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教育始办学(3)
4.“铮铮”革命者
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被蔡元培聘为学社教员。不久之后，邹容在日本无法立足，也投奔到蔡元培这里。蔡元培安排妥当，还为邹容筹款，帮他出版《革命军》。5月27日，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陈范让他大胆办报，不要顾及太多。
学社的活动及《苏报》的高论并非顺利。清廷和督抚大员，对蔡元培等人的活动，极其妒恨，这从他们之间的信函和公文就可看出。清朝驻沪大臣吕海寰下令，缉拿以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为首要对象。这次缉拿，对于清廷来说不算什么，他们早已图谋纠缠革命志士，只是碍于租界法律，只得间接进行。
随着邹容《革命军》以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作的发表，最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蔡元培后来回忆道：“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留在上海，北京政府想逮捕他，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上海和工部局多次交涉，而工部局并未同意，只是由租界巡捕房传讯蔡、吴、章等人，传讯内容基本相当：你们只是读书人，说一些批评罢了，要是没有军火，他们要逮捕你们，我们会保护你们的。然而清政府压力不断增大，遂对这些“眼中钉”必须加以惩治。
就在此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却似内部分裂。学社的名气越来越大，原本经济拮据，眼下资金状况逐渐改观，学生不甘心由教育会代管财务，欲谋独立，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僵化。此外，在爱国学社和教育会主要领导人物中，也存有矛盾，如邹容、吴稚晖、章太炎之间的矛盾，尤为激烈。
部分人认为，学社乃教育会一部分，遭到了学社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发表文章称：“会社实为平行的两团体，曾相互赞助，应互相帮助，学社主人不是教育会，应由自身掌管，与教育会非隶属关系”。
蔡元培身为教育会副会长，见学生有如此做法，大失所望，鉴于梁启超竞办《时务报》的前车之鉴，他便与会长黄宗仰商谈，提出让学社分立，这一提议得到了黄宗仰的同意。
可此时章太炎却持反对态度，而吴稚晖则袒护学生。在学社的各项活动中，吴稚晖影响很大，从演说到办机关报，在力主改选教育会会长、筹集经费等方面，他都有参与。吴、章间的思想文化分歧难以避免。可总的来说，爱国学社影响甚大，从张园演说到创立机关报，甚至改选教育会长，学社的功劳不可无视。
会、社分立引发的章吴矛盾，让蔡元培心灰意懒，加之官方弹压之风日急，他接受兄长的建议，辞去当前职务前往青岛，学习德文。不想仅十几日的工夫，“《苏报》案”发生，《苏报》被封，章太炎等人被刑拘，其余人四处逃避，爱国学社就此终结。显然，这场镇压行动，是清官方和租界同谋所为，目的是抑制革命派。
王朝的末世，人心涣散，清政府早已如软泥一般，随时可能垮台。就连查案的俞明震，也求网开一面。同是学界中人，他对蔡元培仰慕已久，不愿伤及“士类”，这也等于给章、陈等人透露消息，令他们有早作准备的机会。
蔡元培去青岛的原因，一是家人的劝说，二是为了谋求进一步发展。他在《口述传略》中说：
“方孑民尽力于爱国学社时，其兄鉴清亦在上海，甚危之。与戚友商议，务使孑民离开上海。
“然孑民对于学社，方兴高采烈，计无所出。及其决计脱离学社，于是由沈乙斋君从容劝其游学，孑民言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然费安从出。沈未吾当为君筹之。其后告以汤、张、刘、徐等，均每月贷款若干，可以成行。于是，探行程于陈敬如君，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可不耐。盖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有青岛之行……
“孑民到青岛不及一月，而上海《苏报》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为游学之说，不过诱孑民离上海耳。今上海已无事，无游学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贷款之议，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电，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岛，而为外交馆译日文以自给。”
