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外媒眼中的中国政局(2)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医生在庆亲王和一位来自意大利使馆的翻译的陪同下，看视了光绪皇帝。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这样描写道：“倘若皇太后真的特别仇外，真的是憎恨自己的外甥并巴不得他死掉的妖婆的话，她绝不会让一个洋人来进行这样一次有可能透露内情的体检。首先，多德福医生发现光绪还活着，并没有被软禁，身体也没有受到伤害，更没有中毒。其次多德福还发现，从身体上看，光绪皇帝显然承受着布赖特氏肾病的折磨，并且承受着这一疾病所带来的并发症的影响。而且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理想，他思维混乱，但是将他的神经紊乱归咎于皇太后或其他人，或仅仅归咎于遗传，归咎于他受皇太后的虐待，归咎于紫禁城的囚笼生活，都不过是人民的一种臆测。”

1898年12月13日，中国在北海为外国公使夫人举行了茶会，西方媒体认为整个事件令人厌恶、唐突无礼、荒唐可笑。《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外事编辑瓦伦丁·凯洛尔在给新闻记者的报道中这样表达：“我对此感受非常强烈，让优雅的欧洲女性暴露在宫廷太监那粗俗的嘲弄和中国官吏那无礼的好奇心之下，她们被要求在太后面前磕头。不过，事已至此，再多说什么都已是徒劳了。”

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慈禧故事》中描述道：“在1898年到1900年，西方国家的各大报纸对中国的维新运动都纷纷予以欢迎，热心赞助。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那些热火朝天的宣传材料，都一概被各家报纸大肆报道。其中，梁启超的《清议报》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料来源。这份报纸上的文章对北京的人和事给出了一个虚假或扭曲的版本，后来，又被梁启超收集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1899年，此书便成为了百日维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维新运动的《圣经》。”

1900年6月19日，上海的《字林西报》（在中国出版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在一篇社论中声称：“大清国将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及其奸党所做出的。他们多年来已养成了夜郎自大的感觉，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与外国列强相抗衡。无论发生什么，如若这辈奸党不自愿离开的话，亦被大军逐出北京。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和她的奸党，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这个篡位的政府。”

1900年8月，北京城被八国联军攻占后，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刊登了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名士兵从北京发回澳大利亚的一封信件，信中这样写道：“中国的首都一片混乱，悲惨的生活真如人间地狱，街道上露着凶光的野狗像狼一样在啃咬着中国人发臭的尸体，而夜晚则枪声不断，哭喊声十分凄惨。”

1900年，针对“庚子事变”（1900年，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的强烈愤恨，义和团兴起，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最后八国联军组织攻打北京城，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英国人普特南·威尔写了一部《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述了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使馆、教堂的见闻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的所历所见所闻。

1900年，李鸿章因庚子之乱被清政府请去收拾烂摊子，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几近哀求李鸿章出面，英国《泰晤士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华人几万万，只此一个能有所担当”，而英国《伦敦特报》则这样报道：“清国的大臣虽多，老成持重的也不少，但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转乾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只有李鸿章一人。”

1900年，东交民巷的法国邮政局接二连三地带各国使馆向欧美各国发出求救电报，这使得欧美各国恐慌不已，《泰晤士报》在1900年6月初这样报道：“驻京记者莫理循短短几个字的求援电报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演化成了英国政府派遣远征军的重要因素。他的作用可是超过了任何一个由外国使团冥思苦想出来的政治措施。”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外国的驻华使馆已经全部被攻占，北京城战火连天，欧洲的军队已全军覆没。”电讯中还写道：“欧洲的将士们面对疯狂的嗜血成性的野蛮人群，英勇顽强地并肩作战，他们视死如归。”这则不符合实际的报道引起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响，次日《泰晤士报》便转发了这条报道。

1900年9月1日，美国在“国务院原档”的外事函件中公开宣称：“对于大清国来说，列强中唯有美利坚合众国不能算是帝国主义，与德、法、日、俄等国可是有重大区别呢！他们看到的是广阔的土地，被将来统治的殖民地；而美国对中国，那是以资本家的商业眼光来看的，看到的是将近5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所以当美国国会以微弱的票在厦门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认为那样并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然若任由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瓜分中国，破坏美国的市场，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要用行动坚决反对的。”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开始了与八国联军的艰难谈判。《纽约时报》对谈判做了详细的报道：“李鸿章在俄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北京，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命运再次寄托到了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头身上。各国公使个个器宇轩昂，坐在一起开始讨价原价。12月24日，除了八大列强外，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也都纷纷加入到分赃的行列。共同向清廷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并声称此大纲无可更改。尽管条款苛刻，清国皇太后见其中并没有要惩办她的意思，立即命令李鸿章全面答应。”

1900年到1901年的中国华北，一片生灵涂炭，起初是义和团，之后是官军，再后来是各国联军。当时的《悉尼先驱晨报》直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这样报道：“进军北京就是一次洗劫的狂欢。”

1901年4月26日，《悉尼先驱晨报》记者采访了天津英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的奇亚夫上尉，然后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海军报道》的长篇专访。其中，大部分是奇亚夫对八国联军的评论。文中这样说：“德国的将士年轻有修养，纪律严明。来中国作战，对于德国军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行动。”实际上，在八国联军中杀戮最狠的，就是德国军队。

