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教育始办学(5)

20世纪初，是一个学术自由、新旧交替的时段。歌德、叔本华、康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遍及德国，特别是在大学讲堂占据了主要位置。他们注重科学实验，开始介入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此间，一些新理论崭露头角。蔡元培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持久的思维训练，开始对欧洲的学术有了颇深的领悟。

多数留学生为功利而读书，可蔡元培却并非如此，他有自己的思想，学从心生。他广泛汲取各类学术之精华，这使他在人类各种文化成果之中“云游四方”，尽情畅游。

通过在大学的学习，蔡元培对东西方两大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因而摒弃前嫌，接纳新事物，为其日后领导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培在莱比锡的活动，紧张而辛苦，但也充实而丰富，甘苦同在。

在进行文明史研究时，他结识了但采儿，此人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但采儿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象形文字》，即由蔡元培亲自挑选。经但采儿介绍，蔡元培还认识了他出任中学教员的妹夫野该尔氏。

蔡元培受邀访问该校一周。该学校重在启发学生，使之自动研求，特别重视训育。每日就餐，师生共聚一堂，由一人读名言一则，代替宗教的祈祷；对于音乐也很是重视，每周都会有盛大的演奏；茶会期间，男女学生、教员，自由谈话。该学校的办学模式，力求新颖、自由，这让蔡元培这个东方赤子大为惊叹。

蔡元培还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如开设练习班等。蔡元培参加练习，也时而指导一番；民族学博物馆中，中国、日本等东方文物陈列其中，他也协同馆内人员讲解展品。

莱比锡并非什么名城，城内中国留学生甚少，只有蔡元培、张瑾、齐寿山三人，他们常在一起读书学习。每逢暑假，蔡元培就邀请学伴，外出旅行。那一时期，他到过许多城市，如特莱斯顿、明兴、野拿等地方，也曾远足瑞士，得以饱览欧洲风光。

留德期间，蔡元培先后编著、翻译了30多万字的文稿，邮寄给商务印书馆后陆续出版。其中，广为流传的《中国伦理学史》，是由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8月出版的。这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以西方伦理学观点为主导，以中国渊源的思想史料为原型，进行整理和论述，内容提纲挈领，成为清末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忽略的一抹釉彩。

《中国伦理学史》，从“唐虞三代伦理思想之萌芽”开始，直到清代中期戴震等人“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其将中国伦理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创始阶段、汉唐继承阶段和宋明理学阶段。

蔡元培认为，中国的伦理文化在周代就已十分完备。诸子百家的学派，从多方面阐释当时的伦理观，并侧面反映了中国伦理史的发展、飞跃。人伦思想的集中展示，也揭露着儒家学说的不断成熟，趋于系统化。因为这些学说“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

汉代至唐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但大多数为对儒家思想的演绎，独立创建者不多。魏晋时期，“玄学清谈”，明显带有佛老（佛教及道教，老即是老子）色彩，但并不能撼动儒家独尊的地位。

纵观汉唐伦理学，“学风最为颓靡，其能立一家言，占价值于伦理学界者无几焉。”关于宋明理学阶段，他认为这时的学者，所受佛老二家闳大幽渺教义颇深，他们不再喜好齐梁以来的靡丽文风，但未恢复到汉儒解经的传统之中，而是遵从儒家大义，以此为基础，另辟新路。

“竟趋于心性之理论，而理学由是盛焉。”用实践伦理来说，至宋明理学产生开始，儒家的道德才最终凝练，成为“普及的宗教。其思想威势，难以悖逆。后人博学多才者不乏，却已深受理学熏陶，难以挣脱其道义了。

蔡元培把这些看作负面作用，限制了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地削减了中国社会的内部活力。这种情况，在清代以后日趋弱化，忤逆理学的言论盛行，昭示着中国伦理学到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伦理学史》，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历代思想家的生平和学说，重视他们之间的比较和联系。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书中见解均以“结论”概括在人物之后。蔡元培撰写此书，是出于学术之完善，可见其学术素养之高，不禁让人敬佩。这本著作，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从内容到形式表现出西方思想的中国伦理思想史。

1941年，日本的中岛太郎曾把它译成日文，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见，这本书深受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此外，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一共5册，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主要向年轻人传播传统美德，是一部教育书籍，在民国初期得到广泛采用。

还有《伦理学原理》一书，这部书本是德国学者包尔生所写，蔡元培参照原著所译，该书发行后，对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被国内的一些学校用作教科书，到后来，此书被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之一。

