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反叛者

反叛者是什么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说他拒绝，他并不弃绝：这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他在以往都听命于人，突然他认为新的指令无法接受。这“不”字的含意是什么？

譬如，它意味着：“事情延续太久了”，“至此，‘是’；至此以后，‘不’”，“您太过分了”，还有，“有您不能逾越的界限”。总之，这个“不”肯定了存在着一条界线。我们在被他人夸大了的反叛者的感情中发现了限制的概念，这种限制的概念同他把自己的权利扩展到界限以外是相同的，以这界限为起点，他面临着另一种权利，并受到了限制。这样，反叛的行动同时建立在以下两种基础上：断然拒绝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僭越和模糊地确信某种正当权利。说得确切一点，反叛者觉得他“有权利……”反叛者始终怀着这种情感：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方式上，他是有理的。正是在此，反叛的奴隶同时说“是”和“不”。他肯定界限，同时也肯定他所猜疑的一切，并要在界限以内进行防卫。他执意表明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值得要求人们对此当心一点，他以某种方式把不忍受超出他所能容忍的压迫的某种权利与压迫他的秩序相对抗。

在排斥僭越者的同时，在整个反叛行为中，人整体地、即刻地进入自身的某些方面。因此，他不明显地使某种价值判断介入进来。尽管这种判断并无多少根据，他还是在危险之中保持着它。他至此保持着沉默，任凭自己受着绝望情绪的摆布，在这种绝望中，某种条件被接受下来，即使它被视为不公正的也罢。沉默，这就是使人相信自己不作判断也不希求任何东西。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什么也不希求。一般说来，绝望同荒谬一样评判和希求一切。而在特殊情况下，则对任何事情不作评判，也无希求。沉默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从他开口说话之时起，甚至当他说“不”的时候，他是在希求和评判。从词源上考究，反叛者的意思是作180度的大转弯。反叛者曾在其主子的鞭打下行走，现在他转身面向主人，他将更可取的东西与不可取的东西对立起来。并非所有的价值都会引起反叛，但是一切反叛的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会造成某种价值。至少，这说的是某种价值？

觉悟产生于反叛行动，尽管这十分模糊。感官即刻间敏锐起来，在人身上有某种人能够与之同化的东西，即使是暂时的也罢。至此为止，这种同化还不曾被真正地感知。在反抗之前，奴隶忍受着一切压榨行为。甚至，他往往毫不反抗地接受一些比起他的拒绝更令人厌恶的命令。他表现出了耐心，也许他在内心中拒绝这些命令，但是，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关心眼前利益胜于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相反，随着耐心的消失，随着不耐烦情绪的增长，某种行动开始了，这种行动会伸展到过去曾被接受的一切，这股冲动几乎总是具有反作用。奴隶在拒绝接受主子命令的同时，也摒弃了自己的奴隶地位，反叛行动使他走得比普通的拒绝更远。他甚至超过了他过去为他的敌人所划定的界限，现在他要求得到平等待遇。人原先的一种不可制服的反抗，现在变成了整个的人，人与这种反抗成为同一的东西，并且二者都被概括于其中。他把他要使人们尊重的他的那一部分置于其他东西之上，并且宣称它比其他一切都更为可取，甚至比生命更可取。对于他来说，这一部分变成了最高利益。奴隶从前处于妥协之中，现在他突然投身于“一切”或“一无所有”之中，意识随着反叛而诞生。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反抗既是相当阴暗的“一切”的意识，同时也是宣告人向这一切作出牺牲的可能性的“一无所有”的意识。反叛者要成为一切，他要与他猛然间意识到的这种利益完全地同化，他愿这种利益在他自身得到认可和敬重——或者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它被制约它的力量永远地削弱了。换言之，如果这种利益中被称作自由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神圣物被剥夺了，那么，它就接受那种最终的衰落，即死亡。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用赫赫有名的作者的话来说，价值“最经常地代表着一种从事实向权利，从所希求物到令人希求物（一般通过共同希求的媒介）的过程”[1]。追求权利的过程是明显的，我们在反叛行为中已经看到了。从“这一切应当如此”到“我愿意这样”的过程也一样。个人在共同利益中的超越的概念也许更加显而易见。一切或一无所有的突然出现表明反叛对个人这个概念本身提出质疑，这同常人之见正相反，尽管反叛产生于人所包含的纯属个人的东西中。事实上，如果个人同意去死并且在反叛的行动中献身的话，他通过这行动表明他是为他所认为的自己命运中包含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如果他宁死不愿否定他所捍卫的这种权利的话，这是因为他把这种权利凌驾于他自身之上。因而，他是以某种尚属模糊的价值的名义行动的，但是，他至少感到这种价值对于他和他人来讲是共同的。如果这种肯定使人从他的假定的孤独中摆脱出来并且赋予他一种行动的理由，我们就看到蕴含在一切反叛行为中的肯定扩展到了超出个人的某物。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存在于一切行动之前的价值是同纯粹的历史哲学相违背的，在纯粹历史哲学中，在行动之末取得价值（如果它能取得的话）。对反叛的分析至少会产生这样一种猜测，即如希腊人过去所设想的那样存在着人性，而这同当代思想的假设是相反的。若在自身中没有任何持久之物要防卫，为什么要反抗呢？当奴隶认为，由于某种命令，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被否定了，则这种东西并不仅仅属于他，而是归众人所有。在这种东西中，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侮辱他、压迫他的人，都有着一种共同点。

