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6)
当双方持续着经贸以满足双方物质利益时，政治层面的无声博弈已经根植于心，而且影响到了双方对对方的意图的判断。中国对日本的认知从未从历史中走出来，而日本也从未在历史中汲取教训，继续将中国界定为穷弱之国。而当整个20世纪90年代即将过去之后，日本猛然看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并且时刻保持着对历史问题的警醒时，日本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冷战的结束，中美并没有因为共同威胁——苏联的消失而立即开始走向对抗，虽然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是中美之间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出现了巨大的贸易增长。美国出于天然的现实利益诉求，更不愿意将中国推向苏联式的敌对立场，而中国需要避免过分刺激美国敌对心态影响到经济和科教等正常的国家建设，美国是唯一可以令中国失去外部稳定发展环境的国家。
中美之间并没有因为台湾问题而失控，日本不可能利用美国来帮助自己对抗和遏制中国。所以，日本与中国对抗并不是日本的最佳选择。但是，日本也不愿意实现关系的平稳，中日关系的平稳意味着日本只能束手无策地坐看中国走向强大，而使自己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夹在中美之间毫无作为。对日本来说，在中日关系中对抗和平稳都不是最优选择，日本的左右为难可想而知。而且，令日本最为不快的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战略定力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日本无法因为中国犯错误而获得中日之间的主动权。
但是，日本在美国全球霸权格局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而突破本土防卫型的战略，逐步走向远海。其中之一就是，开始公开对钓鱼岛和争议海区的实际控制，激起众多争端。应当说，日本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利用了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定位的改变，在中日无声博弈中占据了一定的先机，但是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主动地位，更加谈不上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效应。日本加快推动走向海外的军事步伐，是建立在美国的控制日益严格的基础上的；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并没有获得美国首肯；中国也没有为日本的举动而过度反应，仍然坚持着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走向强大。
日本走向正常大国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谋求正常地位，而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努力效果。因为中日关系从来没有超越中美关系与美日同盟的框定。实质上，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国意识到日本的战略价值。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或者日本屈服于中国，或者中日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展双边关系，无疑是在撬动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尤其是当苏联解体之后，欧洲陷入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重构当中，美国难以将主要精力用于亚太地区时，更加需要中日关系处于微妙的矛盾与合作共存的状态。美国不仅需要日本走向海外成为它的助手，同样也需要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市场，所以，美国在巩固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仍然在中日之间待价而沽。这就是中日之间难以互相认同，导致历史问题和海洋、海岛争议问题在中日之间不时浮现的根本原因。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乏力，处于低潮期，急需重振民族自信，对于日本而言，再也不可能通过压制中国来谋求信心重振。但是，日本争当正常国家却建立在这一错误的思维基点上，即必须压制中国，使中国难以反对日本，这样日本才能迈过正常大国的门槛。实际上，日本过分与中国亲密或者过分与中国疏远都对其不利，因为两个极端都为美国所不容，日本在美日同盟关系中谋求提高地位的空间会非常小。最明显的就是1992年日本启动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一体化谈判时，“由于美日同盟的束缚，以失败而告终”[26]。日本的弱点在于美日同盟使日本难以把握战略平衡。而当日本走向海外，不得不使中日海洋和海岛争议问题浮上水面时，可供日本选择的变得更少。
小泉纯一郎时代：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回归
小泉纯一郎时代是日本在可供选择日益减少时努力挣脱束缚的开始。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面临的情况是，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日本的产品、科技蜚声海外。日本是冷战最大的受益国，在冷战中仍然倚重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走向海外。日本拥有充足的底气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然而，日本也存在着巨大的短板。
