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5)
当时，杨鸿钧、李云彪等会党首领在上海浪用无度，听说唐才常方面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的大笔捐款，“富而多资”，不免心动，就纷纷向唐报名领款，表示愿为勤王效力。“永年复力劝才常断绝与康有为关系，才常坚不肯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改名‘悟玄’”，只留下一封信给平山周，他的所部尽归唐才常和林圭（述唐）。[102]1901年底，毕永年在一寺院病故，年仅32岁。
关于毕永年削发一事，除了上面的原因，还另有隐情，林圭在写给容星桥的一封信中就隐约有所透露：“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103]
“安兄”就是毕永年，他削发为僧的原因之一是他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尚无一定之规”，他以为孙不敢举事，有意拖延时日。[104]1901年，幸免于难的秦力山在《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都有批评，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知世界大势不容许改朝换代、自己称帝，“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他说，华盛顿等倡言革命独立都不是在他国异乡，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以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105]
很明显矛头直指孙中山。此后秦力山对孙中山有了进一步认识，又读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他心目中的孙中山才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106]到了1903年，秦力山在《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永年作传，只是简略地说：“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107]
自立军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林圭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林圭初到汉口时只有毕永年给他的三数百金，“为时不出一年，所费不过三万，终能屈服数百万杀人行劫之无赖游民于指挥号令之下”，已然联络会党成一股势力。[108]
林圭从日本回国前，孙中山曾向他面授机宜，介绍了容闳之侄、在汉口俄国商行做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109]庚子年腊月二十六日，林圭有信给容星桥，其中多处提到孙中山都称“中峰”，推许为“大豪”“大英豪”。[110]容星桥对林帮助很多，曾与毕永年分别捐助经济局促的林圭三百和二百金。自立会之所以一面接受康有为的保皇会领导，一面又遥戴孙中山，称为“极峰”“中峰”，通过容星桥、容闳等居中进行联络，大体上唐才常徘徊在康有为与孙中山之间而自成一股政治力量，林圭等更倾向于孙中山。
五、孙、康两派交恶
1900年是个转折点，以八国联军入侵和自立会失败为标志，革命不再是洪水猛兽，孙中山自述“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至是亦稍知动念矣”。自立会中本有兴中会人，事败之后，原本支持康有为的自立会骨干秦力山等转而投身革命，使保皇会“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当时章士钊就在《沈荩》一书中指出从此革命派与改良派“各张旗帜，亦自兹始。”“固可断为勤王、革命之一大鸿沟也”。[111]
1901年春天，孙中山在横滨与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谈话中说：“凡是了解包围和影响皇帝的那些人物的，谁都应当知道，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112]
康有为强烈反对革命，理由主要是担心“流血”，他在1902年刊出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包括《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篇长文，主旨就是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的名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的正是这两篇文字。（康有为实际上并不是一概反对用暴力、流血，“勤王”就是要借武力谋政变，不也需要流血吗？）连严复对康有为的表现都是深为不满，他在《与熊纯如书》中批评康“卤莽灭裂，轻易猖狂”“狂谬妄发，自许太过”，当光绪帝被幽禁、“六君子”被杀，“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113]
正是康有为“自许太过”的态度决定了维新（保皇）派与革命派最终不仅未能达成合作，而且反目成仇，势成水火。康门弟子梁启超、欧榘甲等一度热衷于与革命派合作，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指责。康有为斥责梁启超的信至少有数十封，不准“叛我”“背义”，以“断绝”“决裂”甚至“迫吾死地”相威胁。
1902年6月3日，康写给欧榘甲的信中斥责《新民丛报》有革命言论，严正表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分告天下而已。”1899年，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命从日本起程赴檀香山时，还约孙中山共商国是，说两党一定合作。所以孙中山才会写信将梁介绍当地华侨。[114]到1900年，孙、梁之间一度有合作的态势，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庚子勤王运动的失败，一切都无可挽回。
1903年12月3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一个戏院演说时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呼吁华侨“赞助革命党”。[115]12月17日，他在《复某友人书》中进而直接批评康有为“多施诈术以愚人”，说什么保皇不过借名，实则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116]也是这年12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彻底与康有为划清界线，“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康梁感恩图报，虽流亡外国，仍倡保皇会，保皇是真，革命是假，从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可知，“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并指出康、梁“一鼻孔出气”，表示革命与保皇“势不两立”，如同黑白不能混淆，东西不能易位。不过孙中山认为，与梁启超的反复无常比起来，“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要值得尊重，他明确提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驶”。[117]
