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透过历史烟尘(1)
作为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可以随风就散尽的烟尘。过去的岁月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许，就是历史本来的面目。
从达折多到打箭炉
康定城“三山夹峙，二水分流”，还有个的说法是“三山环抱，二水中流”。三山是跑马山、郭达山、子耳坡，二水是雅拉河、折多河。康定城这地方最先的地名叫做“达折多”，其实，这里的“多”的音译似乎译为“夺”的发音更为接近藏语发音。地名叫做“达折夺”，其本来的含义是“两水交汇之地”。
在郭达山脚下，雅拉河、折多河合二为一，顺山谷奔涌而下，去了大渡河。两条河流相逢的山沟里没有宽敞平坦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建造城池似乎不合常理。但仔细想想，却也不无道理。康藏高原上山高峡深，行路困难。沿着水流的方向找到通向外界的道路自然在情理之中。
有一些人们渐已忘记的说法或对地方、事物的称谓，也可以看出这个推论有依据。例如“雅拉河”，曾经人们对这河流的称呼是“雅拉登各”，译成汉话大约意为“通向雅拉的门”，这条河从北面雅拉神山、大炮山流出，沿水流逆行，北去可以通往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康北”一带及丹巴、大小金川一带地方。
再如“折多河”曾经也有“木雅登各”的称谓，意为“通往木雅的门”，这条河从南面而来，沿山谷冲出，抵达康定。逆水流上行，最先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是历史上“木雅”主要的区域，也是去康定人们所说的“关外”康南、康北及九龙一带的必经之地。
而当两条河的康定郭达山下汇合后，这河流便被称为“甲域登各”，意为“通向汉地之门”。事实也是如此，顺这条河流走向，便是去了汉族地区。
无论是“雅拉登各”、“木雅登各”，还是“甲域登各”，这些沿河的地方，都成为了现代人修公路的首选地。沿河的道路，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来来往往的通道。顺着水流，从“大炮山”、“折多山”、“雅家埂”和瓦斯沟几个方向来，康定城所在的这条山谷恰好处于一个中心点，成为了人流、货物的中转地。
于是，因为交通、交往，在这两条水流相逢的地方就具备了成为一个人们集聚地的重要因素。据一批对康定历史有研究的专家说，在明代，沿雅拉河、折多河沿岸，有牧人放牧牛羊，同时也种植一些耐寒的蔬菜。过路的客商便在这些牧人居住的地方“打尖”。张央先生认为，史书上有时写成“打煎炉”，有时又写成“打箭炉”可能是从“打尖路”的叫喊声转化而来的，他认为“打尖路”就是路边喝茶、休息片刻的地方。所谓“打尖”，就是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久而久之，来往旅人商贩一到此地，就情不自禁相互招呼：“打尖罗”！因此，张央先生怀疑后来的“打煎炉”、“打箭炉”的称谓其实也是“打尖罗”的谐音。
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现在一般的人都相信，所谓的“打箭炉”不过是藏语“达折多”的谐音，却又因为藏语译为汉话后的发音问题，才把“达折多”喊成了“打煎炉”、“打箭炉”。
其实，“打煎炉”、“打箭炉”这样的称谓也有先后的区分。在明代，《太祖实录》及《明史》上记录的都是“打煎炉”。而把“打煎炉”改称“打箭炉”，是在清朝康熙19年（公元1680年），刑部的奏疏中才有了“打箭炉地方”的记载，此时才把“打煎炉”改为了“打箭炉”，至此，才把“打箭炉”的称谓固定了下来。
从最先把这个地方叫做“达折多”，在文字上以“打煎炉”来表达，再到把这个地方又称之为“打箭炉”，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达折多”这个称谓出现的时期已不可考，“打煎炉”、“打箭炉”这个地名见诸文字，出现在史书上的时间在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龚伯勋先生等多位学者专家认为，从那时起，明正土司“领受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后，康定成为了明正土司驻牧之地，其时，康定之名始称“打箭炉”。
最先的说法“达折多”，指的是康定城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是对自然环境的直接表达。到了说成是“打尖路”，就明显有了人类活动的痕印，而到了说成是“打箭炉”，人文的因素明显大为增加，以至于忘记了“打箭炉”本是“达折多”之音转化。乃至于望文生义，就又与另一个牵强附会的传说有些关联。
