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角度

所谓文化史，并没有清楚的定义^[2]。我们只能说，它比传统的思想史更注意老百姓的价值观，更注意社会经济变化与价值观变化间的密切关系；与传统社会经济史不同的地方，则是不再认为纯粹的物质条件变化能充分地解释历史现象，人的价值观往往不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催生新的、不全然配合现实的现象，我认为明清慈善组织正好说明了这点。从善会善堂的活动中可看出它们并非单纯地要解决社会的贫人问题，事实上它们也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借着施善去尝试重整社会秩序。重点特别在社会身份等级的重新界定，诉求往往带着极浓厚的道德性。我们可从慈善活动中看到施善者如何尝试从道德层面重新塑造“贫”与“富”、“良”与“贱”的差别，或强化贞节观念、鼓吹象征科举文化的“惜字”活动来维护儒生阶层的身份地位，而其实当时的传统社会分类概念已松弛，儒生地位亦不稳固，而且这种趋势已难以逆转。从现代的观念看，济贫的原则应按经济或法制的理论订定，但在明清时代，慈善济贫却纯粹是为了维护一些社会文化上的价值，而不是基于经济理性的社会政策。而越后期的善堂，它们的文化意义越明显：如救济寡妇的清节堂、助人积阴德的惜字会等，而且这类较晚出现的善堂最能表现出中国传统行善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