在青岛期间，蔡元培经陈范介绍，结识了《胶州报》的主办人李幼阐，学习德语。后又从师以德国教士，继续苦学。经过德国文学的洗礼，蔡元培对西洋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有机会留学德国。同年秋冬时节，蔡元培应召回到上海。亲友答应资助他留学，实为促其离开上海罢了，此时的上海，谣传频频，但危险不复存在，蔡元培便暂时放弃留学之事，仍旧译日文，维系生计。
蔡元培经过一番历练，虽行事开始隐蔽又讲求策略，可涉足革命的程度丝毫不减。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屡受冲击，但依然存在。他借此机会，联结同道中人开展活动。狱中的章太炎、邹容，蔡元培也会定期探访。
是年冬天，沙俄占领奉天，拒俄风波再起。随后，蔡元培、刘师培、叶瀚等人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并与陈镜泉等人联合创立《俄事警闻》，意在研究拒俄运动宣传之事。
《俄事警闻》，起初由王季同出任主编，蔡元培负责日文稿件撰述，报纸只用干支纪日，弃用清朝年号，并附注西历，采用白话文为文体，此为报界清新激进之作。
有了《苏报》的教训，《俄事警闻》不谈论革命，而是将民族激情放在首位，以启发民智，唤醒大众。后来，由于俄日战争爆发，报纸又增加版面，改名为《警钟》，由蔡元培出任主编。
扩版后的《警钟》，提出让国人参考日俄战争，深思熟虑，同时不忘揭穿俄国虚无党的历史，给国人暗中灌输革命思想。连续多天，《警钟》刊载日文译稿《俄国虚无党源流考》，与该报的“抵御外侮，恢复国权”的宗旨所背离。
革命之心涌动不止，蔡元培怀揣着炽热的心，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
因工作量很大，蔡元培撰报半年之久，常常因经费不济而大费周章，他仅凭坚定的意志苦苦支撑。在这段办报生涯中，蔡元培留下了一些极具代表性的文章，如1904年2月连载于《俄事警闻》的小说——《新年梦》。
该文笔触朴实，描述记录主人公“中国一民”在新年之际做上黄粱美梦，畅想60年后的中国国泰民安，描绘出一幅大同社会的奇妙景象，内容丰富，写实与虚构一体。作者的爱国忧愁、强国之梦贯穿全文。蔡元培自述道：“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深信之……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
这篇小说清晰地反映了蔡元培当时的政见和立场及思想取向，在清末知识界独具代表性。正是他的这段撰报，使得不久前还自号“民友”的志士，意识到：“吾亦一民尔，何谓民友？”遂从“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取一字，改号“孑民”，以表救亡图存之心。
1904年7月，蔡元培回到爱国女校，重担校长职务，遂辞去《警钟》日报的职务，由汪允宗接替。
征程漫漫，前路未卜，蔡元培却以一颗炙热之心，不断唤起民众凝固的热血，求之沸腾、燃烧，终致光复中华。
5.光复到同盟
1904年，在蔡元培生平中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年，在组建光复会的同时，蔡元培参与了暗杀行动。这件事的起因，源于民粹派的思想。
在《警钟》日报上连载的《俄国虚无党源流考》中的虚无党，是俄国对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派以及一切反对现行制度的个人、集团及思想流派的一个统称，而民粹派是其中的代表，民粹派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号召反对沙俄专制统治，发展村社，竭力提倡个人恐怖主义，用暗杀手段解决问题。
当时，从国内到国外，都在酝酿暗杀活动。这种思想，不但对社会影响极大，对蔡元培的影响也很大，他认为暗杀是一种很快改变社会的有效方式。故此，后来他参加了暗杀团。他参加暗杀团的另一相关原因是，在此之前，东京留学生发起拒俄义勇队，受到阻挠，便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又遭到压制，不得已而改为秘密行动。
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黄兴、杨笃生负责，以“鼓吹、起义、暗杀”三种手段同清政府抗争。1904年上半年，该会组成暗杀团，其中多为留日学生，他们立志从暗杀下手，推翻清朝统治。决定暗杀的第一个目标，为顽固派后台——慈禧太后。
暗杀团作了些准备工作之后，便潜回北京。他们在慈禧太后出没多之处监视了相当长的时间，却始终找不到机会，只好转到上海，再谋对策。就在此时，蔡元培经暗杀团成员何海樵介绍，加入该组织。参加暗杀团的还有他的堂弟蔡元康、钟观光、俞子夷、王季同、孙少候等。此外，还有一些革命新人，如章士钊、陈独秀等。
据陈独秀记载：“吾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以杨笃生等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
关于研制炸药，情况大致是这样：
苏凤初先给团员上炸药理论课，然后试制。一段时间过后，炸药研制成功，可没有弹壳来装。蔡元培托人制弹壳，不久，黄兴等人从日本带来弹壳，然后试放炸弹，没有成功。之后，杨笃生来到少还，热心研制炸弹，蔡元培同别人做改良弹壳工作。一番努力过后，研制仍未成功。杨笃生愤然北行，结识了吴樾等人，让蔡元培介绍其参加暗杀团。一段时间过后，吴樾因事不能即来。
