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透过历史烟尘(2)

康熙、乾隆以来，康定的商贸日益繁荣，交通条件不断有所改善。为维护西藏及川边的稳定，康定也成为重要的军事重地。到了清朝光绪30年（公元1904年），清朝政府升打箭炉厅为直隶厅，加强对康定的控制，以抵御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犯，以发挥对西藏的影响。到光绪34年（公元1908年），正式设立“康定府”，隶安边康道，康定之名始于此。

公元1912年，四川总督尹昌衡奉命西征，将西征司令部设在康定。从公元1912年到1934年，是动乱的年代，这时期内，川边地区先后改设川边镇抚府，川边镇守使署、西康特别行政区、川边边防指挥部等等机构，康定就成为这些机构的府、署、行署、指挥部所在地。1936年7月，民国政府西康省建省委员会从南京迁康定，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康定成为西康省的省会。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康定又成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1951年1月1日，康定县人民政府成立，炉城镇为康定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955年，西康省原宁属（西昌、凉山地区）及雅属（雅安地区）并入四川省，康属一部（昌都地区）划入西藏管辖，其余地区也并入四川省，康定又成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到2015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康定撤县设市，又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西康起义和康定解放

西康起义和康定解放，都是康定历史上的大事，别的有的地方，起义之日，就是解放之时。但是康定却不是，宣布起义在先，真正得到解放在后，这是历史的因缘际会，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而不是人为因素为之。

公元1939年，西康建省，省会定在康定。身为西康省主席、掌握西康省党政军大权的刘文辉常住的地方却是雅安。在康定主持日常事务的是西康省政府秘书长张为炯，以代主席身份处理刘文辉交办的各项事宜。10年过后的公元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在彭县通电宣布起义，脱离蒋介石集团。

刘文辉等人宣布起义通电传到康定是12月12日深夜，张为炯连夜布置，于12月13日午前十时，召集西康省政府大小官员及办事人员开大会，会上宣读刘文辉从彭县发来的电报。电文不长：“本主席业于佳日通电，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特闻。”接着宣读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将领在彭县发出的起义通电。西康省政府宣告响应刘文辉的号召，即日起义。

消息传出，康定城中群情振奋，人们载歌载舞欢呼西康起义。公元1949年12月13日成为了西康省政府起义的纪念日。

而在此时，四川的雅安、西昌等地还有国民党军胡宗南的部队还未肃清，蒋介石逃出大陆前布置的“反共游击军”还在利用高山峡谷自然天险与解放军对抗。解放军一时还不能分身前往康定。天全、芦山等县城被土匪摇身成为的所谓“川西反共游击军”围困，西康省会的康定前往雅安、成都的道路被昼伏夜出的国民党匪帮阻断，除电报往来，人员马帮都无法通行。

公元1950年3月5日，以田中田为首的一股国民党军残部避开解放军，专走小道，从崇山峻岭中流窜到金川、丹巴等地，以其中一路人马翻越康定北面的大炮山，沿雅拉沟进攻康定，另一路取道大渡河顺流而下，再从瓦斯沟往康定进攻。张为炯为首的起义西康省政府，未能掌握准确情报，判断失误，省政府内主战、主退两方意见相持不下。张为炯只好带领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大部份人员，离开康定城，撤离到折多山以西的营官寨等待解放军。

国民党军田中田残部占领二十天，把康定城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在城里成立了“西康省会军警联合稽查处”，发出通缉“异党分子”、“危险分子”名单，搜查抄家，戒严封城，无所不用其极；网罗组织反共人员，成立了“西康反共救国委员会”，四下张贴反共标语，威胁恐吓民众。在城外，收罗丹巴、康定鱼通等地的土匪，任命了若干司令、军长、师长，与暂时还盘据在西昌一带的国民党残部遥相呼应，妄图凭二郎山、大渡河天险与解放军对峙。

康定城内，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怀着仇恨的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能量，以为螳臂真能当车，疯狂抓捕革命者，大肆迫害进步人士，一时间，康定城内黑云翻滚，人民群众苦不堪言。这时，以为宣布起义了就是翻身解放了的康定人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醒了，在党的地下组织带领下，与田中田匪帮展开了不屈的斗争。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公元1954年3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兵团186师556团从雅安出发，以摧枯拉朽之势，2月22日，翻过二郎山，解放泸定城。3月23日，击溃沿大渡河布防的国民党军残部。田中田布置在瓦斯沟、日地的残兵闻风丧胆，不敢顽抗，一起逃回康定城。

