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4)

我这次回国，毫不担心会遇到危险。我的归国一事，将会得到日本领事和另一国领事的间接保护。加以北京正处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更可放心。依我看来，梁启超的决定回国，也是有鉴于此的。”[72]

可见直到此时，孙中山都没有放弃与康有为合作的幻想。8月28日，他与平山周等抵达上海，得知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起事即已失败，9月1日起程返回日本。

四、在康有为、孙中山之间的自立会群豪

1900年发生的八国联军之乱，让康有为以为机会来了，从他在这一年6月后的一封家书中可以看出他的喜不自禁：“北大乱，合肥去，此天赞我也。中国分亡在此，皇上复位在此。闻各国俱欲救上，英人甚欲助我，然我等有数百万人，数十万饷，种种皆有天假，必有所成，可安心。”[73]

这年6月6日，保皇会给各地华侨的公函中提出三事：“一曰有款即用电汇而忽寄汇，一曰已捐者加捐，一曰广联同志。”前面二者都是要求捐款，“诚以大举在即，万事交迫，饷械二事，尤为浩繁。无饷不可以用人，无械不足以应敌。百函百电，日来催迫……邱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毁家纾难，高谊可风。”一再呼吁华侨加捐、电汇。[74]

到了这年10月5日，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信中说起筹款的事也是大倒苦水，他说到托付广西之事的广西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即羽异），“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人事变迁，原难一定，而不能应之者，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75]“今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仆夙夜忧之。故致令停办粤局，以节糜费。每念公之毁家，各埠义士之捐资，一丝一粟皆由血汗，若大事不成，何以见天下？何以见圣主？而后饷不继，隐忧兢兢，近者切戒。港澳无所不至，故与任密筹，已防后事，须蓄大款。”[76]

保皇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的只有30多万，比如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1900年6月中才到手4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2万，另外2万托人到纽约办理千万贷款，结果连2万本金都付之流水。最后的结局诚然完全在康有为的意料之外，当唐才常等在武汉被素来号称“开明”的汉人总督张之洞捕杀后，他期盼已久的武力勤王运动迅速风流云散。[77]

事发之前，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均是电信往来。康有为初在日本住，后即赴英国，新加坡、香港两处来往，英人派有巡捕八人保护，无论何人往见，均须遍身搜寻，恐防暗算……所有款项，本年由东洋陆续汇寄银洋，并计约有十万两有零……中国居外洋之殷实绅商及保皇会内集资约有二十余万两。本年上海所立国会，一切用款及电报各费约七千余元，均是英、美、日各国帮助的。”[78]

“十万两有零”这个数字显然夸大，并不参与核心机密的唐才中恐怕不知实情。1900年2月20日，在檀香山筹款的梁启超曾写信给唐才常、狄楚青：“此间可得十万以外，现已得三四万，惟尚未收，收得后必速速分寄，来应一切之用，请两兄少安。”[79]

2月28日，梁启超再给沈荩、唐才常、狄楚青三人写信：“今日最急者，只在款项，此无待言。此间现时虽不过得四万之数，然扩充之后，必得至十万以外。但现时尚未能收款，仍须俟诸一月内外。而弟往美求吾所大欲，须费二万八千之本钱，现只得同志而有力之各人先行捐出应急用，故其余更须稍俟。然一月以后，必有万金左右寄上，幸勿为念。”[80]这些款最后实际上都没有到位，只是空头的许诺。

唐才常他们在上海焦虑地等待着康有为的巨款，发动勤王，屡次电报催促，都无回应。一方面自立会中大多数人并不认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而不打算让他出头任事，或许康也不是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唐才常他们至死都不知道在康有为的棋盘上长江从来都不是重心，他重视的是两广，投入的经费也更大。最后为利而来的会党头目对康、梁“感情日恶”，纷纷离异，各龙头发“贵为票”“回天票”，各自为谋，林圭也在汉口发“富有票”，等不到汉口事泄，会众实际上已先后解体了。

唐才常滞留上海等待汇款，很晚才来到汉口。原定这一年7月15日各路同时大举，因为“康、梁汇款未至延期”“唐因经费不足，频催海外保皇会款不来，于是数数展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到二十七日就败露了。[81]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也回忆，“奈康有为停款不发，唐才常窘于饷需，一再延期”，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待饷迁延”“康延款误事”。[82]（1906年12月，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夫唐才常非保皇党人，而为康、梁所利用。辨唐才常之冤，则愈以知康、梁之可诛，使天下志士皆知康、梁之精于卖友”。[83]）

此前，陈犹龙致函唐才常，说林杰（圭）之病，“病根半由办事劳瘁，半由转饷维艰……计本月须给六百元，急到方资开销。嗣后每月望前恳给五百元接济，庶汉店不至前功尽弃。”[84]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实际上大概就得到三万元经费，其中二万元还是邱菽园的直接赠金，康有为最多给过一万。唐才质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说：“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85]

夏曾佑曾对汪康年说：“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86]邱菽园是福建海澄人，邱家侨居新加坡已有几代，以贸易和银行为业，他本人办过《天南新报》，热心于祖国的维新事业，他赠唐才常二万金时说：“此金虽微，如可以充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在海外侨胞给自立会的捐款中这一笔最大。（另外的说法是“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87]田野橘次也称三万都是邱所赠。唐才中的亲笔供词中有“唐才常此次滋事，邱菽园曾捐洋五六万元等语”。[88]）