不久，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被杀，便是吴樾等人所为。
1905年，蔡元培不再担任女校校长职务。当时教育会骨干蒋维乔，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说：“《苏报》案后，教育会虽不能如上半年之公开鼓吹革命，然内地之运动革命者，皆以教育会及爱国女校为秘密接洽机关。”
蔡元培也说：“余长爱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君到上海，余与从弟国亲及龚薇生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这些记述，足以表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虽有缺陷，但无论在教育史上，还是在革命史上，其意义都非同凡响。
蔡元培为了聚集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因此在参加暗杀团的同时，还参与发起光复会。
早在1903年，黄兴、陈天华就曾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长沙组建华兴会，并联络湖南会员，准备于长沙发动武装起义，并告诉蔡元培此计划的内容，让他在长江下游活动，积蓄力量，随时筹谋起义。
1904年，蔡元培同华兴会首脑在上海会晤，商议起义大事，决定在11月16日举行起义。
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强悍，为了配合长沙起义，蔡元培和陶成章等浙江革命党人联系紧密，共同商定以华兴会为榜样，成立一个新组织，即“光复会”。光复会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由蔡元培担任会长。
蔡元培在浙江地区声望很高，自他任此会长后，光复会的成员大增，众多革命志士、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包括：秋瑾、柳亚子、黄炎培、林少泉、赵声、刘光汉、吴春阳、马宗平、陈伯平等人。
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该会决定在浙江会党中发展。蔡元培“不耐人事相扰”，将联络会长的任务交给陶成章、徐锡麟等人。陶成章负责联系金华、严州等诸府会党；徐锡麟负责联系嵊县、天台诸会党；敖嘉熊负责联系温、台处诸府会党。
徐锡麟与陶成章原本各自为阵，互不相谋，但在蔡元培的撮合下，也携起手来，开创了浙江两派革命党人合作的新局面。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会合。有感于革命的发展，需要革命团体的联合，欲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融合起来，组成新的革命团体。各方面积极响应，东京方面开始筹备。至此，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7月30日，筹备会在日本召开，会议通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出任执行部庶务。
10月27日，蔡元培经何梅樵介绍，加入该会。不久，黄兴从日本带回委任书，正式任命蔡元培为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比起分散的各会，同盟会的建立无疑是整个革命整体的集中，在会员人数、革命力量上都大为增加，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时刻。
蔡元培任分会会长之后，积极开展工作。在此期间，发展了不少会员，包括黄炎培、周怒涛等人。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回忆道：
“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巳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强邻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彼时，不再任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将职务交到陶成章手中。陶成章出国后，又委托给徐锡麟、秋瑾负责。不过，革命活动还在继续，他们成立光复军，约定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事。可就在此时，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攻占军械局，在安庆被捕；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被捕，后二人都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