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4)
俾斯麦对法德世仇的无法化解导致的恶果就是德国在两边战略都推动了灵活性。俾斯麦向俄罗斯外长哥尔查科夫表白：“如果德国的一个好朋友要求他，为了保持他们相互之间更好的友谊就要把俄国当作敌人来对待，那么，德国一定要和这个朋友保持距离。”[18]也就是说，德奥同盟的目的就是迫使俄罗斯必须加入到三皇同盟中的迂回之策。然而，因为总体格局的僵化，最终使德奥同盟成为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俄罗斯反而可以自行其是，甚至与法国结盟，这无疑是德国对俄的失败。当然，失败不是根源于对俄罗斯的判断上，而是利用格局的方式上。
俾斯麦将俄罗斯作为联盟体系的主轴，一切均围绕稳住和制衡俄罗斯而进行，但举措过于随意化，以致许多同盟失去均势格局节制。构建均势者，最终破坏均势，从这个方面讲，俾斯麦的节制只是宣示德国非好战，而不是内心具有节制的能力与真正的战略定力。多个同盟的重叠使基本的价值原则变成短期的务实心态，这无疑又促使同盟各方以极端现实的心态对待同盟。这种心态支配下的同盟，其可靠性和严肃性其实已经荡然无存。因为缺乏所有利益相关大国的集体协商，所有矛盾只能依靠个别大国从中以所谓的游刃有余的纵横之术来缓和，反而使固有矛盾继续固化。俾斯麦的成功只是证明了所谓的均势体系的失败。
德国统一对欧洲均势体系最大的冲击不是主人代替主妇，而是欧洲均势体系的构建者沦落为欧洲大国秩序“牌局”的观望者。以前欧洲均势体系的中心位于奥地利，而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在巴黎重新出现的迹象。而普法战争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处于尴尬地位的奥地利已经认识到自己更加无力与统一的德国来延续普奥关系，必须以一种新的模式来界定德奥关系。因为奥匈帝国已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大国。奥匈帝国西连德国、东连俄罗斯，与德国同文同种，而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奥地利只能利用德国这一新兴强国来抗衡俄罗斯。奥地利必须依附于德国才能勉强维持名义上的大国地位，奥地利能做的事情是尽可能使德国认为德奥同盟是德国战略同盟体系中最为可靠的。无疑，从后来的历史看，奥地利是成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大同盟集团的形成便是佐证。而且奥地利对于奥俄之间在巴尔干的矛盾的使用可谓利用大国矛盾的经典。奥俄矛盾的存在使德国始终认识到如果因为奥俄矛盾而放弃奥地利，德国很可能在德俄关系上处处被动。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前后的对俄战略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变动。俾斯麦亲俄立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德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在俄罗斯对德战略中并未反映出来。俄罗斯仍然以对待普鲁士的心态来对待德国，并且“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19]。这样的互动至少会造成一种恶果：当对方出现一个超出己方的心态的举动时，出乎意料会导致对对方意图破坏现状和威胁的过分误判。而实力地位的改变必定会出现超出惯常心态的举动。
德国亲俄立场不是内心亲近和战略立场一致，而是稳住和制衡。所以德国不但利用组建德奥同盟来震慑俄罗斯，而且推动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签订“《地中海协定》”[20]，意在从俄罗斯南方出海口上制约俄罗斯。德国悄悄参加《地中海协定》后，又在《再保险条约》中向俄罗斯承诺，德国支持俄罗斯在地中海问题上的立场，无疑，俾斯麦此举实质上是鼓励俄罗斯向黑海和地中海扩张，从而与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发生矛盾，使俄罗斯和英、奥、意均需要德国作为平衡手。
然而，这样的设想只适合于危机不爆发时，一旦危机爆发，德国在俄罗斯和《地中海协定》缔约国之间便只能左右为难。德国在俄罗斯与英、奥、意之间互相矛盾的立场，不仅使俄罗斯认为德国在出卖自己，还失去了与英国合作的可能性。这样，德国在德俄关系中处于僵化地位时，又难以获得英国的谅解，所以当俾斯麦的继任者推动新路线政策时，只能向英国让步，但并未获得英国与之进行对等交换。1890年7月，德国与英国签订《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时，以东非部分殖民地与英属北海赫尔果兰岛交换。德国虽然作出重大让步，但仅仅获得了英国与德国的暂时友好，而且又为英德未来地缘政治斗争和殖民地冲突埋下了伏笔。
