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5)
也许如果俾斯麦将用于稳住俄罗斯的精力与资源用于如何运作英德关系，那么也许德国能够获得比后来更多的来自英国的支持。然而，俾斯麦只是着眼于应边境安全之急来构建秩序，也就因此没有将英国置于适当位置。俾斯麦也曾极力推动英德同盟，但却是在与俄罗斯恶化后如此作为，英国又怎么可能为德国“火中取栗”呢？英国为什么不乐见于德俄恶化呢？这使德国在德俄关系恶化时，只能成为欧洲最容易陷入多线作战的强国。因为法德世仇使德国无法与法国保持灵活立场，使得德法关系日益僵化，而德国与法、俄两个欧洲大陆大国关系陷入僵化，英国又不可能在认为德国威胁到欧洲大陆稳定的情况下，像七年战争时期支持普鲁士一样支持德国。德国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消除英国人认为德国是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的始作俑者，这一问题直到威廉二世时代才得以强化。
当俾斯麦离职之后，德国面临着的情况是这样的：西部的边境是渴望复仇并已经开始恢复的法国，东部的边境连接着日益对德国开始厌恶但又担心德国的俄罗斯。这样的德国，自然会想到英国，而此时的英国不仅与法、俄等利益冲突有所缓和，而且根本不愿意与德国站在一起与法俄对抗，因为这无疑是英国为德国“火中取栗”。
德国日益强大之时，整个欧洲和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俾斯麦离职的1890年前后，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经济快速发展；日本经过30年的明治维新，国力已经开始在东亚地区增强；中国（当时的清朝）经过洋务运动也开始出现国力恢复之状；英国和法国正享受着全球殖民体系的红利；俄罗斯不仅在亚洲专注于扩张，而且也在东欧、南欧扩张。德国崛起与英国、法国崛起时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英国和法国崛起时，都是当时的既定大国处于争锋之时：英国崛起时，正值西班牙和荷兰争锋；法国崛起时，正值三十年战争；俄罗斯崛起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在1890年前后，既定大国之间虽有矛盾但远未激化，甚至还有妥协之可能。而且，德国周边矛盾缠身。如果德国仍然沿用以往的大国方式来解决问题，无疑是“用老曲唱新戏”。德国所处的年代是群雄并起，是正在积蓄力量也在酝酿矛盾的历史时期。“德国对于欧洲的均势来说太过强大，而对于整个大陆的霸权来说，又太过于弱小。”[25]
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历史当中，任何一个在突然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变得强大起来的国家，都像德国那样，满怀着雄心壮志来宣扬国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96年宣称：“德意志帝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帝国。”[26]此时，德国的确拥有令人自豪的底气。德国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在它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时，英国、法国、俄罗斯正在吃着“先发者”的“老本”。
力量强大总是伴随着利益向外拓展，德国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其国内的战略视野却并没有随之相应扩大，而只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针对单个国家具有更加主动的意味。德国要么只盯着俄罗斯、要么只盯着英国的战略思维方式，在由内而外膨胀的民族自信心的催化下，对外举措变得令所有大国都感到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由于俾斯麦的冷静与克制，使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其主动的、显著的咄咄逼人的举措与言辞之间的反差，刺激了其他大国的敌对心态。
俾斯麦去职后，“德国的专业外交官中几乎所有人都一致反对再签《再保险条约》”[27]。德国无法再延长德俄关系的《再保险条约》，因为德国再也不希望自己在把握主动权时却需要仰俄罗斯鼻息。而且从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来看，“德国完全有理由依靠英法、英俄之间的竞争而不会出现他们之间持久的相互理解，英国迟早会要求与德国或三国同盟结盟”[28]。德国那个时期作出如此判断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学派的观点来看，英国始终在坚持光荣孤立的立场，德国与英国结盟的提议不可能得到积极回应。所以，德国的新路线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有人认为德国不应当改变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然而，当时的德国面临的现实大陆体系使德国丧失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需要的灵活性。