支持这种观点的有两类看法。首先，人们指出反叛行动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运动。当然，这种运动可能有自私的打算。但反叛者既反对谎言也反对压迫。此外，从这些私利的打算出发，反叛者在他最深刻的激情中没有任何保留，因为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进去了。无疑，他为了自身而强烈地要求得到尊重，但这只有在他与自然共同体同一时才会产生。

其次，请注意这种情况：反叛并不仅仅必然地产生于受压迫者，它也可能产生于受压迫的景象，而他人正是这种景象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与另一个人发生同化的现象。必须指出，这里说的并不是心理的同化，即个人自以为冒犯是针对他而来的一种招数。相反，人们不忍看到我们自己曾经毫无反抗地承受的冒犯如今落在别人头上，这倒是可能的。俄国的恐怖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在服苦役中看到自己的同伴受虐待就以自杀表示抗议，这就是这种伟大行动的明证。这里所谈的也不是利害关系一致而产生的那种感情。事实上，我们会对强加在被我们视为对手的那些人身上的不公正感到厌恶。这仅仅是命运和主见的同一而已。因此，个人要捍卫的这种价值并不属于他一个人。至少，应当由所有人来造就这种价值。在反叛中，人自我超越成为他人。由此看来，人的一致性是形而上学的。不过眼下谈及的只是在镣铐中产生的这种一致性。

人们可以进一步说明由反叛假定的价值的积极方面，把这种价值同完全否定的概念作对比。正如舍勒所指出的那种愤恨的概念。事实上，反叛的行动比提出强烈要求的行为更激烈。舍勒对愤恨下了很好的定义，把它比做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时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反叛则相反，它使存在爆裂并且帮助存在流溢出来。反叛使河水畅通无阻，死水一潭变成汹涌潮流。舍勒本人强调愤恨的被动方面，同时指出他十分重视本性追求欲望和占有的妇女心理。相反，在反叛的起因上，有一种过分频繁的活动和力的原则。舍勒指出，欲望使愤恨火上浇油。但是，人们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而反叛者则维护自身。也不仅仅索取他并不拥有的利益或是人们可能从他那里巧取豪夺的东西。他的目的是让人承认他所拥有的某种东西。他几乎在一切场合都把这种东西视为比他所慕之物更加重要。反叛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舍勒还认为，愤恨根据它在坚强的或软弱的心灵中的发展而变得野心勃勃或者辛辣尖刻。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变成另外的样子。愤恨永远是对自身的愤恨。反叛者则相反，他在最初的行动中就拒不让人触及他的为人。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存在的完整而斗争。他并不首先致力于去征服，而是使人敬服，愤恨对它的怨恨对象尝到痛苦的滋味事先就津津乐道。泰尔蒂连[2]的作品告诉读者：在天堂，幸福的人们中最伟大的福乐源泉将是看到罗马皇帝们在地狱中受煎熬的景象。在这段文字中，尼采和舍勒看到了这种情感的最美妙的体现，这是完全有道理的。这种福乐也正是正直的人们去观看处决犯人时所感到的福乐。相反，反叛在原则上限于拒绝受辱，而不为他人去求屈辱。它甚至为了自身而甘心受苦，只求它的廉正得到尊重。