3月23日凌晨，国民党残军田中田部趁天色未明，苍惶从康定南门方向朝盘盘山逃命。3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排成三路纵队进入康定城，军容严整地出现在康定人民面前。

康定城终于迎来了解放。这个日子是：公元1950年3月24日。

茶马互市地

茶马互市，最先是指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以茶和马进行交易的活动，但发展到了后来，专指的是汉族地区的以茶为代表的包括粮食、盐巴、布匹、绸缎、白银、铜铁及日用百货等在内的汉地物资，与藏族地区的以马为代表的包括畜产品、高原药材、黄金及各类土特产品等物资进行贸易交换的商贸活动。

简单追溯历史，茶马互市起于唐朝时代，北宋朝时期发展很快。南宋时期，由于北方疆土的丢失，不能从北边得到战争所需马匹，南宋朝庭对西南方向的马匹需求量迅速增长，贫弱的南宋朝庭更需要茶马交易的税利，以弥补和支撑风雨飘摇的政局，以茶求马的交易活动更加频繁。到了元、明时期，茶马互市已从“官卖”为主转为民间贸易为主。清朝，更没有把购买马匹作为首需，看重的是茶马互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从北宋熙宁年间到清朝初期，打箭炉邻近之地都是“南路边茶”总汇地。所谓的“南路边茶”，是指产于四川雅安、荥经、名山、天全及邛崃等地的茶叶，以人力搬运到打箭炉后，再以畜力往折多山以西转运。再经过理塘、甘孜等地再中转朝西藏、青海等地贩运。

而到了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朝庭在打箭炉设置茶关。至康熙45年（公元1706年），建成泸定铁索桥。进入打箭炉的交通改善，打箭炉的茶市更为兴旺。龚伯勋先生考证：“乾隆年间，各地茶商每年在打箭炉销售的茶叶，就已达十万零三百多引。按一道引贩茶叶一百斤计算，纳税银一钱八分计算，一年销售的茶叶在一千万斤以上，征收税银一万八千零五十八两”。

到民国时期，康定已经发展成为川边一大商贸重镇，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民国政府发布《全国商会条例》，定上海、汉口、康定为“总商会”，其它城市都称为“商会”。把康定的商会定为与上海商会、汉口商会置同等地位，康定位列全国“三大商埠”之列，可见当时康定在全国商贸活动中的地位。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当时人口还不上万的康定城中有商户达到250多户，但张央先生却根据他的经历、见闻说：“……城中有300余家汉、藏行商、坐商的生意，造就了炉城的繁华……”

打箭炉商贾云集，茶市兴旺，更带来了商贸百业活动的繁盛。有记载：“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类似的许多记载由张央先生、龚伯勋先生收进了他们研究的著述中，对于茶马互市带给打箭炉的繁华作了肯定。于是，打箭炉出现了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一个独特现象——锅庄。

“炉城四十八锅庄，故事而今半渺茫”。写这首诗、发出这个感叹的贺觉非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锅庄已经感到“半渺茫”，到了如今，康定城里再也看不到锅庄的影子，今人已经完全“渺茫”。

首先是对“锅庄”的理解，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很多人一看到“锅庄”一词，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风行康藏高原上的一种圆圈舞蹈。但是在康定城里的锅庄却与这种舞蹈的联系有些扯不上。其实这种圆圈音译为“锅卓”要近似一些，因为“卓”才是舞蹈的意思，而“锅”或“果”的音译，是“围”、“圆圈”的意思，“围在一起舞蹈”才为今天约定俗成的“锅庄”这种舞蹈形式。

一些人以为“锅庄”就是火塘，三个支架上安放一口锅。这种说法却与康定城特有的“锅庄”有一些关联。贺觉非先生考证说：“藏语呼作‘独吉’者凡十三家，计户以锅，每一‘独吉’有大锅一口，锅作桶形，取暖煮茶用也”。这里所说的“独吉”，指的是用石片铺地的较大院落。在打箭炉城内用石板铺地的十三户“独吉”，据龚伯勋、张央、骞仲康、郭昌平等人考证，其实就是明正土司属下的十三个头人最先设置在打箭炉城中的办事处。

