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教育始办学(4)

自此之后，光复会遭到破坏。不过，陶成章、章太炎又在国外重振旗鼓，到辛亥革命期间，光复会的力量又重新崛起。

孙中山在电文中说过：“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功上海、复浙江、下江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与天下。”孙中山对蔡元培的贡献是给予肯定的，虽说蔡元培已离开光复会，但他的功劳不可磨灭。

后来毛泽东也称赞蔡元培“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领袖”，这样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也没忘记蔡元培的革命工作。

几年来，蔡元培因热衷救国而涉足革命，虽说热情很高，但终归还是不能忘情学术。是时，蔡元培的革命目标显得模糊起来，他不禁感到一片茫然。

此时，蔡元培心中涌出另一个念头——出国。他曾自述当时的心情：“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

1906年春天，蔡元培离开黄浦之畔，回到故乡，在绍兴学务公所担任了所长，推动邵属八县的教育发展。

4月下旬，学务公所正式成立，蔡元培在培训师资之后创立了师范学校，但经费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遂辞职。随后，他回乡兴学，为期两月，之后又准备返回上海。期间，他收到友人来信，得知清政府将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友人让蔡元培也一并进京登记。

早有留学之心的蔡元培闻听此消息，怦然心动，这一机会无异于天降馅饼。如此，他于6月先去上海，迎送章太炎远赴日本，随后参加邹容死难周年纪念会，了却其墓前修建纪念塔的心愿。这些年的沪上革命，也就在此画上了句号。

6.初圆柏林梦

蔡元培供职翰林院之时，就曾阅读过许多新学著作和译本书籍，因此对国外的一些情势有一定的了解，但他所读书籍有局限性，不能说是广泛。

在改良运动中，新学中所体现的新思想深深吸引着他，他对此羡慕不已，继而开始对新学有了新的认识。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极其的赞赏，融会贯通之后，便独有一番深刻见解。这些认知，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蔡元培。

对那些浅尝辄止者的浮泛议论，蔡元培常常表现出深深的鄙视。他曾说过，学术不精，就不要拿出来论道。显而易见，蔡元培着迷西方文化，是有意把中西文化相对比、攀援，这从侧面显示了他的思维取向。

蔡元培努力学习外文，扩大知识领域，他的亲友劝其游学时，他说道：“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如此明确的学习目标，才促成他德国的苦学之路。蔡元培选择德国，其原因大多还是因德国的文化地位。在整个欧洲来说，德国文化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而德国也是蔡元培深深着迷的地方。

蔡元培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城，到翰林院销假。然而有留学之心，却没有机会，蔡元培为此极为苦恼，毕竟翰林院的生活不是他向往的。但幸运之神最终还是眷顾了他。

蔡元培在《致汪康年函》中说：

“弟此次进京销假，本为最不安之事。徒以留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仔学部又咨送翰林游学东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而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询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其复函称非进京销假不得图。王书翁到沪面谈，并催弟速行。因此7月进京，此亦日暮途远之为，不意竟成夸父逐日之失……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

可见，蔡元培的留学意念十分强烈。信中所说的陈介公、王书公，即陈介石和王书衡，二人皆为蔡元培好友。然而，天不遂人愿，等蔡元培到了京城，翰林院的人却认为，远离家乡，漂泊海外，甚是辛苦，所以，大都不愿意出行，加上清政府资金短缺，于是改派日本。

蔡元培听到此消息，原本在心中勾勒的“德国梦”消失了，一瞬间，他的心凉了一大半，难道去德国就这么难吗？

蔡元培不想去日本，只好暂留京城。虽说翰林院不能提供条件，但蔡元培依然坚定留德，想去感受不同的文化。他的同乡劝其私费留学，且答应为之筹资。蔡元培很是欢喜，便申请自费留学，同时出任译学馆国文教员，并传授西洋历史，期间静候学部的批准。

1907年6月，清政府派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赴任。孙宝琦之弟孙宝瑄，是蔡元培的故交，于是蔡元培请求孙宝瑄帮忙，希望其能做些疏通工作，并亲自登门拜访他，愿意在使馆任职员，以便留学。

没想到孙宝琦慷慨解囊，他答应每月资助蔡元培三十两银子，且不必去使馆任职。同时，商务印书馆和蔡元培商定：等他在海外时，若定期为之编撰教科书，每月便获酬百元，以留家用。蔡元培对此激动不已。

