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7)

然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大国之间无论是从心态，还是从应对格局压力，甚至是国内民众压力的传统上，德国既无法向法国妥协，法国亦无法放弃对德复仇。德国在法德世仇问题上只能拖延。拖延的代价就是使英俄两国可能阻止它们和解，而且很可能在英德关系和德俄关系上制造紧张局势，使德国和法国难以冰释前嫌，甚至出现缓和都不可能。因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对法国的羞辱，使德国永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不可能摆脱的战略阻力，德国必须将法国削弱到难以获得其他大国需要的地步，也就是说，使法国永远成不了大国。而法国只有具备制衡德国的真正实力与可能，英俄才会反对德国继续压制和削弱法国。俾斯麦比威廉二世更加明白均势对于欧洲的意义和欧洲对于德国的意义。然而，俾斯麦也没有解决欧洲大国间的世仇和历史矛盾问题。俾斯麦防止欧洲大国矛盾激化的方法是克制，而威廉二世使用的方法是恐吓。这两者都无法最终解决问题。德国无法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这是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的根源。

德国在威廉二世时代，对于主要对手的界定总是模糊不清的。当俾斯麦去职不久，德国认为俄罗斯与法国是德国的主要敌人，德国需要英国来制衡法俄同盟，因此极力推动英德同盟，而当推动英德同盟的希望落实以后，却全然不顾法俄已经形成实质同盟的情况，新的首相基于长期以来的个人信念，对威廉二世提出：“对于德国来说，英国是最危险的敌人……即从长远来看，英德冲突不可避免。”[36]

俾斯麦的战略是稳固的，但仅从策略层次看是明智的，而威廉二世无论从策略看，还是从战略层次看都缺乏稳定性。这源于德国实力的增长使欧洲格局出现变化，而不仅仅是某个历史人物的作用。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开始便缺乏稳定的欧洲战略，而依赖于伟人对国家命运的掌控。当巨匠离去之后，掌权的虽仍然是精英，但都是没有经过刻苦磨练的才俊，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能否识别机遇与陷阱，而他们的心态和才干并不完全能够担此重任。

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塑造源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两大历史阶段：一是从拿破仑战争到1848年革命。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德意志民族历经战乱和屈辱，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民族知耻而后勇，开始了以军队改革为突破口的民族改革，德意志民族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不仅保留了严谨、服从、理性、荣誉心，而且开始探索从封建制度到先进的民主制度，虽然德统一后不像英法那样彻底，但却是将民族本源与外来思想和制度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民族之一。1848年革命无疑是开创德意志民族性格的“门槛”，正是这次革命，从激发知识分子开始，整个民族开始了自由思考，而且开始了由弱者心态向强者心态的转变，从知识分子开始，再到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民族团结”成为民族共识。一个民族走向巅峰时的心态是将昂扬与冷静结合得最完美的时期。从拿破仑战争到1848年革命，德国心态就是走向巅峰时的心态。虽然那时的德国还难以看出要从普鲁士那个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脱胎换骨而来。然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需要休养生息，德意志民族享受到了宝贵的和平，境内刚好出现了思想进一步繁荣和制度优化再造的稳定环境。德意志民族境内各邦开始在经济和贸易上形成关税同盟，在政治上日益消灭了各自为政的小邦体系，而开始了邦盟体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两大集团就此在德意志境内形成。其实，二者中任何一个统一德国全境，都会使德国拥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地位，德国同样会震惊世界。

作为德国而言，其最大利益不是四处树威，而是处处调和。这一点俾斯麦显然是洞若观火，而威廉二世则是受到德国实力增长的蒙蔽，而无视格局对于德国的阻力。德国的战略核心应当是尽量减少外界对自己向海外拓展的阻力。这需要德国对所有国家不是对立和敌对的心态，而应当是妥协与平衡的心态。然而，在那个时候，“主动友好”容易被看成退让，不仅难以向国内交待，而且会容易导致外国提出更多的、最终会超出承受范围的要求。或者，“主动友好”被认为是伪善而不可能获得具有实质意义的回应。德国仍然是基于威胁的心态，而不是重新推动欧洲秩序的心态。从俾斯麦之前的历任治国者，直到威廉二世，“长期以来将俄国巨大的潜在优势（领土规模和人口）和快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看作是对德国的重大威胁”[37]。然而，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俄罗斯也最有可能成为德国坚定的盟友。俄罗斯面临着德国最直接的威胁，这不仅源自于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而且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具有严重矛盾的奥地利是德国的民族兄弟，俄罗斯对德国的防范之心其实并不比法国轻松。实质上，此时的德国在法德世仇无法冰释的情况下，更加要化解俄罗斯对德国的担心。而要化解俄罗斯对德国的担心，首先，要开始主动缓解法德关系，使俄罗斯对法俄共同对抗德国的意志弱化；其次，德国需要安抚奥地利，至少不能让巴尔干半岛矛盾迫使德国在奥俄之间“二选一”；再次，德国在运作英德关系时就不能太热情。然而，当德国失去了诸多内外条件时，这些举措都不可能推动。德国利用英国来减少对德俄关系的依赖，是建立在德国因为德俄关系倍感束缚的基础上的。