龚伯勋等先生认为，这十三个头人的办事处，设置之始就称为“古草”（又音译为谷昌），汉语意为“代表”，而“代表”的就是十三个头人到此地来听候明正土司的派遣。头人们的身份都是“古曹”（又音译为谷章），意为“贵族”。“古草”（谷昌）、“古曹”（谷章）与“锅庄”的发音都很相近，先生们考证说，这极有可能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锅庄”一词的来由。

随着商贸日益兴旺，打箭炉的“锅庄”也由最先的十三家，发展到了四十八户，盛极之时曾有大小“锅庄”70余户。如果说，最先的“锅庄”是为明正土司服务，带有明显的政治行为，到了后来，“锅庄”则完全转变成为了服务于贸易集市交易的、具有客货栈性质的商业行为。

“锅庄”是来往客商下榻地，是来往货物的存储地，还不仅如此，“锅庄”主还是促成交易的中间人、经纪人。促成一单生意，“锅庄”主按比例收取一定的佣金（当时称为“退头”）。买卖双方都因为“锅庄”主的行为，感受到了方便快捷，货物资金的流动快速，生意自然兴旺。“锅庄”坚守诚信，无论代为保管货物，还是代收、代支钱票都为买卖双方作想。集旅舍招待、货栈存放、骡马寄养、乃至承办少量现在所说的“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锅庄”也由此兴旺发达。

现在的人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锅庄”的模样，根据口传和龚伯勋先生等人的研究，当年的“锅庄”，有点类似人们较为了解的“四合院”样子，四周有乱石砌成的围墙，围墙内有用石片铺就的院落。呈凹字形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上为接待来往商家和旅人食宿处，楼下为货物堆放地。转过一楼一底的楼房，后面有拴牛、拴马的露天坝或简易木棚，以及堆放柴草的场所。“锅庄”规模不同，较大的如“瓦斯碉锅庄”，有客房多达30多间，而一般“锅庄”有客房从几间到十多二十间不等。相同的是，不论“锅庄”规模大小，都有一间类似客厅的房间，这里既是接待客人的场所，也是可以进行生意谈判的所在地。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个“锅庄”接待的客商相对固定。尤其是从“关外”地来的藏商，他们的下榻处，货物寄放处不会轻易变动，对于他们，熟悉了，做生意方便，对于“锅庄”主，则意味着有较稳定的客源，稳定的收入。但是，一当常住的客商离去，“锅庄”主们也欢迎其他客商、旅人入住。在清朝中期，“锅庄”的生意十分红火，这种现象延缓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

可以说，是茶马互市、商业活动的兴起，直接促使了打箭炉“锅庄”业的发达，也使打箭炉出现了别的地方没有的“缝茶业”这个行业，进而打箭炉的制革业、搬运业也围绕茶叶贸易、其它货物的贸易而兴起。

打箭炉成为了茶叶及其它货物的中转、集散地，相应就会催生一些行业的产生、发展。“缝茶业”即其中之一。所谓“缝茶包”是因为从雅安等处运到打箭炉的茶叶，全靠人力背来。背来的茶叶包，都是方便放在“背架子”上的长条形包装。而要从康定再往藏区各地、牧场深处贩运，主要依靠牛力。这就必须把长条形的包装改为方便牛马驮运的、稍短且利于放到牛马背上的包装。将长条形改为方形包装后，为防贩运途中的雨雪，都要用牛皮进行包裹，牛皮接缝相连用牛毛线缝上，这就是“缝茶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甲珠娃”，意为“专为茶叶缝包者”。当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还有后人，他们回忆说：在茶业兴旺的年代里，他们的先辈每天都非常繁忙。

因为包裹茶叶要用牛皮，牛皮包裹的最大好处是不怕雨淋，也能有效减低遥远路途上的磨损。没有经过专门处理的牛皮称为“生牛皮”，生牛皮不能用以包裹茶叶，把“生牛皮”制作成“熟牛皮”才能使用。制作熟牛皮不仅要用硝水浸泡，更有清洗、搓揉、晾干的一整套流程。其实用以包裹茶叶包的牛皮并没有制作到可以用来制作藏靴、藏袍的那种“熟”的程度，仅是把附在牛皮上的牛毛尽可能地除掉。被认为是合格的“熟牛皮”最后才被分割开来、或割成条、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