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内在性个人经验与知识技术主义(3)

因此，在这个时代的节骨眼上，倘要从深处扭转这样一个文化趋向，需要的肯定不再是某一个或几个王小波式写作，而是一群一批具有非纯文学思维的写作者，集体的进入；也不再需要文学学科或文学理论惯例的指引，而是新的社会学思维和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叙事者、论述者。

差不多的意思，王晓明也在几年前表达过。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4］的结尾，王晓明委婉地指出，他和“盛大文学”的营造者有个共同的判断，就是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能量，依然积聚在文学的世界里，至少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依然相当重要。但他又说，他与营造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觉得中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创意”，是在文学里面，而在这个时代里，“创意”是最赚钱的东西。他却相信，“当整个社会继续为了开拓适合自己的现代方向而苦苦奋斗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伟大的文学，如同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那样，提升和保持民族和社会的精神高度，尽管这个伟大文学的体型和面貌，不会——也不应该——再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那样的了”。究竟该是什么，王晓明并未论述。依我的逻辑，其实我们今天所期盼的有力量的叙事，不再可能是完全人道主义的和一般道德伦理的叙事，因为它们充分发挥功能性作用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道统”没有被彻底打碎的时代文化语境；而今天一般读者对大作品的呼唤与知识分子对大作品的呼唤，其实合流为一个东西了，那就是来自于儒家文化的“仁”和起源于道家文化的“无为”、佛家文化的“静”和个体心性修为，表征到文学世界便是各色“伦理叙事”。“伦理”当然是个好东西，需要永远说下去。但问题是，主客“互渗律”的“天人合一”，是不是泯灭人的主体性？没有了主体性，如何能动于因钱而起的一切机制错乱和价值错位？面对工具理性的压倒性趋势，面对发展主义、科技主义的肆无忌惮，文学叙事只能首先成为其中的一个坚硬组织，从内部揭示它、戳穿它，方可成为围绕经济主义价值观的所有话语链条上一块无法替代的存在物。如此，文学的镜头才能聚焦到政治经济学话语所构造的微观日常生活现实上来，这是我提出走出纯文学思维的主要依据。

当然，最新的消息显示，“80后”的所谓青春文学开始“成熟”了，根据热衷于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者所援引“80后”代表作家的夫子自道可知，“80后”文学可能至少要从理论自觉程度上，开始重新了解他们的也是我们的社会现实了，言谈之间，充满着可贵的自审意识。我还没读到他们最新的叙事成果，但愿视角能落到地面上来，也能进入到现实结构中去吧！

知识加技术的“80后”批评

“80后”批评正在崛起，正在取代某种批评势力，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觉有没有人共鸣，反正我好像觉得这似乎马上要成为某种事实了。

我的观感和其他一些论评者稍有不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轻逸、无历史感，或者无根基。得到这么一点结论，我个人认为，不能单看文章，要见人，并且还要看见他们龇牙咧嘴、振振有词的发言过程。带着表情、伴着良知，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很沉重的，也是相当抽象，并且还有深重的知识感的。

在一次差不多云集了各个艺术门类的论坛上，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聆听和观看的机会。基本上刷新了我以前通过文本了解的全部感受。

举个例子吧。比如，一个某名校名教授门下毕业的博士生的发言，整个论文说的就是“屌丝”的缘起与流变。但是听完该批评家长达15分钟犹如贯口一般的话语喷发，我终于糊涂了。本来网上网下还是知道“屌丝”这玩意儿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屌丝”怎么能和“能指”“所指”严丝密合地联系起来，也怎么竟然成了如此之严肃的学术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谈《小时代》《钢的琴》等新近影视剧作的图像叙事价值，发言者同样是某名校名教授门下毕业多年的博士生。规定最多不超过10分钟，但这位批评家不但超时，而且还两次打断主持人的提醒，一直说到近20分钟才结束。

类似以上两位的发言多得是，我都认真做了笔记，当场的确没弄明白内容，等回来翻开笔记逐字逐句琢磨一番后，坚决认定，还是不甚明了。

补充一句的是，前一位论者，论题其实是悲剧，但他的贯口和富于喜剧性的表情，到现在我都没有把论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想清楚；后一位所论，大家一定不陌生，但这位老兄好像把两部电影的叙事分了许多层，结论大概是说，《小时代》的电影史意义不容小觑，是不可多得的新的中国故事经验，而《钢的琴》更预示了某种新的社会组织关系建立的可能性，说到工人个体只有重新组织起来，良好的社会机制才能建立因而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感时，一脸凝重，逻辑决不容许被打断的样子。

