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1)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黄兴

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曾在日本留学（进过成城学校），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汉阳作战，1912年孙中山就职时8名警卫之一的何熙曾说：“黄兴是文人，不谙军事，辛亥3月率领满堂红会员百余人攻广州，其中不少人是水手（海员）……这次黄兴在汉阳打一仗（敌方为冯部李纯），用日本浪人萱野长知为参谋，强攻汉口，死伤（旧湘军）千余人。我对黄兴无谋，听信浪人，损失了许多人，十分愤慨。回到日本京都后，曾写了《辛亥革命一百天》，呈座师森总之助教授，文中指责日本浪人，座师不但不责，反而对我赞扬抚慰，并要我继续攻读。”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冯自由语）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

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1874—1916）虽然比孙中山小了8岁（比谭嗣同小9岁，宋教仁、蔡锷同年，比他又小了8岁），但在20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黄兴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章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定论。

举人出身的吴稚晖回忆，1901年他在日本，有人约他去见孙中山，他以为孙不过是“绿林豪杰”，所以不想见。后来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当年留学欧洲的朱和中也回忆，孙中山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时，他念着孙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孙问其故，他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127]不过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确与传统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128]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他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角也与他的关系更融洽、更密切。

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世人都说他是“常败将军”，但他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129]

即使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的厚非，从他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但他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130]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所以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他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他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是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他身为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93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

李书诚回忆，“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131]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笔下对孙中山不无微词，[132]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133]

国外舆论也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134]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135]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主要是筹款）能力。

但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辛亥之际，在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一切考验，“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136]

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二、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137]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因意见不统一，最后没有解决。章太炎、刘揆一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分歧。[138]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而且可以从宋教仁日记得到证实。时在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139]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怎么说：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胡汉民接着说：“余当时乃只求革命，对于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时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140]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宋案”之后：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李书城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之间有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靠不住，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141]

这一说法恐怕未必可靠，从胡汉民的回忆来看，孙中山当时的认识与黄兴不会有多大的差异。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回国之初，他们在香港有过一番谈话，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来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则胜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的辞职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党内外形势的交迫，但他本身确有借袁推倒清廷的考虑。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142]在对袁的问题上，孙、黄并无多少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