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青云显风华(2)
对于母亲周氏的苦难经历，善解人意的蔡元培深切地观察，历历在目，十分理解母亲。母亲的爱，已逐渐升华成一种理性的观念。后期蔡元培提倡女权时，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导致其行为的根源之一。
此时，年近20岁的蔡元培，这个商家青年，走上了一条科举求仕的道路。
早年丧父，青年丧母，十年寒窗，科举求仕，蔡元培已初出茅庐。
3.仕途初显达
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塞加内曾经说过：“教诲是条漫长的路，榜样是条捷径。”年轻人的身上，激情无限。在他们最具活力的年月，优秀的领路人的指点，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力量。年轻人就如同初升的朝阳，会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灿烂耀眼。
其实，要说让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人，非是旁人，正是其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兼治诗古文词，在绍兴授业，略有藏书，是蔡家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在蔡元培十几岁时，六叔蔡铭恩指导其读书、写作，蔡元培从他那里收获良多。而随后蔡元培参加的各种小考，都是在六叔的帮助下完成的。
因此，尽管后来蔡元培顺利走上科举之路，连登高第，其对六叔也是敬重如常、执礼甚恭的。
在1885年之前，蔡元培就博览群书，精通八股，很幸运地考中了秀才，随之，又继续攀登高峰。
蔡元培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885年的中秋，蔡元培奔赴杭州，第一次参加这种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考完后蔡元培湖上泛舟，品茶漫游，领略优美的湖光山色，却全然不知自己已名落孙山。
失败会让人苦恼，但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更何况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即便这次乡考失败，不能进取，但正因为这样，才促进蔡元培后来不断地变化。
第一次失败，并没击垮蔡元培。翌年，他放弃了继续当私塾老师的机会。同乡的先辈田宝祺，将他介绍到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兼为徐氏校勘书籍，这样来说，一举两得，蔡元培既能读书也能校勘。
田宝祺，字春农，亦城中大户人家，蔡元培六叔在他家担任塾师好些年了。田宝琪把蔡元培推荐给了徐氏，源自其欣赏蔡元培的才华，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是可造之人。蔡元培也正因为此友，深明大义，才可继续深造。故而，蔡元培把田宝祺视为“人生第一个知己”。
徐家乃大家，坐落在水澄巷，距离蔡家较近，仅一里之遥。家中主人叫徐树兰，以前做过兵部郎中和知府，后来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回乡返里，没有继续出仕，只是致力于地方公益。他家建有铸学斋，家中藏书几万卷，而且自行编订刻印典籍，后来据此扩建，成为古越藏书楼。
是时，蔡元培为徐氏校勘了《绍兴先生遗书》之其四——《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初遗》和《重论文斋笔录》以及《铸学斋丛书》若干种。
在徐家伴读的这段时间，蔡元培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这个时候，是一生中学习能力最为强盛的时段，也是他人生中学习的大进时期。蔡元培在徐家读书、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取书中之精华，化为自身的归旨。他在自述中也说道：治经偏于古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
蔡元培治经学，偏于大义，这与他受到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有关。在这段时间内，他“度庄方耕氏、刘申受氏、宋于庭氏诸家之书，乃致力于《公羊春秋》，而佐之以太史公书，油油然寝馈于期间。”这些人都是清代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致力于今文经学，专治《公羊春秋》。他们好用微言大义，比附现实，对后来的经世致用的开端有着启蒙的作用。此时的蔡元培，对今文经学正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想要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
如此可见，常州学派对蔡元培的影响之深。这种治学的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潮流，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在徐家读书和校书的同时，蔡元培和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也有一定的联系。他偶尔会在书院中写作八股文，却“以古书中通假字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这就是所谓的“怪八股”。
他自己说过：“喜欢用王引之《经传释词》上的古字，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来求文章之古奥与奇僻。”这种写法，一般人很难读懂。虽说这是蔡元培自己独特的思想所为，但也不是囫囵吞枣，毫无章法可寻。他的这种写法，在当时就被两书院的院长所欣赏。蔡元培用这种怪风格的文章，参加几次科举，还引来不少趣谈。
蔡元培在铸学斋期间，还结交了不少仁人志士，在读书的同时能结交朋友，此乃一举两得的好事。像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佐，为人豪爽而善于作写桐城派古文的朱氏，以及能文能武的魏氏等人。还有一些年龄相近的朋友书生等，也会时常来此读书会谈。这些青年学者聚在此处，相约编撰大部头书籍，像《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访补正》等。然而这些大都是有头无尾的撰书计划，也就随议随罢，不了了之了。
对于蔡元培来说，这些年读书交友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
1888年秋，蔡元培第一次乡试失败后，开始了第二次考试，可悲的是此次仍然未中。翌年春天，蔡元培结婚了，夫人是钱庄出纳王荣庭的次女王昭，婚后不久，就第三次赴杭考试，这次是光绪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
两次考试失败，让蔡元培的心里有一点小小的顾忌，然而这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依然保持着锐气与自己独特的个性。他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在考场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乡试房官宦汝梅，阅其试卷后断定说是“老儒久困场屋者”所为。而主考官李文田，眼光独特且有远见，对蔡元培的文章大为赞赏，故而，蔡元培才得以考取第二十三名举人。考官对蔡元培答卷的评语是：不落恒蹊，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等。