有了这样一个现场感，再结合我平时的浏览，对于这批批评家的总体印象，我的结论如下。

一是知识太多，以至于不知道怎样使用知识，论述也很繁复，到了自我缠绕而不自知的程度。二是基本是教材知识的罗列，他们研究一个对象，并不关注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只关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果，满篇皆理论，但被组织起来的理论却没有出口——在封闭的文本内相互建立，同时又相互解构——大概他们就要达到“零度”判断吧。三是知识是知识，学术是学术，思想是思想，它们之所以能被汇集于一处，不是因为有个清晰的主体性在那里统摄，而是因为这样写，是被允许、被授权的。所以，到最后，他们批评的只是一个需要演练的符号、需要用艺术作品来证明的概念，而不是有个什么明确的针对性，更不是之所以如此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追究。简而言之，是所有有形文本生产权被豁免了的知识认证。看着他们言之凿凿的论说，再对照一下创作者的夫子自道，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任何艺术品一旦出炉，本来就具有多解性、多义性，可是，多解、多义再怎么成立，总不至于把孔乙己或者刘世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解释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品种吧！

最后，我不能不说，这一批“80后”的批评其实仅仅是一种职业，里面不可能有你关心的价值，也不可能有你等待的知识分子新形象。

写无数文章，出无数书，本来不过是应然的知识生产罢了。2002年左右被中国学者传相阅读的一本书是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消费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小技术官僚，都成了项目经理人和老板，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已经是少有人问津，甚至谁都想躲着它。当时，这本书还能被中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比较有规模地讨论，说明那时，学术变成技术功课的现象虽有，但肯定还不至于那么普遍——有希望拯救，才会有激情讨论。而今天，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大概差不多完成了小技术官僚的角色转换，我猜想，即便再有一本类似这样的书，恐怕连讨论的热情都没有了，更遑论拒绝小技术官僚这样一个在当时含有批判、抵触情绪的称谓了。当“80后”批评家从乃师那里习得撰写课题的丰富经验，熟知项目申报的路径之时，什么棘手的社会文化问题、精神疑难，都只能先课题化，把它们变成一个个起承转合的阶段性学术成果是要紧事，哪里还管得着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呢？

如此一来，“80后”批评的生产流水线，其实也是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考核制度的一种最直接后遗症。他们之所以比“70后”走得更远，是因为在“70后”那里还不完备的学术制度，到了他们这里，的确变成了非如此不可地选择了。这是今天“80后”批评家基本清一色是学院派，并且几乎全是知识誊写的根本原因。稍有差异者，不外乎选题可能比较讲究，媒体与网络现象考虑得比较周全罢了，知识叠加的本质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谁都知道，自法国思想史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风靡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家实际上大多数都在使用解构主义这一方法。然而，“50后”“60后”使用的解构主义，被解构的对象的确是福柯意义的“知识权力话语”；“70后”的个体化文学理论观念，高一层来看，目的也是为了接过前两代学人的言说意图接着往下走，走丢只是中途的事；这一基本路线到了“80后”这里，解构主义或许还正常用，但解构的目标完全不清楚了——批判对象不清楚，解构主义其实已经终结。更重要的是，前几代那里批评目的还不太变味的“文化研究”，到了“80后”这里，差不多完全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方法。一句话，在解构主义外衣和文化研究这个目的的双重控制之下，“80后”批评的普遍性批判锋芒也就被彻底消解了，批评文本只剩下了华丽修辞和繁复知识。至此，王元化先生曾预言的“思想淡出，学术突出”，在这一代学人这里究竟应验了。

既然如此，所谓崛起、取代云云，想想真有点可怕。

小文即将结束时，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先生小说《风波》中的一些细节。在九斤老太眼里，马上开饭，孩子们就不能再吃炒豆子了，这无疑是浪费。当然她老人家的一些规劝，并不被孩子们认可，她也没有听见跑开了的孩子们用“老不死的”悄悄骂她；另一方面，乘着酒船而来的文人们确也并不这么看，他们眼里，有老人摇着破败的芭蕉扇，有孩子在地上天真地玩赌石子，院子里还摆着将要用餐时的桌子、小矮凳，这应该是标准的“农家乐”。

显而易见，九斤老太有九斤老太的道理，孩子有孩子的理由，文人们又有文人们的图谱。

我们该信哪一个？历史会证明哪一个是值得去追求的呢？这难道真是“阿喀琉斯之踵”吗？

［1］张柠：《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行？》，《新京报》，2012-3-3。

［2］《晶报》，2011-3-2。

［3］秦晖：《共同的底线》，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76页。

［4］《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