革命党人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回忆，“康、梁与吾党之臭味，素来差池，虽经毕永年之启发，才常偶有转变，然彼等经济命脉，仍操于康有为之手。”[89]毕永年曾对他们说过：“唐才常已得康有为款二万元，由华侨邱菽园输将，都（总）数为三十万元，当可源源而来。”[90]黄中黄的《沈荩》提及“庚子之役，以利用康有为、邱（菽园）数万之资本金，而为人指目之处，遂不能脱出保皇之范围”。[91]

1900年9月13日，《张之洞于荫霖奏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折》中说：“其购械募匪之款，查簿内存款计洋银一万五千余元，用去已将及万元。闻康有为诈骗敛集之款，共有洋银六十余万，安排以二十万元用之长江。”[92]前面这个说法与唐才中的供词可以参证：“其时粮台除用去五万余两外，所存之款只有五千零了。”[93]最后这个说法不可信，其他数字大致上和实际差不多。9月24—25日，《俞廉三奏报唐才中供词二则》中说：“那康、梁外来款项，是唐才常、狄平两人经手。”“那革生的洋银一万元，是在胞兄才常处领到转交林圭的。”[94]

包括自立会群豪中的幸存者秦力山、捐款最多的新加坡华侨邱菽园等与康有为决裂都与经费分配不公有关。冯自由在《秦力山事略》中说，秦力山在仓促举事失败后，亡命新加坡，见到邱菽园，才知邱曾捐赠巨款给保皇会。康有为的重点在两广，特别是广东耗费巨资却一无所成，康又保密不说，秦力山自然就认定康挪用侵吞，武汉事败，“罪在康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遂对宣布绝交，愤然再渡日本。时湘、鄂志士陈犹龙（桃痴）、朱菱溪诸人于事败后，多亡命东京，群向梁启超算账，梁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是役康有为假勤王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款，数逾百万，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而唐才常、林圭竟以经费不足，迁延失事。因此，秦力山、陈桃痴（犹龙）等至日本，即向梁启超大开交涉，要求算账，梁愤而有披发入山之宣言。保皇会自此信用渐失”。[95]邱菽园也迁怒于康，康有为则将责任推到保皇会澳门分会长兼总会财政部长何穗田身上。

秦力山等“至澳门查阅收支账册，结果乃知穗田仅为一挂名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96]结果他们对康有为更加怀疑，邱菽园为此亲自出马担任粮台，夺回财权，截留各地华侨捐款，并和秦力山一同宣布与康有为断交。不过秦力山对梁启超还寄予希望，他与邱菽园商议准备请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全局，由邱出资十万，以谋再举。梁启超一度甚至准备接受，“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让康有为游历南美。[97]

可惜梁最终还是迈不出这一步，邱菽园断然表示：“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1901年8月13日，邱在《同文沪报》发表《论康有为》文，其中批评康有为：“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而其结党之法，总以学问（为）招徕之帜，以大帽子为牢笼之具，凡属少年聪俊好奇喜事之辈，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段也。至于亡命出奔以后，则又变用其结党之法，以维新为欺人之术，以皇上为保命之方……”[98]

有人怀疑康有为主持的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寄附金也），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所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赘泽即骄奢也），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99]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垢詈”。各地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为“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甚至有“从此披发入山之愤言”。[100]

唐才常等在思想上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徘徊在康、孙之间，只是因为要借助康有为在海外华侨中的筹款能量，才不能摆脱康的影响。秦力山等认为正是保皇会捐款用途不明，经费一再延误才导致惨败，所以攻击康有为不遗余力，据说康、梁师徒怀疑秦有可能是受孙中山的革命党指使。

康有为从此不再言兵，田野橘次叹息：“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101]

孙中山在惠州起义前夕，多次派革命党人到澳门《知新报》联络，谋求与康有为的保皇党合作，遭到康党的拒绝。不过，维新派阵营中受孙中山影响转向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从毕永年、文廷式、唐才常到后来的秦力山，梁启超一度也很希望与孙中山合作。毕永年是湖南长沙人，少时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他与谭嗣同、唐才常都是朋友，戊戌年在京，康有为曾想借助他领兵围颐和园，他没有贸然答应，远走日本。

1899年秋，唐才常东渡日本，经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会面，“筹商长江各省闽粤合作事”，毕永年极力推动“孙唐合作，联党救国之议”。唐才常虽然最终没有摆脱康有为的约束，但无论如何还是受到孙中山的一些影响的，所以唐在整个勤王运动中的态度显然与康有为不一样，除了和康有为联系，还“与各方谋取联络”。

1900年夏天，毕永年和一批会党头目住在上海，催促孙中山早日大举，因为缺少饷械，孙迟迟未有动静。这时，唐才常奉康有为之命主持长江流域的勤王军事行动，先在上海发起“正气会”作为活动机关，接着以挽救时局的旗号邀请海上名流容闳、严复等在张园召开国会，他们发布的宣言书中既有“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语。毕永年认为自相矛盾，唐才常表示需要保皇会的经济接济，作为权宜之计，不得不如此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