德俄关系的断裂不是俾斯麦对俄战略的错误，而是德国和俄罗斯追求赤裸裸的现实利益的极端利己者互动的必然结果。当俾斯麦将俄罗斯作为大陆体系的主轴时，便已经决定了德国面临着俄罗斯始终将法俄同盟作为制约德国的险境，而俾斯麦富有技巧的同盟运作一直在化解俄罗斯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这相反给俄罗斯增加了压力，最终难以避免德俄关系暴露本质的结局。法德危机中俄罗斯先吓阻德国威胁法国，再是在近东危机中，德国在柏林会议中令俄罗斯沙皇甚至认为那是一次俾斯麦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尽管俾斯麦极力声称他“对俄国所作的贡献，比起俄国自己的外交家所作的总和还要多”[21]。俾斯麦后期，德俄关系已经到达极限。德国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迎合法国组建法俄同盟，而俄罗斯认为德国在奥俄矛盾中必定会偏向于奥地利。而英国又以作壁上观为荣，如此的欧洲，看似中心位于德国，实则根本没有重心。
俾斯麦判断大国威胁时，仍然沿用普鲁士时期的思维方式，在获得更加强势的实力后，保持冷静和克制是应当的，但对法国和俄罗斯的举动比普鲁士时期更加敏感，这反映了德国的地位来之不易，也反映了德国并未成熟到可以驾驭欧洲格局的地步。德国、俄罗斯其实都不具备驾驭欧洲格局的意志与能力，真正最具这种能力的是英国。俾斯麦的成功是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并未受到英国与俄罗斯的强力干扰，而这又并不是单纯的俾斯麦式的成功，而是英国和俄罗斯都不希望法国继续强势恢复到拿破仑时期，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传统弱势地位没有引起英国和俄罗斯足够的警觉而使俾斯麦获得成功。俾斯麦的失败之处就是过于看重俄罗斯而失去了与英国更加良好互动的机会。俾斯麦的失败使后来者在无法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失去了与俄罗斯保持弹性的机会。
俾斯麦的个人性格非常适合危机时代，而不适合危机之后着手根除危机的缓和时代。每一个新兴大国，在初始阶段无一不被伟人的个人性格和其对偶然事件的应对所掌控。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统一的可能性一点也不会比他担任普鲁士宰相时小，只是进程问题。因为在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小邦之间已经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甚至出现了欧洲首个地区性关税同盟，甚至还可能不用王朝战争的方式统一。但俾斯麦这一伟人的出现，使德意志民族身上固有的铁血意志和理性思想在可能的最短时期内迸发出来。在这个最短的时期内如此辉煌，也许连俾斯麦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何况普通的德意志民众。但是在德国统一之后不久，他便提出：“无论如何我们在将来需要的都不仅仅是作战的军备，而且还需要有正确的政治眼光以便使德国这条航船通过种种同盟的激流。”[22]可见，俾斯麦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从这一点看，他超越了路易十四、拿破仑，超越了查理大帝和腓特烈大帝，但还没有超越欧洲的历史，因为他从来都只是黎塞留、卡尔斯雷、梅特涅等均势体系构建者的翻版与模仿。俾斯麦的历史作用只是将欧洲历史舞台的主角进行了转变。然而，正是这一主角的转变，才开始了整个世界的巨变。正是因为俾斯麦的理性与克制，使英国认识到德国的出现只是另外一个法国而已，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德国对欧洲大陆均势平衡的必然破坏作用。英国并没有将英德关系置于应有的地位予以重视，所以，英国也就不可能想象到德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破坏比之前的拿破仑法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俄罗斯还要强烈。俾斯麦的出现是在为世界性巨变做准备，如果没有德国这一强力挑战，也许英国被美国取代的历史进程不会只限于短短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国改变了欧洲，为美国的崛起与称雄作出了最合理、最公正的注脚。
威廉二世时代：纠错中的冲动与误解
威廉二世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又为普鲁士贵族的尚武精神所感染，年仅29岁便已经担当刚刚统一仅9年的德国，自然具有老臣俾斯麦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感和雄心壮志。威廉二世提出的世界政策，反映了德国实力日益增长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的喷发，但也深深地带有威廉二世的个人痕迹。俾斯麦之所以冷静而克制，并且注重德俄关系，其本质就是要求德国不能冲动，否则容易四面树敌。
威廉二世既没有俾斯麦在民众和政党中的威望，也缺乏俾斯麦的战略定力。当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处于激昂状态时，尚有俾斯麦可以驾驭，而一旦俾斯麦去职，被压抑的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处于亢奋之中。这种情况下，雄心壮志且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威廉二世岂能没有“士气可用”之心。“顺应民心”不仅是帝王驾驭时局的有效方法，而且还能彰显雄才伟略。