临行前，蔡元培将一切安排妥当，随从孙宝琦，踏上了通往欧洲的路途。

有人说，蔡元培能成功出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友人的帮助。的确如此，蔡元培一生交友甚广，所交之士也多为学界名人、前辈，在许多事情上，都能助其一臂之力。

不仅在此事上，日后蔡元培主掌北大时，便更能体现其交友广泛的一面。

此番，蔡元培毅然放弃了公费求学日本的机会，坚持去德国深造，这是源于他的一个念头：“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他计划，准备至少用5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怀揣着这样梦想的蔡元培，此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是面对陌生的国家，陌生的面孔，国内外的差异，以及西洋学术，自己是否能学载归来？这种种问题，无不困扰着他激动不已的心；另一方面，德国即便是“世界学术之尊”，倘若运用他们的教育方式，是否能适应当下的中国？

留学伊始，蔡元培的种种心迹，似乎暴露了他似忧似喜的心境，从长远角度看，这反映的是他教育救国的宏图大志。对他而言，这只是个开始，更艰巨的任务还等着他去完成。

赴德留学，蔡元培共耗费4年半的时光。第一年是在柏林度过。此时的蔡元培，已年过40。可这个心怀伟大抱负的有志者，却坚持要苦读西洋学术。当务之急，是补习德语，只有过了语言大关，蔡元培才能在此基础上深造。然而此时的他，年龄较大，他又要怎样补习德语呢？

当时，与蔡元培留学德国的同行者还有齐寿山和钱方春，并与他住在一起。齐寿山的同学顾梦余，早于他们来德，在德国有些人脉。得知蔡元培的情况后，便为其选定德语老师，尔后，蔡元培按时听课，学习德语。

那一阶段的蔡元培整日繁忙，尽管身居海外，但还是有众多事务缠身。

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回国，岂不可惜！”

的确如此，繁杂的事务始终牵动着蔡元培的思绪，他已非年少，对语言的学习不比少时容易，再加上在国外，每一分钱都要努力得来，故此蔡元培德语迟迟不能进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孙宝琦考虑到蔡元培的经费紧张，便介绍他去讲授国文，每月还有可观的报酬。蔡元培也积极主动，利用不少时间编译书籍，邮寄回国。

留德生活紧张而又忙碌，但这并非蔡元培临行前的向往，甚至与他所想大相径庭。最初的这段时间，是他海外生活最为乏味、最为枯燥的岁月。不过，人生最需要的就是历练。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没有被磨炼过的人，又怎能获得成功？

蔡元培的忧虑只是暂时的，在这些“风雨”过后，迎接他的是美丽的明天。他所期盼、所向往的，自有渐渐实现之日。

7.莱比锡之“光”

蔡元培对在柏林一年的生活很是不满，于是，他和齐寿山离开柏林，迁居莱比锡，在莱比锡大学学习。

莱比锡大学，曾名为“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历史悠久，该学校的档案资料室，还存有蔡元培在校听课的资料，记载了蔡元培所学的课程多达40余门，涉及哲学、文学、心理学、文明史、人类学等众多领域。说起蔡元培的听课之道，可谓是“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学校的冯德教授，蔡元培记忆最为深刻。这位教授的心理学和哲学史，让蔡元培兴趣浓厚。冯德教授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在莱比锡大学创办了心理学实验室，举世瞩目。蔡元培对他甚是推崇，以至于三个学期，均选其课程。

另外，兰普来西教授的史学课，蔡元培也甚是喜爱。兰普来西是史学界的革新者，有著名的《德意志史》流传天下。他用进化史的观念，划分人类社会的进化阶段，阐释种种矛盾的演化与趋势。其讲史注重美术，尤其是雕刻、壁画这类造型艺术，所讲极具史学价值。

蔡元培深受其启发，主动参加了他创办的研究所，讨论文明史和世界史，并接受比较文明史方面的训练。

蔡元培的时间总是极其紧张，一边要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学，一边又要听课。他对时间抓得很紧，学习的认真程度也非一般人所能及。蔡元培曾在《致吴敬恒函》中描述当时的情形：

“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联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派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做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沉游于苦海之中不能渡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以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