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青云显风华(1)

1.盛衰磨其心

会稽和山阴这两座城，明清时均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两座小城，隔河相望。而在民国时期，此府就荒废了，于是，这两座县城合二为一，变成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绍兴。

绍兴，极具特色和韵味的江南水乡。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说过，“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城的背面是杭州湾，南靠会稽山，塔影倒映，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可谓景色怡人。

绍兴的文化积淀也甚是深厚，是享誉全国的文化古城。它在景色优美的同时，更是造就了很多优美的传说，养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等。

相传上古时代，帝王虞舜，曾亲临此地，巡守游憩，因此，这里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地名：舜王山、舜山庙、巡守台、舜江等。相传大禹在治水之后，曾在茅山会同诸侯庆功，禹死后就把这座山改做了自己的墓地。于是，后人就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就降生在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弄故宅，家中世代经商。因此，相比之下，蔡先生的家庭在当时还算是不错的。祖父蔡嘉谟在当地早已经商，并育有7个孩子，长子蔡光普为蔡元培的父亲，是一个钱庄经理，其母为周氏。

蔡光普又名宝煜，字耀山，一向待人和善、友好，是慷慨之人，和朋友交往，宽松随和，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有货必应，欠者不忍索”，朋友们都称赞他：待人接物都恰到好处。然而，家人却常揶揄以“爱无差等”。

母亲周氏，精明而慈爱，却又不乏严厉，特别是对她的儿女的教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蔡元培，乳名阿培，家中的兄弟姐妹，一共7人，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两岁时，由奶娘陈氏抚育。同他的兄弟姐妹相比，小阿培生性平和，举止娴静。

一次，女佣带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没想到女佣抱堂兄下楼之后恰逢他事，慌忙之中，竟然忘记了小阿培。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阿培直直地端坐在楼口，等待女佣，淡定自若，很久之后才被家人发现。

蔡元培18岁以前，从未离开过家乡，因而这里占据他整个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还多，家乡的文化氛围之浓厚，使得蔡元培耳濡目染，这对其日后的成才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873年，小阿培正式进入自家延师开设的私塾，习字读书，年仅6岁，按照辈分的先后，给小阿培正式定学名为元培，家中唯一一个从事文学的六叔，给他取名为鹤卿。私塾老师是一位周姓先生，即元培的首任老师。那时候私塾的功课教授很有规矩：先生坐定，学生站在一旁，先生先读，学生随之听声模仿，最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起高声朗读。蔡元培就跟着他诵读《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然后就是四书五经了。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两种课：习字和对课。蔡元培曾回忆说：“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作影格，用纸蒙在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相同，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简单来说，就是由老师出一字，学生对出一字，字数逐渐增多，而且必须以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不仅词义相似，词性还要相近。诸如，天对地、山对水，桃红对柳绿等。等到四个字的对课已经合格，就可以学作五言诗了。这种对课游戏是作诗文的基本要求，其形式对应而又善于变化，聪慧的蔡元培甚是喜欢。

随后几年时间，他摒除世尘，专心读书，逐渐进入门径。读书入迷之时甚至可以一边嚼豆一边读书至忘我之状。

某日傍晚，蔡元培像往常一样在家中读书学习，家中突然失火，家人都惊骇不已，急呼其出家门，而他却因专注读书而浑然不知。

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蔡光普因病逝世。因蔡光普从不忍向人索欠债款，故而其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家庭重担全由母亲周氏独自肩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加之家中人口较多，渐入困顿，“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遗孤者，母亲周氏均不肯接受，亲力辞之”。

蔡家已今非昔比，周氏又“亲力辞之”，一家人生活之窘况可想而知。幸而，蔡元培的父亲在世时待友深厚，一班朋友此前有借贷者，彼时都会主动去还债。如此，周氏凭着这些还款，又典当了些衣物，艰难地将几个儿子抚养成人，并时刻教诲他们，一定要自立、自强，不依赖旁人。

蔡光普的好友章叔翰在其去世的挽联上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蔡元培亦曾深情回忆道：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恕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履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带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致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我们的品性甚大。

家人的和谐相处，父亲的慈爱随和，母亲的节俭慎言，使蔡元培耳濡目染，形成了蔡元培日后宽厚、自立、勤俭的性格。

因蔡光普病逝这一变故，使得周氏每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愁苦面容，小小年纪的蔡元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听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感触良多。

原本无忧无虑的蔡元培，此时却也思绪万千。他感受到家庭衰落的痛楚，也因了这一变故，使得他读书的环境改变了很多。其时，蔡家已经无力再请塾师，蔡元培也只能就近读书。

读书之初，他先是寄居到姨母家，在那附读一年，之后由姨母家转到李申甫的私塾馆读书。这位李申甫先生的教学方式注重的是背诵，每天上课，自己先读诵一遍，之后让学生们循声照读，而后让学生回自己的位置上再次读诵，直到可以背诵为止，剩余时间则温习已读的各书。