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多次生擒孟获，于是有了“七擒七纵”的故事，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双方议定，获释后的孟获应退“一箭之地”，并且永不再犯蜀国边境。诸葛亮事先派遣一名叫做郭达的将军，到“达折多”地方安炉造箭，并将一支巨箭安置于一处高山顶上。释放孟获时，诸葛亮当众朝南射出一箭，然后寻找这支箭落在何处，以箭落之处划界，没想到这一箭射了那么远，孟获只好退到了远离蜀国地界以西很远的地方。
以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来看，“七擒孟获”之地并不是康定这一带，如果说真发生过“七擒七纵”的故事，也是在气候比较热的地方，要说是云南或者说四川西昌一带还有点相类，康定的气候不热，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发生战争的环境也无相似的地方。但传说就是这样的，并且还有人津津乐道。作为历史这并不真实，作为传说却极富戏剧性。不过，这个传说却告诉人们，汉族人的文化在这个地方传播也有些年头了。
康定城中原有一座“郭达将军庙”，据说就是纪念郭达将军而修建的。根据清朝乾隆时期，曾经是四川总督的孙士毅写的《郭达将军庙》诗来判断，这座庙起码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存在。传说，郭达将军为了把巨箭背上山顶插好，累得口吐鲜血，死后人们修庙纪念他，是念他忠勇。
就这样，人们把一个传说里的情节：郭达在此地安炉造箭作为一个地名的解释固定下来，说，这就是“打箭炉”的来历。并由此再派生，把“打箭炉”简称为“炉城”，总之是与火炉有关了。
却又有了另外一种说法。说，康定这个地方，地形有些独特。折多河如一撇，雅拉河如一捺，一边跑马山是一点，另一边郭达山是一点，几个笔划写下来就是一个“火”字，所以旧时康定火灾多发，因此，才有了“炉城”一说。为了破解，远在清朝时代，根据高人指点，民众出钱出力，在郭达山脚修建了一座“魁星楼”，在这一捺的一点旁再加上一点，“火”字就不再是“火”字了，希望以此免除了康定频发的火灾。
谈及康定地形，格桑曲批先生却说：康定的跑马山、郭达山、阿里布果山其实原先是安放在“地狱里的三个灶石”，康定冷，与这个原故有关，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在康定居住三年后，即使到了地狱也不再受寒狱之罪了。
但是，对康定原来的称呼“达折多”也好、“打箭炉”也罢，还有别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解释。
杨嘉铭先生认为：“达折多”其实还含有“好丝绸”之意，在这个地方除了茶马互市，还是能做买卖绸缎的地方。骞仲康先生则认为：“达折多”除了含有“比试射箭之地”的意思外，还有“树有经幡的谷地”这样的含义。近些年来随着对格萨尔文化现象的重视，出现了一种较新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认为“达折多”之含义是，格萨尔王安放了“三个石头烧茶的地方”之意，跑马山、郭达山，子耳坡这三座山就是那三个石头。
而在藏传佛教信仰者中间，好多人都认为“达折多”就是“二水交汇的宝贝地”，因为，环峙康定周边的三座山，其实是藏传佛教“密宗事部三怙主”，即，西面的子耳坡是“文殊菩萨”（降米扬）道场；东南面的跑马山是“观音菩萨”（萨内惹）道场；东北边的郭达山是“夏诺多吉”（护法金刚菩萨）道场。康定是有佛和菩萨庇护之地，自然就是福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康定这样，对本为同一个地方却有多种说法或解释的城镇可能不多，而且这些说法和解释还各自有自己的理由。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过一种说法或者解释一定要别的说法和解释服从自己的现象。各说各的，各自存在，这就是康定了。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著作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许多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和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康定，作为这条民族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南来北往的人群，东去西到的文化都会在这个地方相逢，从而形成了康定特有的文化现象。各种文化能够相互尊重，同在一地而不互相排斥，反倒能在融会贯通后形成一种既有原来文化影响，又有了崭新面貌的一种属于康定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对康定原有地名“达折多”和“打箭炉”不同解读中，也能体会到这康定地域文化的包容，开放，对这方水土文化所具有的强劲生命也可窥见一斑。
打箭炉厅，康定府、西康省会