日本走向海外的意志越强烈，美国的影响就越大。日本在海外走得越远、越深，越需要获得美国的赞同。而日本在走向海外的步伐加快并更具主动性时，中国的担忧日益明显，导致中日关系降温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而日本面对中日关系日益增大的压力，也对中国施以更大的反作用。俄罗斯在经过苏联解体后的低潮期后，国内形势开始走向稳定，日俄双方的北方四岛问题开始升温。这些因素导致日本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所拥有的国际自由空间越小。中、美、俄对日本的影响与压力与日俱增。
在中曾根之后，从来没有一个首相像小泉纯一郎那样获得强势的政治支持，小泉纯一郎的个人风格是战后首相当中“最不尊重”美国设立的“内阁制”的，然而，小泉纯一郎维护美日同盟的态度却是最为坚决和彻底的。小泉纯一郎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其在日本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发展低迷后获得了超高的民众支持和舆论支持，小泉纯一郎经常将以前的决策方式和模式束之高阁，权力集中的迹象非常显著。以首相为主导的决策体制是小泉纯一郎时代赋予日本的最大转型动力。
以前的首相，除去吉田茂之外，其余皆为派系妥协的产物，甚至在划时代的中曾根时期，中曾根亦将主要的决策能量用于协调各种派系之中。而从小泉纯一郎开始，因为权力集中而使国家的整体战略取向日益明显。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就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日本，对于国际局势变化的反应比以前更加敏感，决策速度也比以前大部分时期要快，对于打破战后束缚的声调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高。小泉纯一郎坚决将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石，以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且其最大的战略效果，不是因为获得美国的支持而对一些事件进行被动反应，而是在针对事件进行主动变化时仍然获得了美国的理解甚至是放纵。小泉纯一郎使日本由单纯的跟随者、被动应对者，开始向主动变化者，甚至是部分问题的引领者转型。
小泉纯一郎时代要使日本加快在国际社会中的转型步伐，获得国内民众和公共舆论支持是前提。然而，对于小泉纯一郎而言，日本民众的支持影响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当小泉纯一郎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和舆论支持时，小泉纯一郎要推行自己的主张会遇到比所有前任更少的阻碍。另一方面，日本民众经历了战后的“民主改造”，经济发展繁荣，在西方文化、制度成长中，日本传统民族文化导致日本民族性格发生了变化。日本开始将西方文化、制度融入自身民族传统的同时，使自身民族传统开始在继承传统与吸收西方思维方式中左右摇摆。日本一方面宣称和平主义，另外一方面，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人数也在增长。日本社会的分裂反映的是日本民族性格转变中经历着必然性的分裂，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性格转型中必经的阶段，刚好小泉纯一郎遭遇到了。正在经历着性格转变的民族，却又出现了一个固执的，对变革又有些偏激的领导人，注定了这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多事之秋。
然而，当中日关系开始快速冷却和美日同盟出现升温时，“9·11”事件的爆发，打断了美国改变全球战略的正常节奏，使美国骤然将全球战略重心移至中亚和中东地区反恐。这似乎使日本看到了大步走向海外的机遇。因为美国拉长反恐战线的同时，需要日本在越来越长的战线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不断催促日本，甚至逼迫日本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这使日本具备了实质性的海外军事部署和行动能力。然而，从长远战略看，美国在全球反恐战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日本作为仆从者的地位得以固化，日本的正常国家梦必须以新的思维来落实。因为美国反恐使美国加深了对欧亚大陆的渗透，配合之于北约和美日同盟，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反恐，使日本的战略远景变成了美丽的“海市蜃楼”。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认为世界中心已经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世界应当由美、日、欧来主宰，其中，美国管理美洲、欧洲管理非洲，而由日本来管理亚洲，这一明显的以旧的思维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新秩序设想，在美国通过反恐强化对欧亚大陆的控制的战略下，被撞击得粉碎。
当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虽然日本紧跟美国，拓展了与沙特等亲美国家的关系，而且还通过参与伊拉克重建，发展了与新伊拉克的关系，从而获得了更为可靠的石油供给。随着日本对石油，尤其是对中东石油的日益依赖，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既定石油供给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需要。因此，日本对于另外一个产油大国——伊朗的需要也日益紧迫。然而，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和反核扩散力度的增强，美国加紧对伊朗的制裁迫使日本难以从伊朗获得期望中的石油收益。可见，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使日本既必须跟随美国的“便车”，同时也受制于美国的“便车”，而不能自主选择“下车”。作为冷战中发展最快、国力增长最明显的国家，雄心壮志在短短十年内便破灭，个中滋味只有日本自己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