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对先生而站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让学生背诵下去，倘若哪个背不下来或有差误，打手心便是免不了的。而下一个学生背诵时若有差池，就得加倍打手心。这位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学生若不达其要求，便会对学生苛责体罚，来此念书的学生几乎都被李先生责罚过。

一次，李先生要求蔡元培背诵《易经》，蔡元培频频出错，最后竟被李先生责打手心数百下。

不过，也正因有这么一位严厉的老师，才成就了日后优秀的蔡元培，也使他在日后科考中展示出了其显达的独门功夫——八股文。

2.苦心励志时

时光流传，蔡元培离开李先生处到离家不远的探花桥塾馆，继续学习、深造。

塾馆的老师王子庄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是会稽县学增广生员，精通八股文源流和技艺，闻名于世，教书二十载，当时馆内学生不下30名。

蔡元培14岁时，拜在他的门下。年少的蔡元培，求学拜师，得到众多名人的帮助，相对而言，王子庄是对蔡元培最具影响力的老师之一。

幼时，蔡元培已经学过四书和五经之《诗经》《尚书》《周易》，被删掉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也已经读完，正在研读《春秋左氏传》。况且，经六叔的精心指导，他已熟知《史记》《困学纪闻》《汉书》等书籍，学业的根基已经建立，而其求知欲正处旺盛，所以王先生对他“策励尤挚”，颇为器重。

王先生对蔡元培甚是看中，可谓重点栽培，严格禁止他看一切“杂书”，就连《三国演义》《战国策》这样的书都看不得。

王先生对蔡元培的八股文练习，要求更是严格。那么，所谓“八股文”到底为何？蔡元培这样描述过：

八股文始于宋人的经文，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了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并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最普遍了。

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但是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约十余句；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约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以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了。

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这是能作全篇文章、有一定功底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才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启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了；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启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在是八股文时代的笑柄。

这种做法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种由简而繁、循序渐进的方法。但科举中，弊端犹是明显，使它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作用。

后来蔡元培对此深有感触：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他还曾明确表示，这种教育的弊端在于：忘记了教育的初衷，教育以考试为重，培养的目的是科名仕宦，那些可解的自然现象、社会状况，所涉甚少。

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说道：“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锻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这种教学方式，也使得蔡元培涉猎更加广泛，王先生在授课时，不拘于某一例，而广谈明季掌故，评判先人优劣得失，尤其爱讲曾静一、吕留良等人，为他们抱不平。

课余之时，王先生爱好碑帖，常常翻阅《金石萃编》仔细研读，和朋友对答，以“西厢淫词”相调侃，便成了学生的谈资。

蔡元培对王先生记忆尤为深刻，他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写道：

“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不许乱看书，然而先生自己确是可随便看书的。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

“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

“那时，我们读书都是为考试起见，既如，《礼记》里面关于名篇名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

王先生的这种做法，跟其他塾师有所不同，对蔡元培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先生专于写作，时常指导蔡元培写文章，其见解独特，对不符规范之处，不是立即喝令改之，而是轻微提醒，令其自悟，发现错误并改正，此种做法，也非一般私塾先生可比的。

蔡元培在年少时期最崇拜宋儒，这与王先生崇尚宋明理学，喜好读相关著作有关。王先生还不时向这些学生询问比如陆九渊、朱熹等大家的主张，表达自己的学术看法，显然，这对蔡元培一生影响深远。

此外，蔡元培元古训仿行、尽孝道，这一行为，也一样是王先生教育的结果。而谈及教导，蔡元培的母亲周氏同样功不可没。

周氏在儿子求学的那些年，默默付出，在其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七子夭折其四，辛苦养育剩余三子，这位极其不幸的中年妇人，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在那样的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她的艰难困苦，的确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即便家境有所改变，周氏对孩子的教育仍是非常的重视，对诸儿勉励诸多，尤其是二儿子蔡元培，督谴甚严。

晚上，蔡元培会挑灯习课，周氏便常常坐在其旁，看儿子学习，有时直到夜深，看到儿子困倦，疲惫不堪，就劝儿子早些休息，待次日清晨再叫醒儿子，补完昨夜功课。

这便有了“熬夜不如早起”一说，久而久之，蔡元培便养成了这个习惯。

母亲对蔡元培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考取功名，改变命运。因此蔡元培每次参加科考，母亲都会早起烧饭，置备行囊，照顾得极其周到。

然而，造化弄人，蔡元培幼时的创伤还未痊愈，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在这个尚未成熟的少年头上。1886年春，蔡元培的母亲永远离开了这个家——这个原本就困窘落魄的家。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

周氏患的是肝病和胃病，蔡元培几乎用尽了办法，乃至信奉先人的方法，和药侍奉母亲，只希望母亲能消除病患，益寿延年。但劳顿一生的母亲，还是早早就离开了世间。

蔡元培为尽为人子的孝道，执意躬行寝苫枕块的古制，星夜守护母亲的棺木。丧期未过，蔡元培兄长为他订婚，他自觉此乃大不孝，毅然取消婚约。

蔡元培这些恪守古礼的举动，确实让人看到了真正的他，一个执意追求理学风范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