有史料证明，元世祖至元二年，即早在公元1265年，元朝中央政权已经在“四川檄外、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地设安抚司”，由“陕西行省管辖”。对康藏研究最为深入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中写道：“至元6年（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分兵三路。中路是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鱼通、长河西等土司和岩州土司，率先迎降……木雅瓦述族色巫绒土官迎降更早。元世祖忽烈并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宣抚司为一个宣慰司，命色巫绒土官为宣慰司使”。
从任老先生的著述中，起码有如下信息。一、元朝大军不仅沿大渡河到过泸定的岚安等地，而且也到过如今由康定管辖的营官寨、沙德、塔公一带，到过现今由九龙县和雅江县管辖的，当年是色巫绒土官管辖的地方，这些地方共同的称谓就叫做“木雅”；二、明正土司起码在这时已经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最早得到的朝庭封号是“宣慰司使”。
而到了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为了支持朝庭对云南用兵，明正土司在康定城聚集其属下于“打箭炉”，为朝庭征滇的军队提供马匹转运粮草等军务，这是明正土司东移康定城的起始。骞仲康先生认为，在如今的军分区、康定中学所在地的一大片地方，当年是一片相对平坦宽敞的河滩地，因此，这地方成为明正土司手下的木雅勇士们理想训练地。因而，此地有个地名叫做“达珍塘”（意为射箭或打枪的坝子）。到了清朝时期，“达珍塘”这地方真成了驻守在康定士兵的训练地，不过，这时就有了新的地名叫做“大较场”，如今，好多老一些的康定人还把现在称为“南郊”一带的地方，习惯于叫做“大较场”。
在“达珍塘”一面的山坡向阳地，明正土司挂出自己的旗号，设大帐视事，发号司令。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询问当地一老者（现已过世），此地为何叫做“色多”，老者回答说：“很久以前这地方曾发现过大如石块的黄金。”老者所说虽让让笔者起疑，但也记住了这一说法。明正土司把大帐设在地块坡地上，也让人猜不透原委，难道说仅是因为向阳？
但是不管怎么样，明正土司属下十三头人（一说是十八头人）便都到此处报到听遣。这一处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山坡地，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权力的中心。多年以后康定有了流官的衙门，因为衙门是权力的象征，后来人们就把明正土司曾经设帐的地方叫做了“色多衙门”。而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属于元、明、清各代朝庭的衙门曾设置于此。
征滇事毕，明朝庭论功行赏，正式册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使”，明正土司也没有把自己的权力中心再转回到折多山以西。听从明正土司调遣的一些大小头人，为了及时方便为明正土司效力，也在康定建起了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此，康定城成为了明正土司驻牧之地。只是，这时的康定城并没有城镇的模样，渐渐增多的人口沿折多河在“色多衙门”下游不远处、如今的“公主桥”附近聚居，慢慢形成村落，也还没有城垣。
清朝初期（约在顺治9年，即公元1652年左右），朝庭收缴明朝发给明正土司印信，直到康熙5年（公元1666年），才重新册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康熙39年（公元1700年），发生了明正土司被喇嘛营官第昌侧集烈杀害的事件，清政府派遣大军平息叛乱。事件平息后，朝庭把距打箭炉不远、大渡河流域的咱里土千户等划归为明正土司管辖，进一步扩大了明正土司的权力。
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清政府在康定设置“打箭炉厅”，设置流官，移雅州同知府驻“打箭炉厅”，隶雅州府管辖。同时派遣驻军，此时才开始了为康定城修筑城墙。据《雅州府志》：“雍正8年，安设安阜和营，倚山砌石城一百四十五丈”。《打箭炉志略》载：“查打箭炉原设三门，东门大卡系进省通衢，南门公出卡系赴藏大道，北门雅拉沟系通往各苗蛮小路”，至此康定有了城镇规模。
此前的康定，已经逐渐显现出它在四川西部、西藏东边的经济中心、军事要塞的地位，随着“打箭炉厅”的设置，各族人口渐增，商贸日趋繁荣。“打箭炉厅”的设置，进一步促进了康定这座城镇作为四川西藏交通枢纽，茶马互市中心，川边藏东重镇的快速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