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青云显风华(3)

5.洞察朝中事

就在蔡元培已跃上大比之巅，遥看青云之路时，“蕞尔小国”日本，羽翼已丰，也像西方列强一样，要用枪炮打开大清帝国的门了。此时的中国，又会用一种怎样的姿态来面对？

蔡元培从小受到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而这场全方位的较量将要彻彻底底地改变中国，也使蔡元培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人生的道路大为改变。

1894年下半年，蔡元培才到翰林院供职，开始了自己的京官生活。应李慈铭之邀，他还成了李氏嗣子家的私家教师，为其讲授《春秋左氏传》。此外，李慈铭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阅卷之事，也成了他的案头工作。平日里，蔡元培便住在李宅。

7月25日，举世震惊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持续了半年多的战争伴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结束，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不仅要赔偿巨额赔款，还要割让领土。

作为朝廷的官吏，蔡元培对战争的情况、结果自然清清楚楚。对于这样的国之大事，他也只能感慨关怀，深思其原因。当时的蔡元培是支持主战意向的，即使知道《马关条约》的消息，他仍然坚持：“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可是清政府极端腐败，几乎是无药可救，这只能让初出茅庐的翰林青年痛哭流涕罢了。

是年7月，蔡元培在《杂记》中写道：“……二十七日报谓：日人已发哀美敦战书，订期于昨日十二下钟开仗，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

同年10月，蔡元培为了支持主战派，协同翰林院中一些有志之士共谋良策，他亲笔给朝廷写了奏章，名为《与文廷式等奏请密联英德以御倭人折》，奏章中明确表明：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

蔡元培等人告诫政府，如果只能和不能战，则“和也不可恃，战败而遂和，则国必不复振”。

蔡元培在折中还引用了兵法中“善败不亡”的名言，希望让清政府清醒起来，从失败中找到不足，转败为胜。

1895年，随着中日甲午的战败，条约的签订，蔡元培难以掩饰心中的愤怒之情，在《杂记》中这样记述：“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东以东，遵海而南至旅顺，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万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日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又言：“倭饷竭师罢，不能持久……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强臣跋扈，政府困茸，外内狼狈，应疑恫侣，以成场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整个中国，尤其像蔡元培这样的敏感知识分子。他为清政府的无能痛哭，更为民族、为国家痛哭！

诚然，中国败仗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始于鸦片战争，但那个时候，国人普遍认为，这些都是科技的因素，国外的坚船利炮难以敌对。吃败仗，割地赔款，也是无奈之举。

嚣张的日本，不但在战争上取得了胜利，也像其他列强那样向中国开刀。

于是，国人在压迫下惊醒了。蔡元培在《绍兴推广学堂议》中说道：甲午以后，中国睡而将醒。

甲午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屈辱中的国人，尤其是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

渐渐地，有识之士终于懂得打开国门看世界，以及富国强兵的道理。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是造成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政治的改变才是势在必行的。

而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坚持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道路；二是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口号是“振兴中华，挽救危局”。次年初，孙中山将总部设于香港，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一口号的提出，直接表明了“兴中会”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可在当时，“兴中会”的思想并未得到广泛接受，只是在少部分知识分子中流传。

故而，改良主义应运而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产生一定影响。而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曾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可当时并未被批准。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康、梁二人正逢会试。5月2日，他们二人联同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变法，表明变法的重要性，倘若不及时变法，外国入侵会更加严重，人们的反抗也会日益增强。

光绪帝深受震动，也不愿作亡国之君，于是下令筹划此事。1898年6月，光绪帝排除众议，下诏变法。

可好景不长，是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而康、梁二人遂亡命日本，剩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即为“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至此，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蔡元培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固然赞许，他曾说过：“维新党人，吾所默许。”可他却并未参与其中，这又是何缘故？

他在《口述传略》中解释道：“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其乡人因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辩也。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可见，蔡元培之所以未参加变法，原因有二：一是康、谭在炙手可热之时，他“耻相依附”；二是他与改良派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这是蔡元培自己所说的原因，而非世人所想，他对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的为人不满，他曾对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批评道：“取《西学书目表》之识语演简为繁……末篇立意本正面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

蔡元培和康、梁二人有人格上的差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主张的不同，道路的不同。康、梁主张的是变法以强国之路，而蔡元培选择的是以教育救国的道路。

加之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于北京被杀，而康、梁二人逃亡日本，蔡元培对他们的行为更是颇为不齿。

其时，身为京官的蔡元培，对朝廷也有了略微的感触，无形中，他渐渐发生了改变。

6.弃官归故里

1894年底，李慈铭作古，李家南迁。彼时，蔡元培搬至京城一胡同内的绍兴会馆。这一时段，他开始厌倦京官生活了。

次年夏天，鉴于对《马关条约》签订的不满，众多朝中人士纷纷请假离京。蔡元培的长兄也给他来信，告诫他要返归故里。不仅是别人的这些做法让蔡元培有了改弦易辙的念头，他自己在因中日甲午战败而心灰意冷的气氛中，对久居京城而徒有虚名、无所作为的状态也甚是不满。

