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外媒眼中的中国政局(1)

1857年2月12日，美国“传教士”出身的驻华使节伯驾积极帮助英、法等国在广州进行侵略行动，同时极力主张美国占领台湾，他建议美国国务院：“要对台湾‘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举棋不定’，这些美丽的岛屿并不永远属于这个帝国。一旦它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理应最先据有它，这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

1860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文章，发出这样的质疑：“大清国在恭亲王的治理下，使得这个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赢得了国际上的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而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1860年，英国反对党议员威廉·格拉斯顿发表公开宣言声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这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将无疑让这个国家和人民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神圣的国旗变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我担心，英格兰对清国人民的种种恶行，上帝将降罪英格兰。”

1860年，与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的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这样叙述签约仪式：“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组出色的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并且把它摆在了大门的正中央，流露出惊恐的神色，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英国对华全权专使）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把他的脑袋轰掉。那架照相机的模样的确与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有点像，随时准备将炮弹射入他单薄而又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那只是一个摄像机，用来拍照的，当他知道了这是为他拍肖像照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法国媒体在关于1860年中英签约仪式的报道中，这样叙述：“清国的官员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则严重地伤害了大清皇帝的自尊心。额尔金（英国贵族、伯爵，1859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无礼和过分的放肆，弄得恭亲王惶恐不安，不论是在照相还是在其他的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了出来。”

1860年10月24日，英国全权使节、在华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率队到天安门旁签署中英两国和平条约。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景，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洋鬼子”。《纽约时报》记者对当时的情况都做了清晰的记载：“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1865年，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他的文章《局外旁观论》中指出：“侏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必然要比巨人看得远；而旁观者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既然是局外旁观，则首先得对局势作出判断。清人的事情，一种是内部局势，一种是外在局势。今日所面临的这种外部局势，正是由之前的内部局势所造成的；而日后之内情，亦由外情所变。”

1875年2月12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了一则较短的报道，正文只有十几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882年，一群乌合之众在日本人的怂恿下，企图废黜闵妃并恢复过去的摄政王，他们攻进汉城的皇宫，烧杀抢夺，国王和王后差点丢掉了性命，几位朝廷重臣被乱刀砍死，剁成了肉酱。这种混乱的环境给清政府出兵干涉提供了借口，李总督立即派遣他最有前途的得意门生袁世凯率领一支4000多人的军队驻扎到了朝鲜半岛。在此后的12年，袁世凯成了李鸿章在朝鲜的首席代理人。袁世凯是个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对于权力、金钱、女人，有着永不餍足的胃口。”

1879年5月28号，李鸿章在天津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上将。据当时的中外报纸报道，李鸿章看到格兰特的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说：“中堂既然喜欢这根手杖，我本当奉送。但这根手杖是我卸任时，全国工商界赠给我的，这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我不便私自转赠，等我回国，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奉寄致赠。”李鸿章说：“不必不必，我不过随便玩玩而已。”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天津讯：“把大清国说成是沉睡中的狮子，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很是流行。那些来自各国投机的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会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阿谀奉承的态度又使这个国家的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感觉，并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持续下去。”

1896年8月23日，《纽约时报》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李鸿章已经起航了》报道了李鸿章的访美之行，报道的副题是《这位很有建树的中国政治家现在正在去美国的路上》。

189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的《美国故事》，报道了李鸿章访美时美国民众的反应：“当李鸿章1896年8月到美国访问时，美国人列队街头，欢呼雀跃，每一位民众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和他那件神秘的黄马褂。小孩子们都把自己的自行车用黄色丝带打扮得格外漂亮，以期引起这位访客的注意。”