威廉二世其实也看到了危险，看到了俾斯麦时代德国的软肋，受制于一个根本不稳定的俄罗斯，所以威廉二世开始热衷于英德同盟。然而，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只希望与德国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进行有限合作，对于同盟毫无兴趣。而且，德国已经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利用英法、英俄矛盾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建立起广袤的殖民体系，这一巨大成就使英法、英俄矛盾暂时平息，并使英国有精力对德国日益扩大的殖民体系予以密切关注。此时的德国如果能低调行事，那么英国拒绝德国结盟提议的方式也许不会令德国感到羞辱。如果没有感到羞辱，威廉二世也可能不会在之后那么咄咄逼人。
俾斯麦亲俄政策的后果就是使德国因为俄罗斯而日益丧失自由行动的空间。威廉二世既不愿意在俄罗斯面前感到被动，但也不愿意与俄罗斯决裂。所以，在《再保险条约》到期之后，威廉便着手构建新的德俄关系条件，这些条件又使在德国面前总是处于心理主动的俄罗斯难以接受。因此，德俄关系失去条约保护，这又给时刻想复仇的法国以推动法俄同盟的机会。德国之于俄罗斯，只是希望随着德国国力的增长对俄罗斯有所制约，而俄罗斯并不买账，仍然根据俾斯麦时代的德俄关系来构建德俄关系。德俄关系的破裂，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俾斯麦对俄罗斯的影响过于敏感，甚至有所高估，以致俄罗斯从来不愿意在战略层面上对德国有所妥协，俄罗斯的这种心态延续到了威廉二世时代。
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作为欧洲政治中心的代价是失去了对周边大国的战略自由权。其后果却由不可能完全延续俾斯麦政策的威廉二世来承担，而威廉二世又矫枉过正，这是一个新兴强国的悲剧。新兴强国的奠基之人，通常能够冷静、克制，经过多年的政治风浪与磨练，而新兴强国的继承者，通常锐气十足，往往容易出现这样一个情势：即使没有失去对国际格局与实力地位的正确判断，在落实理性战略的具体言行中也会显得不合时宜地咄咄逼人。
有人认为是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导致了德国陷入与英、俄、法同时对立，威廉二世个人在德国的战略转向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应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历史往往夸大个人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中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战略，其失败战略的制定和贯彻都应当由主要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威廉二世也许有好大喜功之特质，甚至是色厉内荏。但是，俾斯麦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激发使德国再也不可能分裂，即使是在后来长达59年冷战的分裂状态，德国仍然重新统一，这不得不归功于俾斯麦对德国富有理性与激情的构建。然而，俾斯麦是在“梅特涅的体制中培养成人”[23]，自然会带有非常深刻的均势与同盟的痕迹，而且深深沉醉于均势与同盟的现实政治当中，势必又会受到均势与同盟的局限而不自知。俾斯麦也许认识到了梅特涅体系的弊端，但仍然指望用梅特涅式的均势与同盟方式来解决德国的问题，如何能够成功呢？如果俾斯麦能够以解决欧洲的问题来解决德国的问题呢？历史已经过去，但后来人却可以从中假设而使自己站在远端更加清晰地观察历史。
极端的利己者，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习惯性地忽视世界格局的大势。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看，德国对于世界格局失之于理性的分析，并不是始于威廉二世，而是始于俾斯麦。世界上主要矛盾是英俄矛盾，而德国尚未对如何利用英俄矛盾进行全盘规划与运作，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地自顾安危。
俾斯麦的如意算盘是“除法国之外，所有强国全都需要我们；并且利用它们互相倾轧，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盟来反对我们”[24]。然而，当所有强国都需要德国时，德国也就更加需要其他强国的配合。而现实是，并没有哪个强国甘愿“配合”德国。当俾斯麦离职后不到一年，法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同盟协约，次年又签订了军事协定。俾斯麦极力阻止的反德同盟已初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