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6)
德国破坏德俄关系必须以向英国让步为代价来换取英国的支持。其实这对于德国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根本原因不在于德国的好大喜功，而在于德国自统一以来便将德俄关系置于不应有的高度予以重视，以致在德俄关系的运作上失去了灵活空间，维持关系使德国日益感到失去主动，不维持关系则损失更大。这只能使德国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左右徘徊，在两边都难以获得足够的主动与利益。德国的问题出在与英、俄难以同时获取平衡上，总是因为远俄便亲英而向英让步，或者因为亲俄远英而向俄让步。其实，这样的局面是“德国的自不量力造成的。它的胃口比俾斯麦还要大，可又没有俾斯麦这样的人”[33]。
威廉二世不是俾斯麦、不是老毛奇，更谈不上威廉一世，他仅仅是一个继承者，而不是全新民族事业的开创者，所以，只有比先辈们走得更远、创建出更大的作为，才能树立权威。在军队面前要更加铁血和比先辈更加强调纪律；在国会和民众面前，要更加激进；在政府面前，要表现出更大的雄心。总之，威廉二世需要时时处处表现得更加主动与激进来迎合“人心”，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威廉二世继承的是一个失衡的德国，“铁血宰相的统一，完全是为帝国的巴耶赫一个虚假的民主体制，俾斯麦体制培养出来的是普鲁士政权的三大支柱——专职王权、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34]。这决定了威廉二世要想将自己变成真正的掌握德国的权力拥有者，必须做到既要驾驭德国统一之后高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又要以军国主义的姿态来控制军队，同样又要表现出贵族精神中的尚武与铁血。基于此，看似好大喜功的“世界政策”便是必然。因为这样的对外部咄咄逼人的政策有利于威廉二世树立国内的权威。
当诸多决策需要处于如此地位与心态的皇帝拍板时，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成为皇帝迎合人心和众多权力部门角力与妥协的产物。处于俾斯麦职务上的宰相继任者，因为德国的利益不断拓展和政策不断变化，需要处理比俾斯麦更多的事务，职责范围倒是扩展了，但继任者并不具备俾斯麦的能力、威望与忍耐精神。德国在俾斯麦去职之后，威廉二世在国内谋求最终驾驭的迎合之术使得德国在国力增长的同时，各种力量派别和思想派别也走向混乱。“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在各国的国家政策中都普遍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使得它们不惜冒全面冲突的危险，而执意追求它们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35]此时的德国几乎像一辆有好几双手紧紧掌握方向盘的豪华车，一遇到哪怕是一点阻力，便要改变行驶方向，而豪华车的弱点又是经不起任何碰撞，一旦有哪怕丝小的剐蹭，都会令车主产生过度反应。
一个缺乏权威而又对权威如饥似渴的皇帝、不断高涨并日益难以压制的民族主义、俾斯麦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威的离职、对德国的利益所在缺乏清醒的判断，这四个因素决定了德国在威廉二世时代的莽撞和激进。威廉二世缺乏历史性的威望来整合与协调国会、军队、政府各自的利益诉求，也没有使俾斯麦的大陆体系的思想衣钵演变为德国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而且，德俄不再签订《再保险条约》和法国开始复苏使德国外部威胁越来越大时，在高昂而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德国政策变得激进便是合理的结果。
驾驭局势并不仅仅要成为局势的助推者，也许是局势的“反对”者。顺应民心并不一定必须成为决策者的首要权重因素，决策者顺应民心应当比民众想得更远。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最大、最根本的失败是因为意图驾驭局势而成为局势的盲从者，只知道一味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种权力机构，并不知道如何压制它们的冒进，以致显得自己好大喜功。