人们不明白，舍勒为什么把反叛精神与愤恨绝对地同一化。他用人道主义精神对愤恨所做的批判（他把人道主义当作人类之爱的非基督教形式加以论述）也许适用于人道的理想主义的某些模糊形式，或是适用于恐怖的技术。但是，这种批判在人对自身的反叛中，在使个人挺身捍卫人类共同尊严的斗争中都是不适合的。舍勒要证明人道主义伴随着对人的仇恨。人们热爱全体人类，而无需热爱个别的人。这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当我们看到舍勒认为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伯当[3]和卢梭时，就更加理解他了。但是人对人的爱可能产生于其他事物而不是利害关系的考虑，或者产生于对人性的一种属于理论性的信念。有一种逻辑同功利主义和爱乐丝的家庭教师相对立，它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中的观点为代表，从反叛的运动直至形而上学的反抗。舍勒理解这一切，他这样归纳这种观念：“人世间并无足够的爱可浪费在他物上，而不是人身上。”即使这种看法是对的，它所假定的令人目眩的绝望也不值得蔑视。这种看法实际并不承认卡拉马佐夫的反叛中含有分裂性。相反，伊凡的悲剧在于无对象的爱太多了。由于上帝已被否定，人们就以一种慷慨大度的共谋的名义把这种已变得无用的爱施于人类。

另外，在我们至此所研究的反叛运动中，由于心灵的贫乏以及对一种无成果的目的的追求，人们并不选择一种抽象的理想。人们要求那在人身上不能化为意念的东西得到重视，即只能用于存在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热情的部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反叛都不带有愤恨呢？不是，而且我们在这个怨恨甚多的时代已见得相当多了。但是，我们应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概念，否则就会违背本意。在这方面，反叛在各处均充满愤恨。在《于勒万高地》中，当哈特克里夫宁要爱情而不要上帝，并要求人地狱以同他的爱人相聚时，这就不仅是他的受辱的青春年华，而是他整个一生坎坷的经历在诉说。同样的行为使艾卡尔口若悬河地宣称他宁愿同耶稣一起留在地狱而不愿待在没有耶稣的天堂。这就是爱的行动本身。因此，人们不能过分强调贯穿着反叛行动的热情的肯定。这种肯定使这种行动与愤恨相区别，以此反对舍勒的观点。反叛貌似否定，因为它并无建树，但在本质上讲却是肯定的，因为它揭示出在人身上始终要捍卫的东西。

然而，说到底，这种反叛以及它所负载的价值丝毫都不是相对的吗？确实，随着时代和文明的发展，人们反叛的理由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很明显，印度的贱民，印加帝国的武士，中非的原始居民或是基督教最初共同体的成员都与反叛的概念并无相同之处。人们甚至可以颇有根据地认为反叛的观念在这些确切的情况下是无意义的。然而，希腊的奴隶、农奴，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摄政时期的巴黎资产者，1900年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和当代的工人，倘若他们对反叛的理由所持的观点可能不同，那他们对反叛的合理性的看法却肯定是一致的。换言之，反叛的问题似乎只有在西方思想的内部才有确切的意义。按舍勒的观点，我们注意到，反叛精神在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或绝对平等的社会（如某些原始社会）中是难以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在社会中，只可能存在于某种理论的平等掩盖着事实的不平等的集团中。反叛的问题在我们西方社会内部是毫无意义的。倘若前面的看法还没有使我们提防这种结论的话，我们也许会说这种行动与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关。