民族稳定心态和性格才能使战略趋向于成熟，那么影响战略的各种因素，如实力地位、利益诉求和历史传统、当权者个人因素，才能互相成为推动战略良性发展变化的协调之力，否则，诸多因素使国家利益和当权者对具体偶然问题的错误极端的认知将会大行其道，从而使战略成为投机，要么走向僵化。从俾斯麦直到威廉二世的德国来看，德国并没有稳定的心态，至少不如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心态稳定，这固然和它们三者已经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稳定的国际位势有关，然而，这却是一个发展变化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大的世界的情势的鲜明反映。在一个加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当中，后发者越来越难以保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保持冷静。因为它面临的世界不是像以前那样按部就班，而是日益纷繁复杂。外部压力和诱惑更加多样时，年轻的德国在古老的自豪感、优越感和不安全感的支配下，就像一艘刚刚起锚便先后落入两个性格和行为都迥然不同的掌舵者手中的船，日益驶向了风浪越来越大的大洋当中。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他们二人最大的成功是前者缔造了德国，后者团结了德国，使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仍然屹立于中欧，成为世界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尤其在冷战时，德国分裂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不同发展模式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后，仍然在冷战结束后实现统一。不得不说，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均功不可没。而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从来没有在德国的民族性格中完成新的塑造，以策略者，甚至是投机者和莽夫的心态来实现德国的雄心壮志。

德国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成功的挑战者，其成败得失仍然取决于能否对既定国际格局加以利用从而趋利避害。德国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欧洲的新主人，而仍然是一个主妇，行持家之事而无持家之权。俾斯麦寄托于在英俄和奥地利之间左右逢源，并不旨在改变欧洲均势，当然能够使德国在欧洲风头正劲。而威廉二世其实并无改变欧洲均势之意志，其个人雄心壮志无非是美好愿望罢了。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时便可看出，只是出于“面子”需要，而使自己骑虎难下。当然，德国转型的失败带给欧洲和世界的却是动荡和危机，从这一角度看，德国的崛起为美国做了“嫁衣裳”。在德国统一之前，也仅仅只有拿破仑法国使英国处于最危险当中。而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英国没有感到直接威胁，便开始构筑反德包围圈，这在英国的历史上是霸权地位弱化的象征。法国挑战英国的失败，使英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德国挑战英国的失败使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显然反映的是一个历史的潮流：既定格局的受益者，必须令既定格局潜在的破坏者同样成为受益者。英国没有做到使法德共同成为受益者，而美国比英国做得更好，但同样出现过历史错误。德国的愿望是成为格局的受益者，而不是颠覆者。然而，它给人的印象就是实实在在的颠覆者形象。

一方面，德国从心底里感到面临着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的被包围危险，这是普鲁士历史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安全感的延续，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德国在久经战乱和屈辱后，重新一跃而起，其中的民族自豪感难以以朴素的语言来形容。在这两种心态的支配下，德国能否保持自我克制与冷静，的确是一个难之又难的挑战。所以，此时德国民族性格也是欧洲大国中最难以驾驭的。至少从这点看，威廉二世要花费比其他欧洲大国的同行们更大的精力来驾驭德国。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数学、音乐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处于当时世界的显著位置。德国的民族性格，其多样化的复杂程度是所有民族中都难以想象的：严谨并富有想象力；讲究诚实、纪律和秩序但又容易因孤傲而轻视其他民族和种族。这就反映出时而充满着豪情，像个浪漫主义者，时而充满着理性，像个极端的务实主义者。俾斯麦时代和威廉二世时代的对比恰好印证了上述矛盾。

在欧洲长期的历史中，德意志民族是欧洲的主导性民族，而在民族国家成立之后，德意志民族并没有建立起自己强大的统一国家，反而饱受大国摆布甚至欺凌。自豪感与危机感复杂交织的德国，自然容易盲动。德意志民族没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之前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再加上位于四战之地的中欧，在饱受战乱之后的统一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逐步走向盲动。德国统一后被德国民众认为仅仅是民族的崛起，而不是新型国家的成立。这种心态是任何一个经历了诸多波折和屈辱后重新强大起来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染上的。这种心态使德国在大国矛盾重重和格局不稳的情况下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强大起来的德国如果走向战争，便是世界之祸，而如果走向和平，则是世界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