1904年1月，孙中山再次发表《驳保皇会书》，批评康、梁“荒唐谬妄”“夜郎自大”。6月10日，他在写给黄宗仰的信中称梁启超为“梁贼”，称保皇会为“保毒”，表示“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118]（民国前8年孙中山第二次赴美，旧金山的保皇会竟唆使美国海关译员，阻止他登岸，也是一种报复性质。）
可是，清廷并没有将革命、保皇两派截然分开，加以区别对待，康、梁与孙中山一样都是流亡异国的通缉要犯，即使到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要举行“万寿盛典”，清廷赦免戊戌变法以来所有通缉的要犯，也唯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三人例外，历史的悲哀就在这里。其中康有为无疑负有更大的责任，他的性格、经历、品行等方面的局限性注定了只能以两派交恶告终。我深感其中虽有思想、政见的不同，但根本上还是渗入骨髓的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所致。先是康有为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成了政治流亡者以后，依然试图扼住历史的咽喉，主导历史进程，拒绝与孙中山合作，后来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渐成势力，自然决不相让，两派形同水火，冲突日益剧烈，苦战争夺华侨的支持，包括资金、人力资源等。
保皇与革命之争成了他们的主题，直到同盟会成立后也是苦战不休，不仅《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展开的笔战（还有其他报纸），甚至还有大打出手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两派之争几乎没有中断过，激烈之程度甚至不亚于革命党与清朝之争。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组织的政闻社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会，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等人闯入，梁启超正在演说，张继带头喊打，破坏了会场，甚至惊动日本警察）。徐勤在小吕宋和新加坡的演说会也被革命党捣乱破坏。乃至1906年康有为的保皇会派出刺客梁铁君在北京失手，遭清廷杀害，梁启超怀疑有可能是孙中山一派告密，可见仇恨之深。[119]（1906年1月，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说，梁铁君是否紫阳告密尚难断定，“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120]）
世界各地的两派报纸之间更是大开笔战，其中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笔战时间最长，也最精彩。期间胡汉民、汪精卫与梁启超笔战多时，近于谩骂，章太炎接编《民报》后，“持论稍平”。但双方依然经年笔战不休。
1906年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21]同年11月，梁启超在信中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122]流露出无奈与失落。
不过到了1907年6月8日，由于《民报》被禁，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力量涣散，高层甚至发生严重危机，情况有了变化。梁启超给康有为信中说：“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全学界人亦无复为彼所蛊惑者。盖自去年《新民丛报》与彼血战，前后殆将百万言，复有《中国新报》（皙子所办持）、《大同报》（旗人所办）助我张目，故其胜全熄，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已往，决不复为患矣。”[123]
当年冬天，徐勤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也如此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党之声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124]（实际情形也并不如此简单，1907年5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曾哀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遂至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摄，而口为所箝。”[125]）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实在摆脱不了康有为的影子，除了师生名分、思想原因，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康有为掌握着捐款，办事离不开经费。甚至梁启超的个人生活一度也要仰仗康。光绪之死，毁灭了康有为的梦，从此一蹶不振，梁启超以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还能在历史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康有为则成了古董。对于戊戌变失败、康有为流亡他国之后，为什么拒绝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党合作，斡旋其中多年宫崎这番话说得比较明白——
“他以一个草莽书生，感激皇上破格的知遇，抛弃了一向的主张，而为清朝服务，方有今日。要想三易其说而成为革命党，是他所不能为的。这不仅从皇上和他的情谊上来看如此，即从已往经过的情形来看也不得不如此。而且革命党也把他看做是一个变节分子，除非他自己肯退让一步，向革命党乞怜，否则要让他站在主动地位来领导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事。为此，康不接受这个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当时他仍陶醉于他自己的名声，陶醉于皇上的知遇，想利用改良的惰力来扭转当前的情势，重掌政权，以实现其初志。这种心情可以说是极其自然的。但是国中既无内援，而自己又无立足之地，他凭什么来挽回大局呢？”[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