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2)

日本利用美国保护和控制产生的最大红利不是无须付出代价而坐享安全，而是利用与美国政治上的协调，通过美国与西欧国家取得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且加入西方的经济体系，在自身勤于学习的基础上，利用西方对能源和市场的依赖，稳定自身的能源供给并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日本在西欧和东南亚、美洲大陆，利用与美国的协调，不仅发展经济，而且在政治上开始逐步改善自身的历史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在战后初期遗留的历史形象。从1964年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开始，日本不仅凭借美日同盟广泛深入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且实现了经济腾飞，于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如果美国与苏联、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那么日本的地缘战略价值将会减少，因为三个大国无须为对方的威胁而增强地缘条件中的缓冲区。而美国与苏联、中国处于敌对、敌视状态时，日本作为中间地带的价值便会凸显。对于美、苏、中而言，得日本者，便得西太平洋之主动权，向南则压制中国台湾与中南半岛，向北则紧扼美苏间的白令海峡。美国利用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在日本的占领问题上，对于苏联形成压倒性优势，又因为冷战，使苏联难以利用日本来制衡美国。而美国则可以利用日本来遏制苏联和中国通向远洋的通道。

日本与台湾地区构成了美国冷战前沿中的两大钳形攻击手。而日本是这两大钳形攻击手中的主要一支。因为台湾当局的弱势地位和与新中国近在咫尺的位置，使美国在弃台和保台之间徘徊，而对于日本，美国绝不能后退。吉田茂似乎看透了这一利害关系。而且他还认识到苏联和中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战略诉求都迥然不同，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早晚会势同水火。所以，日本开始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制造苏中裂痕。

其实，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日本无法回避的。从吉田茂内心来说，日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于日本具有重大意义，但鉴于美国孤立中国的意图，只好将中日关系搁置。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通过后，日本对苏联态度强硬，并对中国不理不睬，这也正是美国所需要的。这使日本在苏日关系的运作上获得了美国的放行。在苏日建交的问题上，日本不仅获得了苏联重新的外交承认，而且还成功地使中国认为自己遭到苏联的背离与伤害而独自与自己的仇敌发展外交关系，这一举措使美国倍感满意。日本运作苏日外交关系和中日关系既是日本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日本获取美国允许下的行动自由权的实现。

这样的结果就是日本可以在美国的允许和督促下积极发展日台关系。发展日台关系，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难以南下变成了易于南下。日台关系发展，又使日本可以利用海外投资和发展出口来修复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日台关系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受到影响，对日本算是长远之举。而且，对于日本而言，当时的新中国虽然可以从中苏同盟中获得支撑，但是并没有出现与美国缓和的迹象。日本发展日台关系无疑使新中国与日本之间无法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因为台湾问题存在于中日之间，那么其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两国。

虽然旧金山会议上，新中国代表和台湾当局都没有受到邀请，但当时朝鲜战争正处于激烈的战事当中，美国自然希望日本与台湾当局建交。吉田茂自然明白内在的利害关系，“万一日本因贸易和其他经济上的利益，而同北京政权之间建立某种友好关系，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将不得不发生很大的动摇”[7]。吉田茂在1951年12月24日发表了著名的《吉田茂书简》，向美国承诺不承认新中国政权，媾和对象是台湾当局。

此时的吉田茂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而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吉田茂因为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更大的利益空间，而且并没有放弃与新中国对话的渠道。因为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使日本在英国方面获得了外交支持与谅解。而英国则是对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这一立场持保留态度的。所以，日本可以通过与英国的协调来为中日关系的运作留有余地。

在与台湾当局正式启动媾和程序前，1951年3月，吉田茂与来访的何应钦说：“从所谓中日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止，日本始终以蒋介石总统领导的国民政府即中华民国为交战的对方。战争结束后，由于蒋总统的宽大处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和侨民才得以安全回国。”[8]但是过后他又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9]从个人政治倾向来看，吉田茂属于极端反共分子，在日本宣布战败后便对天皇说：“如仅就战败而言，尚无须为国体而忧虑。以维护国体的立场来说，最堪忧虑的，与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由于战败而可能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10]然而，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要求他突破自身政治立场的局限性，争取拥有众多人口的新中国作为伙伴。

日台关系从来就不可能超越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对日本巨大的诱惑和潜在的政治、安全影响。当美国参议院顺利通过对日媾和条约后，日台媾和便立即开始。当时的台湾当局急需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来孤立新中国政权，所以在日台关系上作出巨大让步，希望日本在日台关系的运作上彻底孤立新中国。日本当然在政治和姿态上也需要如此迎合台湾当局，尽管台湾当局提出：“日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国全部领土的主权。”[11]而且在历时两个多月谈判中，举行了18次非正式会谈和3次正式会谈，最终却在旨在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台条约中隐晦地提出：“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之下的全部领土。”[12]这种表述使得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取决于台湾当局将来能否成功地控制全部中国领土。如果能，则日本便可以因为支持台湾当局而获得中国全体的外交资源，如果不能，那么日本也可能在适当时候不受台湾当局限制与新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日本在日台条约后享有一个战败国难以获得的自由权和灵活立场，史无前例。这不仅取决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这一大的战略框架，而且台湾当局也需要争取最大的国际承认来“代表”中国。所以，在赔款和外交问题上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日本在新中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进行取舍是在冷战夹缝中和美国压力下的妥协退让，当然也在妥协退让之余为以后的运作留有余地。这获得了美国的首肯。当吉田茂公开表态称：“这个条约是日本和现在统治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我方虽然希望将来签订全面的条约，但此次签署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13]美国认为这是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和约，不涉及领土安排，只限于现在或将来事实上国民党能够控制的领土范围。这也反映出美国在对待东亚秩序问题上，利用日台之间的和约来制约台湾当局的意图。因为台湾当局能够控制多少实际领土，实际上取决于美国的帮助。