他曾在给广州陶濬宣的信中言及：“夏秋之间，拟重游岭表，向茶陵夫子乞广局一席。”此即是蔡元培向两广总督谋求广雅书局的职务。

这一年的冬天，蔡元培请假一年，回到故乡。在回家的路上，他去拜访了名人张之洞，其实这也只是出于礼节的缘故。可在张之洞那里，恰逢康有为会试时的房师余诚格。其时，张之洞对康有为大加褒赞，“才高、博学、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

蔡元培听到他对康有为的评价，不禁陷入深思。因他曾经以读书人的眼光考察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并对其中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可没有过多地去思考其人。然他又对刚过去不久的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的伟大壮举十分赞叹，今时加之张之洞对康有为大加赞美，蔡元培对康氏态度骤变。

话又说回来，其实改变的不仅仅是蔡元培自己，他似乎也察觉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整个社会风气也在不断地改变……

1896年，蔡元培赋闲在家有一年之久，期间，他开始接触新学著作和译本书。此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他就在北京阅读了不少有关国外的书籍，例如《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等。这让他对日本、欧洲乃至世界的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归乡，他又浏览了日本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等。

一个读经史的翰林学士，此番能安心研读内容晦涩难懂的书籍，且涉猎甚广，是可见其令人吃惊的求知欲望的。

蔡元培涉猎广阔，读书多有评论。例如，他读完《盛世危言》后写道：“此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又在读完《适可斋纪言》四卷时评论：“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隙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后在通览了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撰写的《采风记》五卷后认为：“记事有条理，文亦渊雅。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宜，真通人之论。”

在传统文化的积淀之下，蔡元培遥望西学新知，顿感其别有洞天之景象。

蔡元培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之后，领略众多，感受颇深，更是看到了国外科学与文化之发展，他深知祖国的落后，这不由得让其内心升出一丝悲哀。极度渴求知识的他，此刻已是如饥似渴，迫切希望以己之力量为祖国做些事。然而这些，他也只是在心里想着，只盼望着有一天能做到这一点。

闲居家乡的这一年，除了读书之外，蔡元培还与学友交游。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酬应之作”，有祭文、墓表、室铭、楼记等。同时也写了许多七言律诗，因其文笔古奥艰涩，从他著名的“怪八股”就显而易见，其文如此，其诗亦是如此，故而后世流传的不多。然诗中偶有神句“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等，却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11月，蔡元培始添丁进口，长子阿根出世，为了看望孩子，年底他便赶回北京请假。此行艰苦备尝，可“闻见特新，作诗颇多”。

1897年初夏，蔡夫人携子来京，蔡元培便迁出会馆，与家人暂居“方略馆”，不久又迁入绳匠胡同寓所。有了妻子、朋友的陪伴，蔡元培在京的生活更加安定，偶尔的出游更增添许多情趣。

再安定的生活，也不乏总有动荡之时。京城的报纸消息频频传播，国土被列强瓜分，这一消息不断刺激着蔡元培的赤诚之心。

1898年，在京城，维新氛围日浓，中文译本书已满足不了蔡元培，他开始学习外文，补充自己所缺。

蔡元培读书的变化，其实也伴随着其内心的变化。所谓心中所想，便会有所行动。从国文书籍，到译本书籍，再到不拘其科目，他都会拿来阅读。单从这一点上便可见，蔡元培在为心中所想积蓄能量。国家的事，就是他的心事。

是年6月，即是“百日维新”拉开帷幕之时，在此赘言数句：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上谕，而官僚们却敷衍加搪塞，等待观望。蔡元培对变法深表赞许，只是当时的康、梁二人红得发紫，不免生出骄傲之气。故此，蔡元培置身事外，冷静观察，加上多年京官生活之体验，让他深知社会守旧实力的强大、维新变法之艰难。加之某些参政者一开始便露轻佻，就更让他反感了。

有记载云：“新政期间，诏开‘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之特殊人才，蔡因供职宗人府的同乡葛宝华荐举曾前往应征。”这被看成是蔡元培与新政的“唯一关联”。

9月，传来消息：朝中政变，戊戌新政只似一场空梦，于血雨腥风中陡然消散。官场仍是一片昏愦，民智尚未开启。

蔡元培悲愤之余，深切叹息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敬佩谭嗣同，因其铁骨铮铮，故而视之为自己的“先驱”。

昔日维新的朋友，都已烟消云散，就连行事稳健的好友也被革职，永不再用。在京为官的生活，蔡元培已经厌倦，他不再留恋，更不想在此停留，他决定另寻它路，施展才华。

同年10月，蔡元培请假离京，带全家南去，放弃了京城的职位，开始了新的人生。

世事路途多磨难，人生所想，何去何从，四年半的翰林生涯，多属乏味，此时蔡元培的前路仍是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