拥有好大喜功的心态，在战略设计时就会处处表现得主观臆断。威廉二世意图征服欧洲，再征服海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设计从臆断的角度看，算作“合理”。但是，他的设想是先击败法国、再使英国屈服，尔后征服俄罗斯。这种战略安排仍然将法德世仇和德俄关系置于不必要的紧张位置。如果以俾斯麦时代的整体国家政策来实施这样的设想，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威廉二世的整体国家政策想法更大，就不能局限于欧洲大陆的眼光来进行战略设计了。俾斯麦时代，德国的立足点是欧洲大陆，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立足点是全球。所以，德国先征服欧洲大陆，再行海外之攻略。而威廉二世的战略设计，在没有重创俄罗斯之前，便希望使英国屈服，这无疑是在制造英俄两大强敌。从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看，也的确如此。德国要想征服欧洲，第一步必须征服法国后立即征服俄罗斯。看似法国对德国的复仇之心从未泯灭，但法国不可能在德国与俄罗斯开战之前对德开战。而且即使德俄开战，德国只需要在东部稳住俄罗斯战线，便可倾注军力压垮法国。因为相对于法国而言，俄罗斯要越过东欧、中欧的泥泞、沼泽才能威胁德国，而法国则直接与德国接壤。德国将法国威胁看得过重，而轻视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又高估了俄罗斯的抵抗能力。德国攻击俄罗斯时，即便受到法国攻击，法国也难以有效威胁德国本土。德国的目标应当是在使英国屈服之前征服俄罗斯，而且尽量避免与英国的矛盾扩大。
威廉二世设计的征服海外战略中，当英、法、俄全部屈服之后，要么唆使美国与日本开战，德国坐享渔翁之利；或者唆使俄日开战，与俄罗斯共同瓜分日本；或者推动美、德、日彻底取代英、法、俄共同主宰世界。可见，威廉二世的全球策略多么眛于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的现实：德国距离日本相隔欧亚大陆，如何与美俄共同瓜分日本？美国怎么可能将英国排除在外，而与德国单独同盟？如果德国征服俄罗斯后形成德俄世仇，俄罗斯怎么可能抛弃地利而与德国共享日本？可见，威廉二世完全是身拘于一隅而心却异想天开。
这其中的关节点是英国。当威廉二世拒绝与俄罗斯延长《再保险条约》时，是希望利用英俄矛盾来获得与英国的结盟机遇。当然，英国也不可能如此僵化地看待英俄关系和英德关系。俄罗斯因为德国拒绝《再保险条约》，立即与法国走近，而德国因为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又处于法德世仇的敏感期，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丧失了灵活的战略运作空间，在英国不可能为德国“火中取栗”的同时，再加上德国极力发展海权，对所有国家都咄咄逼人，使英国认为德国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加直接与严重。
德国在英德同盟问题上碰壁后，德国又转向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使英俄矛盾加剧，而且可以减少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当然，德国开始是幸运的，德国重新转向俄罗斯时，正值俄罗斯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争夺，英国利用日本牵制俄罗斯，会使俄罗斯需要德国的支持。但是，德国并没有利用好这一支持。当德国支持俄罗斯在远东牵制日本时，尤其是当俄罗斯战败于日俄战争后，其实对德国而言是天赐良机。然而，当英法都在争取俄罗斯不要倒向德国时，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开始激化，使得当英、法、德都在争取俄罗斯时，俄罗斯倒向了英、法。至此，两大同盟相继成立，双方再无回旋余地。
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其实是开始冰释法德世仇的最好时机，因为俾斯麦对法国的孤立使德俄关系和英德关系处于平衡状态，德国既可以利用英国来牵制俄罗斯，也可以利用俄罗斯来牵制英国，这使法国已经被边缘化，难以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而向德国复仇。法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奥俄矛盾，使德国开罪于俄罗斯。而在威廉二世时代，俾斯麦去职之初，俄罗斯便希望与德国延长《再保险条约》，这无异于使法国最后的希望破灭，然而德国却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使法国可以利用俄罗斯对德国的防范之心。试想，如果威廉二世同意延长《再保险条约》，并开始冰释法德世仇，那么德国则全盘皆活。一是可以使英俄两大强国均无口实来介入法德关系，甚至无力挑动法德新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