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与伦勃朗的第一次见面
伦勃朗为他夫人所画的肖像，是在他的财产被警察局长拍卖后才得以与世人见面的，而这些只是他过去十年间给他的貌美惊人的夫人所画的肖像的一部分。画作一经拍卖，便引起了当时莫大的轰动，而作为他夫人的主治医生的我，则经常被问及他的夫人究竟如何地美貌动人。我想只有老天知道吧，从我为萨丝佳诊治直至看着她临终，看到的始终是她那面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而相对的她的丈夫伦勃朗却对我的生活产生了让我始料未及的深远的影响，自我们相见之日起每件与伦勃朗相关的事情，甚至是琐事对我来说也似乎变得相当重要。自从雨夜那天离开他家之后，我一直试图去追忆与他相识相知的种种画面，当然谈到我们初次相识的情景必然会与我那几位偶然结识的杰出的朋友有些许关系，讲述他们的事情会使我受益良多。相信在原本没有打算出版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记载这些稍微偏离主题的内容也是可以被谅解的。
因此为了讲述这个故事（我采用了最常用的叙事方式），我再一次回忆起多年以前的情景。那是在1626年四月，那时正值复活节，早上天公作美没有下雨，天空格外地晴朗，阿姆斯特丹的虔诚的男女信徒早已步入了教堂，而我的三个挚友，赛里姆、让·路易斯、柏纳多和我，却早已决定利用这一天租一只小艇到马金岛展开一次全新的冒险旅程。说它是一次充满冒险的旅程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大多数的游客会选择躲避那个岛屿，离它远远的，只因为那个岛屿上的居民都天性野蛮，被称为初级海盗和土匪，估计只有那些到处布教传道的牧师们会受到例外的欢迎。
但是这次到马金岛冒险旅程的行程路线赛里姆说他十分熟悉，因为他在做土耳其战舰指挥官时，曾经在去往黑海北岸一个荒凉的沼泽地区的途中经过这个地方，那个地区常住的是一个叫作斯拉夫的奇怪的游牧部落。只是对于赛里姆曾经担任过战舰指挥官这点我一直保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这个人甚至连渡船过港湾都要晕掉的。不过那个时候对于符合这位聪明绝顶、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脾气秉性、道德规范的种种行为，我都只能见怪不怪、不足为奇了。更何况有令所有人心悦诚服的让·路易斯一同前往，相信凭借他的智慧和能力一定会令须德海上的那些野蛮人乖乖臣服。
最后终于敲定要于十点钟在蒙泰尔班塔附近会和，看到坐落在港口旁边的古塔既令人欢喜又令人悲伤，因为每月总会有两次让大家既欢快又不免令人感慨的场景发生，那里是签了合同前往东印度群岛服役的士兵、水手们上船离开家乡的地方。每逢这个时候，那里就似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只看到兵贩子们一个个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成百上千的喝得醉醺醺的女人疯狂地唱着闹着。也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需要将这一船新招募的唯命是从、可怜的新兵交付出去，便大功告成了。而除此之外其他时间，这座古塔四周除了寂静还是寂静。而将它作为我们四个热衷郊游的普通市民的见面地点，实在太合适不过了。
由于我离得比较近，自然比其他几位朋友早到一些，当我刚刚走到欧德·斯堪斯街时，看到情绪十分紧张的男男女女们，三五成群分散地站在那里，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全部集中在同一个房子（这是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几乎任何一个街道都能看到的房屋），我立刻觉得气氛不同寻常。还听到有人时不时地喊着：“我看见了当中的一个人！”“那个房子挤满了那种人！”或者“看，出来了一个，他想翻到房顶跑掉！”紧接着又听到一声：“小心啊，他们要开枪了！”此时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立刻四散跑开，试图寻找可以躲避起来的安全之地，例如在大树或者盖满油布的大堆货物后面，这些货物原本是在等待星期二早上回来的工人搬运走的。
想想我们的城市以公共秩序井然而得名，城市自卫队是个纪律严明、控制得当的组织，虽然我们的市政当局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饶恕赦免一些个别的无伤大雅的小罪犯，但是对于反叛暴动等行为，势必会严加惩处、严惩不贷的。一旦发现有人肆意妄为触动市政当局的敏感神经，必将遭到逮捕并处以绞刑，这点毋庸置疑。“你们尽可以肆意妄为”，感觉听到市长似乎在说，“在不破坏我们国家至高无上、严明的法制和法令规定的秩序前提下，只要社会还称得上安宁，个别的抢劫，甚至伤害危及生命的行为，都可以被饶恕谅解。”一般认为，复活节早上会发生暴乱或者其他争端的想法显得有些荒谬绝伦。此刻，我转过身朝向一个拥有一双并不惊艳的黄色眼睛的人，他上下唇紧闭着，看起来似乎正对自己刚刚不同寻常的演讲自鸣得意。
