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历史的反叛

自由，这个写在风暴战车上的可怕字眼属于一切革命[1]的原则。若无自由，正义在反叛者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了。然而正义要求取消自由的时刻来临了。恐怖，或大或小的恐怖环绕着革命。每一次的反叛都是对纯洁的怀念，都是向着存在发出的呼唤。但是怀念有朝一日拿起了武器，它承担起十足的罪恶——谋杀和暴力。奴隶的反叛、弑君的革命和20世纪的革命自觉地承诺了越来越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都打算建立起越来越完全的自由。这种矛盾变得十分尖锐，它使我们的革命者失去了昔日在我们制宪议会成员脸上及演说中闪耀着的幸福与希望的神采。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吗？它标志或体现着反叛的价值吗？这涉及革命提出的问题，正如过去涉及形而上学反叛提出的问题一样。事实上，革命只是形而上学反叛的逻辑的继续，在对革命运动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同一种竭尽全力、不惜流血的努力，为了在否定人的事物面前肯定人。革命精神就这样捍卫了不甘屈服的人的这一部分。只不过它试图赋予人对时代的统治。鉴于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它拒绝上帝，选择了历史。

在理论上，革命这个词保留着它在天文学上所包含的意义。这是一种扣环的运动，这种运动经过完整的转移由一个政府过渡到另一个政府。仅仅有所有制的变化而无相应政府的更迭，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绝没有不同时显示为政治革命的经济革命，不管这种革命的手段是流血的还是和平的。由此，革命已有别于反叛。“不，陛下，这不是叛乱，而是一场革命。”[2]这句名言已经强调指出了这种基本差异。它的确切含义是：“确信会出现新政府。”反叛行动从其根源上看是持续不久的，它仅是一种连贯的见证。相反，革命以思想为先导。确切地说，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革命是一种根据思想规范行动，在某种理论范围内改造世界的企图。而反叛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也罢，总是一部投射于事实的无出路的历史，一部既不牵涉制度也不涉及理性的阴暗的抗议史。因此，反叛残杀生灵，而革命则同时毁灭人和原则。但是鉴于同样的道理，我们能够说历史上尚未发生过革命。只会有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就是最终的革命。完成了扣环的运动似乎在政府组成的同一时刻已经打开了新的一环。以瓦尔莱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看到政府与革命在直接意义上是不相容的。普鲁东说：“认为政府会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而这只是因为政府就是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此还可补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它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好战的政府。革命越发展，革命所意味的战争赌注就越大。1789年中诞生的社会愿为欧洲而战，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为统治全世界而战。整体的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世界帝国，下面我们还要说明其中的原因。

在等待成功的同时（如果这种成功会来临的话），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换句话说，在空间得以清晰地表现的转移运动在时间上只是一种近似。19世纪被人们虔诚地称为人类解放的东西，从外部显现为一系列不问断的反叛，这些反叛相互超越，并且试图在思想中发现自己的形式，然而，它们并没有实现可以稳定天下的最终的革命。表面的考察并不是从真正的解放出发得出人自己肯定自己的结论，这种肯定越来越扩大，但始终未完成。如果曾经发生过革命，那就肯定不再有历史了，可能会有的是幸运的统一和心满意足的死亡。因此，所有的革命者都以世界统一为最终目的，他们的行为就似乎表明他们相信历史的终了。20世纪革命的特色是它第一次公开声称要实现阿纳沙尔西斯，克洛兹[3]的夙愿，即人类的统一和历史最终的完成。正如反叛运动最终达到“一切或全无”，正如形而上学的反叛要求世界的统一，20世纪的革命运动达到了自身逻辑最明确的结果之后，就手持武器强烈要求历史的整体性。反叛于是受命变成革命的反叛，否则就会成为不足为道的，或被时代淘汰。对于反叛者来说，问题不再是像斯梯内[4]那样把自己奉为神明，或是在姿态上独自脱身，而是把尼采这类人奉为神明并肩负起他的超人类的理想，按伊凡·卡拉玛佐夫的心愿普度众生。群魔第一次登台并且阐明了当代的秘密之一，理性和强权意志的同一性。上帝已经死了，应当由人的力量来改造和组织世界。仅有诅咒的力量是不够了，应当有武器并且要征服整体。革命本身，尤其是被称为唯物主义的革命，只是一场过分的形而上学的十字军远征而已。然而整体就是统一吗？这正是本文应当回答的问题。人们仅仅看到这种分析的语言并不是无数次地重复描述革命的现象，也不是一次再一次地统计各次大革命的历史或经济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事实中重新发现符合逻辑的发展，重新发现对形而上学反叛的阐述和它的持久的主题。

大部分的革命在谋杀中成型并具有自身的特色。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戮。其中甚至有些还弑君和弑神。如形而上学的反叛的历史是随着萨德开始，我们的论题只是随同弑君、随同当代人开始，这些当代人攻击神的化身，而并不敢废除永恒的原则。但是，从前，人的历史也向我们指明了最初的反叛运动的等同物，即奴隶的运动。