英德之间没有同盟并不是因为英国与德国没有共同利益。而是德国对危机的认知与英国对危机的认知大相径庭。德国一遇到紧张关系或者危机便可能作出激烈的反应，而英国遇到紧张关系或者危机时便立即作出激烈反应的可能性比德国要小很多。同样程度的紧张关系，德国暴跳如雷的时候，英国可能正冷眼相待。英法之间在1893年和1894年爆发危机时，德国认为英德同盟可以推动实现，但英国仍然在衡量利弊。
从威廉二世的个人情况来看，他既受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受传统的普鲁士贵族精神的熏陶，是德国统一并快速强大起来的见证者，也是德意志民族历史的继承者。拥有“转型一代的双重人格，是处于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时期的旧普鲁士世界与大工业社会的现代世界之间过渡的一代人”[29]。丘吉尔和后来的基辛格等人对于他的个人性格特点均作出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是威廉二世的好大喜功和冲动易怒、色厉内荏使德国丧失冷静以致四面树敌。然而，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便认为威廉二世的个人性格和思想对形成反德同盟的作用被夸大了。
即使德国对英德结盟的提议没有得到英国的积极响应，德国不再延长《再保险条约》，德国的安全形势同样不会恶化。德国的问题是形势平稳时过于高调，令人担心它导致的威胁，而当危机爆发时，又极力避免危机升级，令人看到德国既无力、又无心来应对一个强大的包围德国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既令人害怕，又使人看到其虚弱的一面，这样它孤立于强国林立的欧洲便是自然之事。如果德国在平时尽量低调，不做欧洲政治中心，并且在危机时敢于发力，甚至有可能令所有国家都担心被德国各个击破而争相与德国友好，那么德国的困境可能不至于如此孤立。
威廉二世在德国走向孤立的错误不是颠覆了俾斯麦的大陆体系，而是颠倒了国家与军队的关系。使德国的军政决策体系中，“不是军人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进军，而是政治家不得不根据出击计划调整政策”[30]。有人认为，德国颠倒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是因为军事家主导了政治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只是政治家推脱责任的一种蹩脚的托辞。施利芬计划着眼于两线作战实属对法俄同盟威胁的应对，因为德国面临的欧洲大国格局的确出现了法俄同盟的可能性。军队自然要着眼于最坏的可能性进行准备。政治家并不是根据作战计划和设想与法俄敌对，而是在法德世仇并无缓解，又与俄罗斯的矛盾无法缓解的情况下，德国政治家只能面对这种事实。这种事实使得施利芬计划对事实的预判显得非常合理。僵化地将“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作为教条，影响了后人对历史感知的正确性。
德国1871年统一时的《帝国宪法》第17条中规定了皇帝下的所有命令，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均应由首相副署，如果皇帝与首相意见矛盾，首相意见则具有更大的决定性。这个规定使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由政治色彩。在俾斯麦担任首相期间，威廉一世和继任者菲特烈三世都非常严格地恪守宪法。而威廉二世时期，随着俾斯麦离职，后任首相无论是才干还是威望都只能望其项背。这种局面使威廉二世皇帝大权独揽，首相成为皇帝意志的执行者，而不是国家的重要决策者之一。威廉二世的任何决策都无法得到制约，尤其是充满着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辞，使以满足“选民”为宗旨的国会只能随声附和。这样的德国无疑是强大的。因为无论是俾斯麦时期，还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战略决策体系都只有一个核心，而不是多个利益团体的争吵不休。然而，这样强大的国家，其命运依然取决于顶层对国家实力与国际格局之间权力关系的认知。权力集中有利于国家实力的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国家实力的正确使用。权力集中没有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战略决策的稳定性，使德国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战略，最终令德国自己不知所措，在各种矛盾的可能性中选择导致自己走向孤立的错误策略。