纵观蔡元培这段时间的著作，可明显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在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时，他曾表态：“中国是一个‘夙重伦理学’的国家，但又没有纯粹的伦理学，只是众人所说，不成系统罢了。近年来，伦理学界异军突起，外邦学说纷纷传入中国，与我邦理论几有冲突之势。如若不将‘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比较研究，‘则益将彷徨于歧路’。”

蔡元培远赴德国，为的便是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他收得一盏明灯，便急欲交给民众，驱散愚昧雾霾，走向光明大境。

8.吸收新思想

蔡元培在重视伦理学研究的同时，对美学也兴趣浓厚。他对美的悟性很高，不只是家乡名城的浸染，还有天生的才能。

蔡元培一生，也可谓是领略了世间的各种美。从小生活在充满生机、山河秀美的环境之中，长大后又游遍大江南北，看遍祖国大好河山。此时又来到莱比锡大学，这是一所充满艺术美感的学校。

置身于学校礼堂，那幅构图精巧、设计美妙、象征希腊文化的壁画，将蔡元培带到了欧洲原始文明的境界；美术馆虽非一流，却也有珍藏多年的大师名作。漫步在这琳琅满目的殿堂，仿佛对人文主义传统做了一次巡礼；椰园音乐厅，演奏着悠扬的曲乐，更令东方赤子沉迷其中，德意志的音乐，让他禁不住操起西洋乐器；剧院的歌剧和话剧，也将满满的民族风情，感染至蔡元培的内心深处。

然而，环境之美，不足以构成现代意义的美学观念，而“美育”却可对抗封建专制，扫清愚昧之论，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操，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其意义深远。

蔡元培认识到，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理应责无旁贷地考虑如何引进这一具有新型元素的学科。正是基于此，蔡元培在回国后极力提倡“美育”，建树颇多。

蔡元培曾在《自写年谱》中写道：“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特讲授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可见，蔡元培对美学的见解多始于此处。

除了研读康德的著作外，蔡元培也爱好历丕斯的《造型艺术的根本义》，因其观点与他本人的美学理解相契合，另外因其行文流畅，让他百读不厌。此外，摩曼教授的《现代美学》和《实验美学》，内容简洁明了，也激发了蔡元培进行美学实验。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成为其探索求学的一个归宿点，也是其留学期间较为突出的学术收益。

留德期间，在个人生活上，蔡元培开始食素。这点，在其《自述传略》中有详细记载：

“孑民在莱比锡时，闻其友人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其友寿孝天君，谓‘疏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疏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疏食而特饪，未见便宜。（是时尚未觅得疏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代之。’孑民复函谓：‘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疏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疏，一勺之水，安之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伦理学绳之也。’”

蔡元培食素10年之久，后因患上脚疾，医生说其体质较差，劝其食肉，他才稍加改变，偶食荤腥，但仍以素食为主。他认为，“实偏重戒杀一义”，所以食素。事情虽小，但可看出，蔡元培始终超不出道德的范围，坚持着心中的自律。

蔡元培虽留学在外，但作为沪上革命的重要人物，对国内大事还是密切关注。

同一时期，在法留学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也组建世界社，先后刊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蔡元培此时遥相呼应，加入该组织。李石曾后来曾回忆道：“他当时与吴、张3人负责刊物，孙中山、蔡元培作精神指导。”

蔡元培从《神州日报》《中外日报》得知国内动态，在与陶成章、汪康年等人通信中，了解了革命立宪、保皇等力量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内情。像浙江路事、章太炎等和孙中山不合，与刘师培变节，于右任所办《民呼日报》被封等都有所探询及评论。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旨在推翻清朝。当时，正参观新式中学的蔡元培有所耳闻。从报纸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心中激动不已，随即就向学校教师宣传。

蔡元培记述：“野该尔氏问他：‘这一次革命是否可以成功？’‘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当天，蔡元培抵达莱比锡之后，便收到吴稚晖的来信。信中提到武昌起义、留学生的消息，还询问了德国留学生的情况；吴稚晖告诉蔡元培：“此乃一大转机。”蔡元培当即回复了吴稚晖。

国内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蔡元培甚是高兴，但他也有所忧虑，他在仔细分析过后，断定袁世凯为“曾国藩第二”。数年后，蔡元培的预言成为事实，足见其目光之长远、敏锐。

蔡元培寄信给吴稚晖，后又赶赴柏林，会晤留德同学，集款致电各省，促进响应。同时，他从吴稚晖口中得到孙中山的地址，建议孙中山购买德国新式大炮，以助革命。之后，陈世英致电蔡元培，请其火速回国。11月，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长途跋涉，终抵上海，4年多的留德生活，就此结束了。

星星之火已经燃起，在广阔的祖国大地，群星浮现，即将在漆黑的夜里发出夺目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