蔡元培中举之后，很多人士争相传送抄录他的“怪八股”，并将其视为开风气之作，坊间刻印的怪八股特刊《通雅集》，把蔡元培的文章作为压卷，为同考科举的人士所仿效，在江浙一带产生了些许震荡。
当然，正统的八股家对此不以为然，把蔡元培的这种做法斥为“文妖”。其实，蔡元培的所谓“怪八股”仅仅是用周秦子的典故较多，为读书人扬眉吐气，达到“高头讲章”而已。
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小事，它不仅对当时的科举人士的文章写法影响颇大，且还受到了一些上层人士的关注。当时在北京做御史的李慈铭，就对蔡元培早已有所耳闻，阅浙江官版《题目录》时，把全省己丑恩科一百三十七名举人中的蔡元培、沈宝琛二人的姓名、籍贯载入日记。
4.科试显奇才
清代科举讲究的规矩繁多，不过蔡元培的才能早已显现，这并未影响他连登高第的劲头。
按照清代科举的惯例，在恩科乡试之后的第二年，要举行恩科会试。而刚中举不久的蔡元培，旋即于1890年进京赶考，此时，他24岁。这次出行是和同是举人的徐维则一起，他们先到杭州，后达上海，坐船抵达天津，换乘内河船游到通州，最后坐马车进入北京。真可谓千里风尘，只为赶考啊。
随后，蔡元培就参加了会试的初试，一共三场考试，会试房官王颂蔚审，阅过蔡元培的第一场试卷，感觉这根本不像八股文，十分奇怪。在看了第二三场试卷之后，又觉得这文章大气磅礴，非常人所能作，乃并三场荐之，且为延誉。
得到了王颂蔚的赏识，蔡元培最终取得了第81名贡士的成绩。当时科举中有这样的规定：会试考中为贡士，贡士须经复试列出等次，再参加殿试，考中即为进士。而复试和殿试的过程中，较为注重书法。
然而，蔡元培并没有立即参加复试和殿试，而是在两年之后才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据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说：蔡元培考完会试就去拜见乡试中举时的考官李文田先生，把会试所写的文章交给他看，文田看后大摇其头，说此类文章怪异，在京城不一定会被看好，断难考取。蔡元培听后，不及发榜即废然而返。没想到自己却榜上有名，而来不及返回，所以就没参加复试和殿试。李文田大为诧异，后来想出这应该是房官王颂蔚欣赏蔡元培所为。
这一说法，是王颂蔚之子王季烈对蒋复璁说的。
而在蔡元培自述中，却这样写道：“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的不好，留待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
后失而复得的李慈铭《郇学斋日记》记载了这件事的原委。蔡元培向来很敬仰李氏，在京城时，曾多次拜访李氏。这年的李氏日记记载道：“四月十二日，是日会试填榜……知山阴中两人，蔡元培、俞氏；嵊县一人：沈宝琛，本东浦人也；又肖山一人，绍府共四人耳。四月十三日，蔡进士来；沈进士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
由此可见，李氏的日记不仅证实了蔡元培自写年谱的说法，也证明了其是在知道会试结果后而延期复试的。
蔡元培在归故返里之后，曾应邀以贡士身份担任官职，即上虞县志馆总纂职务。该馆在县城的经正书院里，他特别撰写的《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于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句法”。特别是“人物志”的部分，“尽革陋规，不辞矫枉过正之消”。
蔡元培提出修志体例，当时的县志馆长很认可其所拟的体制“义例精当，卓然成家”，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把他的《例言》刊载在新修县卷末，供后人审识。
不过，这份修志体例，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作出《罪言》一篇。于是蔡元培把自己拟写的编目和明代万历及清代嘉庆年间修旧县志编目列表做出比较，并说明其因何而革。
然而，并不是说明了就会有效果，事实证明蔡元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无用功，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认同之意，反而形势愈演愈烈，蔡元培心中实难过去，便辞职回家了。
归家后，他并没有停止学习，又继续前往徐树兰铸学斋读书，所读的经史、所作的札记，汇成《知服堂日记》一册，用节气作为标识，从1890年的霜降到次年小暑，历时半年时间。
而后，在1892年的春天，蔡元培赶赴京城做殿试的补考。经过复试之后，他被列为第三等，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而殿试只考策论，这正是蔡元培之所长。他博学强记，对试中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尽地描述其“山川道里”，有些地方都能做到行政沿革，旁征博引。
真正有思想、有实力的人，总是能得到他人的赏识的。
蔡元培的《自述年谱》里对此有一番描述：
向来殿试是专讲格式，而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于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于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
据说，蔡元培之所以复试再中，是得到了汪柳门先生的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字体不是馆阁体，不符合要求。汪柳门就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在卷子后面画了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不得入一甲）。
经过朝考之后，蔡元培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考试结束后，蔡元培就留在京师，探访拜谒各有关人士。在拜访过翁同龢之后，蔡元培与其他同年相比，颇受这位帝师的关注，翁氏在当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曾记录下蔡元培的姓名、籍贯和简历，并以称赞口吻说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这个时候的蔡元培，已经经历科举求仕的艰辛路途，正所谓青云有路。
在蔡元培“点翰林”后的第二年夏天，他先后到达宁波、上海，后又乘船沿长江向西游，游览南京、镇江、扬州和靖江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游历过程中度过的，出游的同时，他不忘记录自身经历，回忆行踪。
秋风乍起之日，他又经过香港，到达了广州，在观赏华南名胜时又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同乡陶氏等朋友酬酢诗文，这可谓学者之天堂！
近一年的游历过程，蔡元培广交朋友，游山玩水，几乎走遍了全国最早的沿海通商口岸，这对于一个受传统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士大夫来说，让蔡元培拓宽了眼界，初步领略了西方的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新鲜气息，令其一些固有的观念得以改变。
1894年春，蔡元培再次返乡，回到绍兴，后来又继续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吉士甄别以决定任用的考试。应散馆之后，蔡元培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
从古城的商家少年，到国都的翰林院编修，27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一般读书人认为是科举道路之极的程度。他一步步攀登，逐渐实现了读书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