无论德国怎样稳住俄罗斯，俄罗斯仍然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座“火山”。基于俄罗斯不安全的现实，德国只能将对俄战略定位于德俄开战后德国应当怎么办。这又是对俾斯麦对俄战略的矫枉过正。德国军方的错误就是把潜在威胁当作现实威胁来准备，导致在实际举措上刺激潜在威胁过快而变成现实威胁。德国军方僵化的军事准备就是只看到俾斯麦对俄战略的弊端，而没有看到俾斯麦对俄战略中无奈背后的明智。正因为俄罗斯不稳定安分，他才极力避免刺激俄罗斯。德国军方可以在不刺激俄罗斯的情况下疏远俄罗斯，而不是要么盟友、要么敌人的简单思维。
正因为这样的僵化思维，使军队作战计划和战争准备也失去了灵活性，变成如果不打“鱼死网破”式的两线战争，就要束手待毙。这种思维又决定了德国要么与俄罗斯关系恶化，要么在俄罗斯面前退让，使德国最终失去了与整个欧洲大陆进行抗衡的空间。
德国与英国的真正决裂不在于法俄开始接近，而在于德国高调发展海军。《海权论》的出现，符合了威廉二世追求雄心壮志的政治心态和标新猎奇的性格特征。德国在普鲁士时代从未成为过海上强国，甚至连对海上实力地位的追求之心都未产生过。而统一后的德国，工业实力大增，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基础，德国发展海军比之于法国、俄罗斯等传统大国更加令英国感到刺眼。当然，德国发展海权本身并无错误，在一个大国全球争雄的时代里，没有海军不可能参与大国争霸当中。
但是，德国发展海权并没有突破自己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具有欧亚大陆当中最具明显优势的地缘政治位势，可以采取“双头鹰”政策，一边在欧洲扩张、一边在中亚扩张、一边又在亚洲扩张。法国人直接面向大西洋，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多个港口。法国如果与英国矛盾解决，或者处于未激化状态，英法两国的和平使法国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而德国不仅在陆上易遭攻击，而且在海上也仅仅依赖一个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而且意大利与德国同时独立，德国不可能从意大利那里轻易地获取更多的出海口。德国如果大张旗鼓地发展海军，并没有足够的先天条件。德国忽略先天条件发展海军，出现的错误就是错误的海权目标。
德国发展海权以英国为敌。暂且不论英德之间的海上力量差距，只要看到英国即便不进入德国北部海域也可以封锁德国海外贸易，而德国不仅要在确保陆上实力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远洋力量，而且还要在英国随时可能干涉的情况下控制局部海域。这样艰巨而庞大的任务，使德国必然与英国产生军备竞赛。
仅仅从德国的地缘政治先天条件出发，德国也不能与英国在海上出现对抗，德国发展海权的气势汹汹一再促成对德国不利的英德海军竞赛。德国并不是不知道这一利害。然而，德国认为可以悄然无声地快速发展海军，在英国感觉德国海军巨变之前，难以产生必要的敏感。这样的设想无疑是天真幼稚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不可能察觉不到德国快速发展的海军力量，而且会在高估德国海军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强化优势。“两强标准”[31]由此而出。德国发展海权，直接将英国当作假想敌，使德国既不可能防护近岸海域，更加难以远离出海口。其实，德国有一个优势，德国只要控制出海口，英国便难以集中力量封锁德国。因为德国只要近海安全，英国海上优势便难以对德国产生威胁。
但是，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世界政策，将为商业船队和海军的发展所支撑，德国的未来在海上。”[32]这使德国发展海军的目标偏离了德国的实际需要，使英国不仅强化对德国附近海域的海上军力部署，从而使德国难以控制出海口，而且使英国控制德国的出海口割断了德国与海外的力量联系。当德国将中国胶州湾据为己有，并在非洲与法国之间爆发两次摩洛哥危机，完成了震惊世界的“豹的跳跃”时，德国便彻底与英国决裂。
德国之所以运作英德关系失败，主要是高估了英国与法国、俄罗斯的矛盾。俾斯麦时代的德俄关系束缚了德国的手脚。威廉二世看到了德俄关系使德国丧失了他想要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但没有估量到如果在这种基础上破坏德俄关系现状，将使德国更加孤立和被动。英国利用法德世仇来平衡法德，利用德俄关系使德国与俄罗斯互相牵制，而且防止法俄同盟使欧洲大陆出现战略失衡，德国只要不破坏现状，便是英国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杠杆。英国不需要德国来激化矛盾，相反，当德国激化与法俄的矛盾后，反而使英国担心有一方获胜而主宰欧洲大陆。而德国在破坏德俄关系后，激化欧洲大陆矛盾的责任自然会被认为是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