“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转向他问道，他立刻变了一副嘴脸，很是古怪。
“啊？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吗？真是太奇怪了，到这个时候了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解释说自己刚刚才到这里几分钟，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过什么事情。
“哦，这样啊！”他看着我说，“刚刚那间房子里都是来做祷告的阿明尼阿斯教徒，他们打算在那个房子里杀死一个小孩子，想用小孩子的血来祭奠神灵。”那个时候的我正遭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显然神经已经不算敏感，否则就不应该继续这种话题。当时的我始终抱有一种固有的想法，认定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必然是赋予了每个人一定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即使我很明白人与人之间不会具有相同的聪明才智，所以我常常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归结为环境和发展机遇差异造就出来的产物。每当朋友们嘲笑我很愚蠢时，我总是这么说，“给他们一次机会吧。可能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能够发挥他们潜在才能和施展更高本能的机会，跟他们耐心解释一下，也许你会突然发现他们的另一面，会带来意外的惊喜，你们的耐心指导或许能为他们指明前行的方向，引领他们走向真理的大门，他们必将对你永存感恩之心。”我一直坚信这个观点，所以每个星期我会抽出一些个人时间，与某些人进行看似毫无意义的谈话。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所有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的内容，都值得推敲、怀疑，都让他们觉得神秘虚幻、充满不信任感，甚至连二乘二等于四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定论。我想那时我的脑子不够清醒也不够聪明，否则除了傻子之外，谁会愿意浪费时间跟那些执迷不悟的信徒辩论，只有我仍然坚持与这些人争论着，坚信这些有理有据的论调一定会有效果。于是此时我回答说：“但是，亲爱的先生，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并没有为了阿明尼阿斯教徒的利益而大肆宣扬关于犹太人的老一套把戏吧？”听了我的回答，那个男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此时他迅速朝着那群早早就躲藏在十几个大木箱后面的人群走去，看来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
只听见他此时喊道：“喂，快来人啊，我这里藏着一个阿明尼阿斯教徒，我已经抓到他了，你们快过来帮忙。”于是刚刚还躲藏在大木箱后面的人群立刻蜂拥而至，向我袭来。正当他们准备袭击我的时候，那座房子的大门突然被打开，十多个为了保护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一涌而出，如同受惊吓的小动物一般向街道左边逃离，那里似乎戒备不严。而刚刚试图袭击我的那群人已经顾不得抓我，把我丢在一边，快速地朝着逃跑的男男女女的方向追去，被丢下的我此时才羞愧地意识到，自己刚刚犯了一个多么愚蠢可怕的错误。
我背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声音中还夹带着一丝愉悦，“还想用以前讲道理或者不伤大雅的辩论方式，试图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原来是让·路易斯和柏纳多，他们已经到了，并告诉我说：“赛里姆在里德街等着我们，我看你最好也在那群不分是非对错的人返回前赶紧离开这里。”
但当我们刚刚要走进相邻的另一条街道，便传来了一阵枪声，看到自卫队的士兵从北边过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因为我们被暴徒和士兵“夹击”了，我们感觉很迷茫，愣了一会儿。只听见柏纳多对我们喊着：“看那边有个酒店，去那边！”转头正好看到酒店门口有人锁门，我们立刻奔向酒店。