而对于俄军和法军，奇亚夫这样评价：“各国中，没有谁真把法军当回事，就连俄国作为他们的朋友，也只是在需要利用的时候才亲近法军。巴黎连队是法国军队中最不守纪律的连队，似乎他们的军官对士兵失去了控制。至于俄国人，干脆该叫他们石头，因为实在是太笨重了。俄国的军官很暴力，经常毒打他们的士兵。而士兵们也能忍受，拳打脚踢之后照样跟着军官拼死作战。”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奇亚夫则这样表述：“他们最擅长的是长途行军，意大利人作战没有优势，喜欢躲在英军翅膀底下，但瓦德西将军上任后，却把意大利人调去和德国人一起作战。”

1901年，美国国务院在针对“对外关系”的公开言论中这样说：“清国人对他们的李总督的外交手腕一无所知，只会造谣诋毁，人们以讹传讹，认为李鸿章在与各国列强交涉时卑躬屈膝、丧辱国格。事实上，他在拼尽全力为他的国家多争取利益。虽说弱国无外交，但李鸿章在代表中国这个倒霉的国家去与列强交涉谈判时，却不卑不亢，而是处处摆大国架子，对那些年纪比他小的洋使们倚老卖老，即便是对他将有所求的美国使臣也从不低声下气，决不丢半点面子。”

1901年李鸿章病危，俄国公使手持文件来到他的病榻前，还强硬要求他在中俄交约中签字。《纽约时报》在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天刊发报道《李的逝世是因为和外交官的争论》，报道说：“李鸿章在和俄国公使雷萨尔为满洲条约激烈争吵后吐血身亡。”

1904年，《拉萨条约》在北京签订，1906年4月24日，《纽约时报》在探究《拉萨条约》的相关内容时这样报道：“根据此约，英国政府仍承认清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英国政府对西藏内部的事宜不予以干涉，除非其他的列强有阻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行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将同意向印度开放西藏部分地区的市场贸易，铺设铁路，建电报站，并在将来可能制订铁路修建计划时，优先考虑英国政府的意见和要求。而且，中国政府同意向1903年4月抵达拉萨的英国上校扬哈斯本爵士及他率领的探险队赔付125万元探险费用。”

1906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对外发言：“清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源自他们受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颇深。清国的执法部门从不重视案件的证据，更不经过审判团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仅凭借审案法官的感觉而定。如此一来，冤案不免发生。这是大英帝国力求在清国乃至整个亚洲扩张自己影响的重要原因。英政府与清政府正式签署条约后，英国法院也应运而生。倘若在华的英国人受到指控，就会按照英国法律进行审判。在清国人看来，英国法院的建立更加增强了英政府的威严。”

1909年初，《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大清国外交家唐绍仪被从华盛顿召回国的消息，并明确报道：“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因为当时媒体报道，袁世凯因为“健康问题”退居二线。第二天，《基督教箴言报》就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在文章中用显眼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详细新闻，题目为《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内容为：“这是一个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计划的革命运动。若不出现意外，著名的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清朝的叛乱并非偶然降临，过去三四年中，在孙博士（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的一批最精明的能人异士组成革命团体，经过精心的策划，最终发动了这场兵变。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才最终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3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一场影响力巨大的严重叛乱在中国的大城市武昌爆发，武昌很可能要成为中国铁路系统和帝国贸易的中心。这次革命事件到底有多严重，事态发展如何，这是欧洲人迫切关心的，但详情目前还无法知晓。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判断是否目前的叛乱与一个月前在四川发生的颇具威胁性的骚动有联系。但不管怎样，少年中国党有许多地方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拯救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求改革是出自一颗真正的爱国心。虽然他们筹划未来的能力和领导力量都还很差，但对于我们及所有在远1911年10月14日，《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采访了同盟会财务主管莫先生和龚先生，随后，《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次采访的相关内容，有关叙述如下：“莫先生说：‘中山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人民只有推翻满清政府，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祖国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龚先生说：‘孙先生的革命理念共有三层含义：首先就是全民一致推翻满清的统治；其次是建立共和国；最后是建立一个民生主义的政府。’在采访中，两位先生向记者展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国旗上的太阳的外圈有12颗星，象征着中国传统计时中的12个时辰。如若革命全面胜利，这将是中国的国旗。”

1911年10月14日，《亚特兰大宪报》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中国的武昌起义能够获得成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不可估量”。随后，《纽约先驱报》、美国的《世界日报》以及英国的《展望》等报纸杂志，都对中国革命党人的表现大为推许，非常看好武昌起义的革命前景。《世界日报》还在报道中这样表述：“全世界将不得不正视这次运动（武昌起义）。此次的革命党人与以往的革命运动很不同，首先他们的革命领导人在过去15年内，从国外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知识。而腐朽的满清政府对立宪所做的一点努力，又弄巧成拙助长了民族运动，这个运动极有可能会推翻清政府300多年的统治而改朝换代。”

1911年12月9日，在政治、工商、金融三大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美国银行家》杂志发表社论断言，清王朝的瓦解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美国应准备争取在亚洲市场上的适当贸易，加强对这个前进中的伟大民族的影响。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商业还是工业、还是金融，都具有无尽的潜力。在未来的新时期里，中国无疑将在新的历史中扮演一个及其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