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黄城里的那点事(2)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对大清皇帝学习英语进行了报道：“大清国皇帝由两位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本人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让百姓们颇感意外。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已经过时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改变制度。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1894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时，清廷任命皇帝师傅翁同龢（繁文缛节和吹牛拍马的大师）为军机大臣和御前特别顾问，主要职责就是指导皇帝如何进行这场战争。清廷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很滑稽，这就好比是让通，他的强项就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他的作为，就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没有一点立场可言，一周之内他的态度有时要变更好几回，每回都讲得头头是道。前线伤亡惨重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北京的表现却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让，又不能收兵罢手。”

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纽约时报》以《中国皇帝被杀》这几个悲伤的大字为题报道：“他可能遭受过拷打，也有人认为是被阴谋家毒死的。”

1900年7月16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从济南发来的电报，皇太后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全权外交。李鸿章于7月22日抵达上海，开始他最后一次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的艰难历程。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这样评价：“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很大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李鸿章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德国人瓦德西190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11月抵达北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各国时常有关于瓜分中国的讨论，如果说趁中国国防虚弱、经济崩溃、政治混乱之际行动，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各国对此的态度。俄国因为占领了中国满洲，最近似乎可以满足。如果现在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那么中国将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关键是要一起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对此我们得格外的注意。”

1901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英国著名的《双周评论》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论文，在文章里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一对父子牵着毛驴去赶集，途中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骑纯属是一种浪费，于是父亲骑上了驴。这样前行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他斥责父亲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孩子骑上了毛驴，父亲跟着驴子走。走着走着，出现的第三个改革者又责怪孩子，怎么能让年老的父亲踉跄步行呢？于是，父子俩同时骑驴赶路。动物保护协会的人看见父子俩一同骑驴，更是大声斥责他们，并建议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进了深沟里。”

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德·卡尔在《禁苑黄昏》里这样描述她在1903年8月5日与慈禧太后的会面：“我第一次到中国皇室觐见那天，在美国公使馆准时起床，因为到达颐和园要走足足3个小时的时间，准时守时是东西方君主共同遵守的礼仪。我们觐见的时间是10点半，皇太后陛下的肖像定于11点钟开笔。时辰与月、日一样，都是经过反复查考历本、再三斟酌之后方才选出的，这个时刻开始给皇太后绘制画像则被认为是大吉大利。”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国的新政感召了大清的知识界，满载着希望的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们，信心百倍地从日本回到中国。在京城，成千上万的人都讲着英语单词，如此评述：“看来，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经过努力也一样能做到。日本人所做的是为了日本人，中国人要做的是为了中国人。”

1906年9月3日，《泰晤士报》做了这样一篇报道：“北京学界开会庆祝朝廷宣布立宪。成千上万的学生，面露希望的喜色敲锣打鼓，集会演说。天津的街头巷尾，张灯结彩，除租界以外，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上海地区，不仅学界，商界和报界也纷纷开会庆祝。国内的情绪传染到东京，大清国的留学生在几个月前刚刚开会欢迎孙中山，如今又扬起欢乐的笑脸，向他们的祖国欢呼了。3年前，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少有人问津，如今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外国观察家也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说今天的北京不是几年前的北京了，它将以全新的面貌示人，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

1906年11月，经历了半年的讨论之后，大清国的官制改革终于定下来了，针对此事，《泰晤士报》外事部负责人姬乐尔写道：“看来，反对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人们只是奢望，它的进步能像最虔诚的香客朝拜的样子，前进三步只后退两步。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怀疑，再过几年时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该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则在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人的态度证实人们的想法——与一年前欢呼立宪的情景对照一下，他们已经对谁来统治和什么样的政治全然不关心了。”而该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则在这场改革结束后，这样报道：“最伟大的改革者袁世凯本人已不在北京，袁总督患了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是袁世凯在新官制改革中获得的唯一成果。”

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的文章《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文中这样说：“自从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同时，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军队是袁世凯在皇太后面前做出担保后才获得许可创建的。一方面，他使用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了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全国上下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新军，以便让这些人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效力。”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腿患风湿”为由，罢免了袁世凯。这件事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刊登文章指出，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评论说，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1911年10月27日，《华盛顿邮报》报道：“10月27日，大清国的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作为大清国的国会，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欠缺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在世界会议史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观。”10月27日，《华尔街日报》，针对此事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皇室屈膝以图避免革命》的文章，题发表了说明清朝政府的妥协的文章。而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在同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报道中声称：“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恐惧和软弱。”

1911年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就盛宣怀一事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中声称：“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当夜，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说清政府将对汉人进行大屠杀，还有的说皇室也在为逃亡做准备，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一时间，众说纷纭，整个北京城被各种传言所笼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清廷征召袁世凯。191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向伦敦发去电报，电报中声称：“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务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与起义军的交战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清政府执政期间，类似的事件只发生在曾国藩身上，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清皇室至少开始吐出它所囤积的财产。有一道诏书显示，皇太后隆裕从她的银库里调拨了100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1911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在清室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诱饵和民派请他出任总统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清室的存亡显然取决于袁世凯的行动。袁世凯一直在和叛军的领袖黎元洪将军进行谈判。他发回的最新电报表明，二人达成折中方案是可能的，黎将军的态度已不再那么坚持，有可能同意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而达成一项和平折中方案，也许准备同意在中国实行分治，扬子江以南为民国，满洲和直隶仍然实行帝制，其余各省自行选择。”

1927年，北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再次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7月4日，《时代》周刊曾以《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溥仪，在沉寂多月之后，上周首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中国现在的状况，除了政局动荡、叛乱、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于太多腐败将军所致。南北各地到处都有，他们混战不堪，不是为了国家而战，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今天，做一个皇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能力和智慧显然不能够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对于那些‘腐败将军’，溥仪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在结盟，以20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

1934年3月5日，溥仪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封面上，五千多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各国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