当我们要冲进酒店的时候差点又引发了另一场激烈的冲突。但是我们很幸运，我突然认出这个酒店的老板正是我市立医院的一位老病人，令人庆幸的是他也认出了我，并对我说，“快点，快点进来，否则会有麻烦，我可不想被这些人打劫。”进入了酒店我们暂时算是安全了，此时又无事可做便向店主要了三杯烧酒，坐下来打探这场混乱发生的原因。店主解释说他也不十分了解因由，不过这条街上有座房子是一个阿明尼阿斯教会信徒的房产。依照神教院的雅考巴斯章程，阿明尼阿斯的教徒五六年前就从教会中被开除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聚集在欧德·斯堪斯街的这座房子里，一起为了共同的信仰祷告，一起听牧师传教布道，并且在患难之中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显然这种秘密的集会遭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教会强烈的抗议，是违法行为，但是这些阿明尼阿斯教徒，或者被称为辩论者，或者被冠以其他称号，但终归他们都是一些正直而勤劳的百姓，所以即使他们公开表示对宿命论和天谴论产生质疑，他们是破坏宗教道德的罪人，但是市政当局认为只要他们按时纳税，每次举行集会的时候能够小心谨慎，对他们的这种集会自然不会过多干涉，他们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祷告、唱诗、传教布道。
可是就在今天早晨，安息日圣经学校的几个逃学的孩子，闲来无事聚集在一起，在这座房子的走廊里吵吵嚷嚷地做游戏，而且吵闹声越来越大。别人家的走廊怎能允许他们这样吵闹，终于房子的主人走了出来，想让他们去别处玩耍，就这样一连说了他们五六次，而这些孩子却非常无礼地辱骂房子的主人。当时辱骂房主的语言是何等污秽，我这里实在不想重复出来，最后被逼得忍无可忍的房主暂时忘却了阿明尼阿斯教徒本应遵守的一切条条框框，伸手打向其中一个年轻却无教养可言的小无赖，被房主打了两记耳光的小无赖怎肯吃亏，随即向路边的行人大声呼救说房主妄图谋杀他。而如同我国一般市民惯常做法，他们从不询问事情经过，不理会是非曲直，只一味偏袒帮助属于自己那个阶层的人们。
此时，另一个人添油加醋地喊着：“有阿明尼阿斯教徒和天主教徒窝藏在那座房子里！”而听到这些话语，早起祷告刚刚返回的人们聚集得越来越多，情绪越发激昂，已经进入不太好控制的场景，这时警卫队的长官一个人赶过来疏散人群，但是人群却不愿离去。
当时是因为听见附近哗哗啦啦玻璃被打破的声响，所以我们才知道了不远处的人家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因此我就从那个早已放下来的百叶窗的小缝隙中关注着外面，我看见那边似乎是一个长官正与周围愤怒的人群谈论着什么，估计这位长官也不愿意采取武力措施来解决这次争端，但是显然这个谈判进展得不是很顺利，如果长官心里的天平有那么一丝丝的摇摆，那么这些被包围的阿明尼阿斯教徒的命运就足以被改写。此时人群又一次骚动起来，呼喊声、辱骂声、砸向房子所产生的咚咚声此起彼伏，场面混乱至极。突然混乱的人群中飞出来一块石头，不偏不倚砸到一个距离人群稍远处的士兵头上，是蓄意还是偶然，我们不得而知，实际这名士兵想必也一定希望惩治这些阿明尼阿斯教徒但又不能轻举妄动。可是此时此刻的他却受到石块袭击被砸破鼻子，如果还无动于衷那他会更加遭殃。只见这名士兵马上端起手中的枪瞄向一个人。而此时一个面露凶相看似是这群暴徒的带头者之一的男人，手拿一块石头，还叼着一把长刀在嘴边，突然发了疯一样转身向那个长官袭来，势必要置长官于死地。而那个长官显然毫无防备，随身宝剑也未能及时拔出，千钧一发之际幸亏那个端起枪的士兵迅速开枪，一击命中暴徒的眉宇之间。射击的力量将那个暴徒掀起几米高，而长刀和那块石头也随着腾空的身体一起飞出去，最后就只见一具尸体重重摔倒在地面上。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里，又陆续夹杂了几次小规模的争斗，最后长官从混乱的人群中抓捕了几个人，看来现在被炮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而作为拥有崇高哲学修养的我们，怎能错过这样一个可以仔细探究邻居们的机会？因此我们游说着店主，请他允许我们打开窗口的百叶窗来关注事态进一步的发展，希望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些为了守护他们膜拜敬仰已久的上帝的荣誉，而进行的这场抛头颅洒热血的斗争。
正当我们密切关注窗外发生的一切时，眼前的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个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背靠着一棵大树，就好像一个画家正在独自一人潜心作画，正仔细勾画着眼前的小鸟或者小松树，实际他是在描绘着已经赶到现场的一帮乞丐中的一个。嗅觉灵敏的乞丐们怎能错过这样一场打劫，他们早早就赶到这里，只是看到混乱的情形及警卫队的出现，不知如何是好，打劫似乎行不通，所以几个人也正为是去是留争论不休，最终其中一些行事小心的人转身逃跑，而留下几个凑热闹想看个究竟的人。