显而易见，人们从舍勒的观点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社会内部通过政治自由的理论使人的概念在人们头脑中有所发展，通过政治自由的实践，产生一种相应的不满足。事实的自由只有同人的意识成比例地发展起来。由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叛是熟悉情况的人的所作所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然而，我们丝毫也不能说这仅仅是个人的权利。相反，鉴于那种已经指明的一致性，这似乎是一种人类在自身经历的过程中主动取得的越来越广泛的意识。事实上，无论是印加帝国的臣民还是印度的贱民，都不会提出反叛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问题已经在某种传统中得到解决了，甚至在他们能提出问题之前就已解决了，因为答案是神灵的事物。如果说在神灵的世界中，不存在反叛的问题，这是因为事实上人们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实际问题，所有的答案已经一次做出。形而上学已由神话取代。疑问已不再存在，只有答案和永久的解释，这些解释于是成为形而上学的。但是在人进入神灵之前，也为了人方便地进入神圣，或者在人一旦从神圣中出来时予以方便，于是就有了疑问和反叛。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索求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也就是说是合情合理地做出的答案。从此时起，一切疑问，一切言论就是反叛；而在神圣世界中，一切言论都是圣宠的行为，这就有可能指出，对于人的精神来讲，只能是两种可能的世界，神圣的世界（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就是圣宠的世界[4]）和反叛的世界。一个世界的消失就等于另一个世界的出现，尽管这种出现可能以令人困惑的形式实现。在此，我们或再次发现了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神圣化的历史阶段。但是，当代的历史通过它提出异议，迫使我们认为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它是我们的历史现实。除非逃避现实，否则就应当在它那里找到我们的价格。人们能在远离神圣和神圣的绝对价值之处找到行为的准则吗？这就是反叛提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能够获得产生于反叛所在界限边缘的那种模糊的价值。现在我们要问：这种价值是否又处在反叛的思想和行动的当代形式中？如果说它处在这种形式中，那么应确切说明其内涵，但是，在深入研究之前，请注意这一点：这种价值的基础就是反叛本身。人的一致性建立在反叛行动之上，而这种反叛行动只有在这种合谋中才能证明自身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将有权利允许自己否认或是摧毁这种一致性的反叛，顿时失去了反叛这个名字，实际上与赞同谋杀无异。同样，脱离了神圣的一致性只有在反叛的范围内才有生命力。于是反叛思想的真正悲剧就开始了。为了存在，人不得不反叛，但是人的反叛必须遵守反叛在自身发现的界限，人们在这种界限上聚集，并开始存在。反叛的思想不能脱离记忆，这种思想是一种永久的紧张。当我们在行为和行动中追随这种思想时，我们每每必问它是否仍然忠实于自身先前的高贵或者把自己的高贵忘却了，它由于厌倦和狂乱而沉醉于暴虐或奴役之中。

在此，请看最初浸透了世界的荒诞和明显无成果的思考在反叛精神推动下所取得的初步进步。在荒谬的经历中，苦难是个人的。从反叛的行动起，苦难便有了集体的意识，它成了众人的冒险行动。异常奇特的精神所取得的初步进步就是认识到它同所有的人分享这种奇特性，并且人的现实从总体上说忍受着同自身、同世界保持这种距离之苦。使一人遭受的苦难变成集体的灾难。在我们日常所遇到的艰难中，反叛起着“反思”在思想的秩序中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是最明显的事实。但是，这个明显的事实使个人摆脱自身的孤独。它是把首要的价值建立在众人基础上的共同基点。我反叛，因而，我们存在。

[1]拉朗德：《哲学辞典》。

[2]泰尔蒂连(150—160～222？)，拉丁文宗教作家。——译者

[3]伯当(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译者

[4]当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初，曾有过形而上学的反叛，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再临人间和被说成永生的上帝的王国便是答案，它使这种反叛变成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