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成果都应该为全人类所享有，并为全人类的文明发展作贡献。我们讲普遍价值，就应该包括中国文明中的普遍价值；我们前面所说的制度、文化、价值、生活的重建，重新发现人性，重建人性秩序，都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民族的任务，而是全球共同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即使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也必须有一个世界公民、全球学者的意识、眼光和承担，要有“为人类研究与写作”的自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贯古今中外。你们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者，就不能满足于仅仅知中知古，还必须知外知今。在这里，我还特别要提出语言的问题：不仅要精通古文、现代白话文，还要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我说过，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学者、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所以，我建议你们，在完成本专业的学业以外，一定要补外语和西学、东方学的课。

至于补到什么范围、程度，又可以因人而异。这不仅是知识结构的调整与完善，更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与升华，切不可掉以轻心。

以上所说，都是我的胡思乱想，我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2011年11月10日、11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