战后初期的日本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为冷战爆发和加剧失去了一个重新构建关系的历史契机。这使得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芥蒂和积怨不可能像法德那样，至少因中日之间达成谅解的外部环境缺乏而导致主观意志的削弱。日本因为战败而在美国的控制和保护之下，中国因为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需要，实行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中日之间本来在历史上仇恨未解，战争刚刚结束又分属两大敌对阵营，双方均丧失了灵活立场来运作关系。然而，中日诸多历史争端因为冷战而隐藏，并不代表可以得到双方共同的对等默许。中日双方在努力表现出自身的独立地位时，又不可能按照自身期望使矛盾朝着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接着中日双方分别与美苏达成同盟，都是因为同盟能够满足战后各自的需要，而中日双方却又因为各自的同盟，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利益。但是，从双方的地缘政治条件来看，日本要远远优于中国。中国在战后初期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而且主要的力量短板也在海上。因此，根本无力解决遗留下来的海岛问题。而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基本上只有政治和心理上的外部威胁，而无实质性威胁。苏联和中国不可能在海上突破美国对日本海的控制而威胁日本，而日本却可以在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冷战总体部署中享有比较大的自由来筹划和准备海岛和海洋争端。中国虽然具有中苏同盟的支撑，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海上力量，便在心理上处处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和影响。中国不仅无法走出海洋，而且因为海洋的压力，在内部经济建设和内陆安全上受制于人。所以，从同盟角度看，双方客观环境的对比说明了美日同盟使日本得到了所期望的本国领土安全的同时，得以利用本来应该用于军备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而中苏同盟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援助上具有实质意义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地缘政治意义。针对战败后的日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仍然强调中苏要“加强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14]。中苏同盟并没有使中国获得地缘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中国仍然受着海陆的双重威胁，同盟只能满足暂时的安全和经济恢复的需要，而日本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威胁。这既是由双方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也是由各自不同的历史造成的。

随着冷战的加剧与深入，中日之间的隔阂没有机会消除。然而，两个国家有一点是趋同的：二者都希望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显然比日本先行多年。中国的独立自主不仅始于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五千年来民族文化的积淀，而且来自于地缘政治斗争导致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苏联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只是利用中苏同盟使中国成为东欧那样的卫星国。美国从新中国刚建立起便处于敌对关系当中。海陆双重压力下的中国必须走向独立。日本自从受到美国改造之后，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安全压力，日本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科教，二是利用美国的地位走进西方国际社会。日本不需要考虑国家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在没有自己独立制定的宪法、没有对外宣战权、没有自己的法理意义上的军队的情况下，日本需要考虑的方面只是集中于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发展。所以，冷战时期，日本是在安全威胁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正常发展的，而中国却只能在不断受到来自两个最强国家的安全威胁下进行国家建设。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历史积怨的催化下，使中日之间无法取得任何层面的心理认同，这就决定了中日之间如果走近，那么也仅仅是现实利益上的互相需要。

日本在战后初期，需要美国的帮助以恢复经济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日本要重返国际舞台，在外交上更应当唯美国马首是瞻。所以，在中美敌对的大背景下，中日之间即使互相需要，也难以进行正常的国家间交往。然而，中日之间的贸易并未完全中断。中日之间的贸易对于中日都是贫困者之间的互相“取暖”，其意义对于中日两国而言更加特殊。因为经济困难的日本需要中日贸易，尽管规模较小。但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中国的敌视，同时又需要复兴日本经济，迫使日本中断中日贸易而转向开辟东南亚和南亚市场，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甚至当英国等英联邦国家拒绝与日本就入关问题进行谈判时，美国承诺降低向日本降低关税的国家进入美国的关税。可以说，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加入了世界大市场，使之在进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上，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自此，当吉田茂时代结束时，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拥有主权独立的国际法理地位，同时，也利用冷战的全球格局开始在美国的控制之下重新走向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是，日本已经具备了复兴经济和发展科技的内部条件。但是，这也决定了日本既然成为了冷战的受益者，其任何举动都不可能超出美国的需要和允许。

田中角荣时代：开拓者的起步

日本借助冷战中遏制苏联、中国的地位和自身努力，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获得了黄金般的发展。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科学技术非常发达。日本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同样也是能源消耗大国。而此时，日本仍然局限于亚洲、中东和欧美，甚至是非洲的“商人”角色和美国的“跟班”角色。而经济和科技的腾飞必然增强政治作为的期望感，日本处于一个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