当乞丐们专心讨论去留问题时，从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附近来了一群手持利刃的士兵，向可恶的异教徒们大喊绝不允许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传教布道，散播异端教义。于是这又助推了暴乱分子和士兵之间的战斗，促使斗争进一步升级。石头在人群之中乱飞，人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之前那个独自作画的年轻男子，始终专心于他自己的创作，根本没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的可怕性，没有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乱飞的石头砸死。难道他没长眼睛吗？不，他长了眼睛，我们三个人都看到他长了眼睛。正因为如此，我们三个人全被这个年轻人吸引了，看着他留着很长的艺术家气质的长发，穿着略显朴素，猜想他是个大学生或者是制作高级艺术品的工匠。
“我喜欢这个年轻人，我们一定要跟他聊聊天，我们一定要邀请这个年轻人跟我们一同去旅行。哈哈，我想当我们在岛上遇到野蛮人需要谈判时，这个镇定自若的年轻人定会起到莫大的作用。”让·路易斯突然喊着，看到他兴奋的表情，那么他对这个泰然自若的年轻人的喜爱之情就溢于言表了。
但是很可惜，天不遂人愿，当我们等到士兵将这群暴徒赶走，可以从酒店中出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踪影。任凭我们四下寻觅，仍不见其人，我们也只能作罢，放弃了这次毫无结果的寻找。然后回到酒店，向店主表示诚挚的感谢，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所以我们付给店主很多酒钱以示谢意。
随后我们赶往里德街，在事先约定的酒店里与赛里姆会合，只见赛里姆搂着一个女服务员，正兴致勃勃地聊着，那个女服务员显然被他绘声绘色的描述所折服，听得非常入神，看到我们已经进来，赛里姆解释说他正在给女服务员讲关于已经为女服务员戴在手上的戒指的故事。
后来，我们原本计划好的这些冒险航程就这么无疾而终了，因为城市的那个区域接连几天都被愤怒的氛围所笼罩，每个人的悲愤之情都难以自已，他们个个都做好了保卫自己家园，保护自己家人和妻儿的准备，以防止受到异教徒荼毒。但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即使他们忠诚于所谓的正派宗教事业，最后却仍然难免落得像野狗一样被枪杀的下场。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如果独自外出航行寻求快乐，而置社会公共利益于不顾，那必然会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自己，我们谁还敢贸然去寻求快乐的航程，显然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于是我们只能听从朋友让·路易斯的建议，到他的高楼去玩。
让·路易斯做了一个正宗的法式菜肉蛋卷。说他做得正宗，是因为法国人做菜肉蛋卷与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不像我们使用面粉来做薄饼，而是用一种比我们用面粉做得更松软许多而且容易消化的薄饼皮儿。而赛里姆却给我们奉献了一道叫作“伊什——凯巴布”的稀奇古怪的菜肴，还假模假式地对我们说这是穆拉德四世陛下喜欢的菜肴，其实这道菜不过是他用肉丁和面糊两种材料制作而成的。柏纳多则采用葡萄牙的菜肴制作方法，为我们做了一道相当美味的沙拉，即使蒜味略浓、有些油腻，但绝没有影响到它整体的味道。
他们忙碌地制作着各色菜肴，我则一直端坐在旁边细细地思量，琢磨起那个我们四下寻找的奇怪年轻人，想起他那时在周围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居然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地专注于他的创作，越想越令人好奇，他的面孔总是不经意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难以抹去。我一直认为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而直到1641年11月的那个令我辗转难眠的雨夜，我才终于恍然大悟，我的一个新病人的丈夫伦勃朗·凡·莱茵，居然就是那个十五年前面对暴乱还能不受干扰的奇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