1896年《纽约时报》报道：“当尊贵的中国宾客进入将军（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陆军上将）的安息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与将军17年前亲切会晤的场面就犹如发生在昨天，当时他们交谈得非常融洽，因为二人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这位来自中国的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一直很受美国人的关注，最隆重的那一天，竟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1896年，李鸿章访美，格兰特已过世10年，他特地探望了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据《纽约时报》报道，朱莉娅设宴款待李鸿章时，向到访的宾客们讲述丈夫与李鸿章的交往和情谊。然后，朱莉娅深情地说：“今天适逢李先生来访，故特恳问到场的各位，能否同意把这根手杖转赠给李先生？”她话音刚落，满堂的客人们便一致鼓掌赞同。于是，朱莉娅当众双手举杖，奉赠给李鸿章。李鸿章很是感动，回国后更是把手杖视同至宝，从不离身……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十分震撼：《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恭亲王“两起三落”的不凡的政治生涯，字里行间都给予了恭亲王很高的评价，并且还这样叙述：“有记者发现，每当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时，最爱将这位中国总理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事实上，当时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虽然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也就是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1886年7月，李鸿章命北洋海军总兵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永兴湾、元山等处操练，同时加强对海上的巡查。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让丁汝昌的舰队到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日本的《每日日报》在1886年8月12日的报道中声称：“北洋舰队首次访日，共派出军舰‘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于8月10日到达长崎。”而在日本学者安冈昭男撰写的《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却这样描述：“北洋舰队是从俄国海参崴返航时到访日本的，是一次示威活动。”

1891年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当时北洋舰队的情景：“以前登上舰队，看到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到处是吃剩下的食物，水兵们嘈杂的声音不绝于耳，一盘散沙。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塑像不见了，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他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支那的风格，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看着有些不搭配。军官和之前一样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利落也不显精神。”

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描写1894年的“高升号”事件：“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事件（英国怡和公司的商船，后被清政府租用往朝鲜牙山死不屈，最终日军开炮击沉了高升号运输船。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全线开战的导火索）爆发后，中国保持了一两天的沉默，以观察英国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同时也留出时间让英、俄、德三国进行联合的外交努力，以说服或阻止日本熄灭战争的火炬。但清政府这一两天的等待并没能换来任何的允诺，中国只能依靠自己行动了。一场灾难将要来临，面对日本佬的嚣张跋扈，中国会不会在怯懦恐惧中举手投降呢？”

1894年，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他撰写的《日本政治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也仍会落败，因为北洋水师的整体动员能力太差。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调派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而且，他的北洋军也是在传统的腐败习惯和乡党关系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之后，他的天津衙门成了卖官晋爵之府，陆海军成了给他的亲朋创建利益的奶牛。他的过继儿子私下出卖北洋舰队的装备，他的弟弟被称为无底的钱褡子。”

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讲道：“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135名随行人员，抵达日本港口城市马关。5天之后，正当他与伊藤博文首相进行谈判会议时，一个受雇于天佑侠团的‘狂热分子’朝李鸿章的脸上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他的左颊飞驰而过，他只受了一点表皮伤。这一事件让中国捡了个大便宜，枪击事件使得国际上对日本的抗议声大大增强，他们强烈呼吁日本应该适可而止。有报道还说：‘日本皇后还亲自为李鸿章包扎伤口。’”

1896年6月3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作为《中俄密约》的俄方谈判代表之一，在密约签订后这样发表公开言论：“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实际上并不是李鸿章事先看到的那份，而是俄方工作人员趁李鸿章吃饭时伺机偷换的一份。是我方自己违反了协定，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李鸿章访美的全过程：“李总督乘坐的‘圣路易斯’号邮轮于昨天早上9时左右，出现在火岛以东15英里的急难救生站，它抵达纽约港的消息一经传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如潮水般涌到邮轮停靠的河边。大家都对这个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的君主所辖子民的总和还要多的总督很好奇。美国海军派以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隆重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在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和美国人交谈时喜欢问这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每个月俸禄多少？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李鸿章访美的全过程时，这样介绍李鸿章：“李鸿章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不仅是大清国直隶总督，还是‘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不仅如此，他还是著名的军事将领，政治家、外交家和金融家。卢杰将军亲自国政治家致敬，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大清帝国的伟大。”

1896年10月23日，英国《环球电讯报》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文中声称：“苏格兰警场侦探应英国外交部的要求，在过去数天里一直监视着大清国驻英公使馆。现已查明，两名大清帝国外交官秘密逮捕和绑架了一名华籍医生，据悉这位名叫孙逸仙的医生是香港人，他于10月17日经过清国驻英公使馆时突然遭到逮捕，至今一直被扣押在公使馆中。”

1897年1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冯·勃兰特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行动。”与此同时，德国的传教士安治泰也极力主张德国要尽快强占胶州湾，他公开发表言论说：“德意志民族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是个最好的极具有发展的据点。”他在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的时候，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东方人是不会感到诧异的，因为一切早已预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