哪里有奴隶反抗奴隶主，哪里就会有一个人在残忍的土地上远离原则起来反对另一个人，其结果就只是谋杀人。奴隶暴动、农民起义、穷人战争、农夫反叛均提出了相同的原则——一命换一命。不管怎样的有勇气和神秘化，人们还是在革命精神最纯粹的形式——例如1905年的俄国恐怖主义中，重新发现这种原则。

在这方面，古代社会末期、公元前几十年发生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具有典型性。人们首先会注意到这是一场角斗士的反叛，也就是说，这是一些专门从事人与人格斗的奴隶的反叛。为了给奴隶主们取乐，他们杀人或者被人所杀。这次叛乱开始只有70人，最后发展成为一支拥有7万起义者的军队，这支军队打败了罗马最精锐的荣誉军团，北上意大利，向这座永恒城市进军。然而，如安德烈·普吕道莫[5]所指出的那样，这场起义并没有给罗马社会带来任何新的原则。斯巴达克斯发出的宣言局限于允诺奴隶们获得“平等权利”。这种从事实向权利的发展过程，我们已在反叛的最初运动中作了分析，它实际上是人们在这一层次的反叛中所能发现的唯一符合逻辑的成果。反抗者拒绝受奴役，宣称自己同奴隶主是平等的，然后再轮到自己当奴隶主。

斯巴达克斯的反叛始终阐明这种要求的原则。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立即把他们过去的主人供给这些奴隶奴役。根据传统，当然这也许并不可靠，起义军似乎还把好几百罗马公民组织起来进行角斗，奴隶们坐在看台上观看，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杀死更多的人。为了使一种原则得胜，必须打倒一种原则。斯巴达克斯曾幻想过的太阳城只能屹立在永恒的罗马、罗马诸神和罗马机构的废墟上。斯巴达克斯的军队确实进军罗马，要围攻这座城市。想到要抵偿自己的罪行，罗马惊恐万状。然而，在这关键时刻，看到那神圣的城墙，起义军就停止前进并且后退了，就如同它在原则、机构、诸神之城面前退却一样。这座城市被摧毁了，用什么来取代它呢？除了这种寻求正义的野蛮愿望以外，除了这种受到创伤并变得恼怒的、使那些不幸者坚持至此的爱以外，还有什么呢？[6]不管怎样，起义军不战而退，并且奇怪地决定沿着他们得胜的路线走了回头路，重返西西里岛。这些不幸者好像从此就孤立无援了，在等待着他们的伟大使命面前赤手空拳，在要进行冲击的这块大地面前失去了勇气，他们回转到他们历史上最纯粹、最热烈的时刻，回到了发出第一声呐喊的土地上，在那里，死亡是容易的，甜美的。

失败和殉难从此开始。在最后决战之前，斯巴达克斯让人把一个罗马公民钉在十字架上，他想告诉他的士兵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在战斗中，斯巴达克斯以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猛烈动作一再试图进攻罗马荣誉军团统帅克拉苏。他要殉难，但这是要在与此时象征着所有罗马奴隶主的那个人的格斗中死去。他愿死去，但这是在最高度的平等中死去。他没有攻下克拉苏：诸种原则在远处进行交战，克拉苏在一旁观战。斯巴达克斯如愿以偿地死去，但他死在雇佣军手下——那些同他一样的奴隶。他们扼杀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和他的自由。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以处死数千奴隶来做回答。正义的反叛历经沧桑，随之而来的是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这些十字架告诉奴隶们，在强权世界里不存在等同，奴隶主们成倍地计算他们自己鲜血的代价。

十字架也是基督受难的刑具。人们能设想，基督在若干年之后选择奴隶所受的惩罚仅仅是为了缩小把受凌辱的创造物与上帝的无情面容隔开的这种可怕的距离。基督为人求情，也遭受到最大的不公正待遇，为的是世界不再被分割为二，为的是使痛苦感动上天，使上天不再受到人类的诅咒。革命精神要表明天与地的分离，于是杀死神明在世上的代理人，以此作为使神明脱离肉体的开始。对此有谁会感到惊讶呢？1793年，反叛的时代以某种方式告终，建立在断头台之上的革命时代开始了。[7]

[1]革命(Revolution)在天文学上意为运行、绕转。——译者

[2]弗洛代·奥内梯语。——译者

[3]阿纳沙尔西斯·克洛兹(1755～1794)，即克洛兹男爵，国民公会议员。原名让·巴博蒂斯特，外号阿纳沙尔西斯。1794年被处死。——译者

[4]斯梯内(1806～1856)，德国哲学家。——译者

[5]《斯巴达克斯的悲剧》。斯巴达克斯札记。

[6]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实际上采用了在它之前的奴隶起义的纲领。但是这纲领归结为分田地和取消奴隶制，并没有直接触及到城市的诸神。

[7]本文对基督教内部的反叛精神并无兴趣，不涉及宗教改革，也不涉及宗教改革之前的反对神学权威的多次反叛，但人们至少可说宗教改革为宗教的雅各宾主义作了准备，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了1789年要结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