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内在性个人经验与知识技术主义(2)

我对我的同龄文学批评家，似乎显得不够礼貌。我想先解释一下，第一，我的确花了好几年时间专门阅读过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文本，其中就有不少是“70后”批评家的，一个困惑到现在还未真正解除。什么困惑呢？就是觉得论学历，“70后”批评家其实才是真正受过完整现代理论训练的一批人，但“以言行事”的结果反而最使他们显得摇摆和模棱两可。解构主义热的时候，一窝蜂一般扑向解构主义，不分对象也不分价值类型，极端者竟拿价值底线作为解构目标；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之时，好不容易进入得不错的现代社会机制分析视野，突然间鸣金收兵了，又义无反顾地扎堆到宗法文化模式下的“人性”上，谈所谓“中国式经验”，不知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第二，我一直寻求某种哪怕仅属于我们这代人基本生活经验的共识，都未能如愿。这里并不是在历史纵深感上苛求，只是在横向坐标来感知罢了。我们这代人只摸到了大历史的一个小尾巴，本来很难获得经验的历史。但是，我们却很少在近二十多年的现实深处讲道理，社会学已经给出的视野，让我们在文学论述中删减得不多了，剩下了一些勉强支撑当代文学学科的逸闻和资讯，以及繁复的又是封闭的个人心灵遭遇片段。

所以，我劝我的同道者，要研究“70后”，没有谁拦着，但得在现代社会人的现代性建设的大前提下，放到文学史的纵横坐标上来看，别就事论事，动辄伟大呀、杰出呀、独一无二呀、填补空白呀的。

美洲新大陆是有，但不是每天都有。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都写到“一般的思想、知识和信仰”层面了，文学批评，特别是对于“70后”文学的批评，还停留在所谓精英的那么一点可怜的“个体化”水平，是该“70后”批评家整体反思反思了。这一层面看，对于“70后”的批评，恐怕真该重新启动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视野了，而不是相反。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诸多规定性推到这一代批评家面前的首要的思想课题，套用葛兆光的话说，亦是今天时代一般文学读者愿不愿意体验文学以及怎样在一般的文学人口层面解释文学的问题。

经济主义催生的“80后”作家

这个群体的文学创作，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新”，当然指的首先是“写什么”，其次是“怎么写”，到了“写得怎样”这一层次，耳目可能就不怎么新了。

然而，我颇不自信的是，“80后”的文学，我依然读得不多也不透，另外，对于他们普遍性的人生，我还缺乏起码的体悟，肯定不在共同体内。

我唯一敢说道说道的倒是，我或我们，肯定在生活共同体内。头顶一片蓝天，脚踩同一大地，必要时，还可能都或多或少茶余饭后讨论钓鱼岛和非洲穷哥儿们的事，也都曾经和现在仍为国足不争气捏过一把虚汗，相信，也都在网上网下因讨论《小时代》《致青春》，或争论新近的《归来》《红高粱》《甄嬛传》还面红耳赤过，等等。种种迹象一再表明，“80后”也许并不是某个抽象的符号，也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某些异类。

那么，他们的文学创作到底怎样呢？

就其中几个比较冒尖的人的创作现实看，他们这批文学人内部的分化远比“60后”“70后”大得多。乡村经验的“80后”，应该不能叫“80后”——如果“80后”给人的基本印象是价值观的“断裂”的话，乡村经验的“80后”文学，该划到“60后”和“70后”中去。这依据是，如果还以现实主义来说事，今天“80后”写出来的乡村，甚至不用更换批评术语，原原本本可以用上两代的。区别甚大的是出生并求学、工作、生儿育女、发财都在都市的这一批人。独生子女的缘故，他们的文学描述中，基本没有“60后”“70后”的现实背景，有的只是被简化或被复杂化了的幻想世界。这个世界里，往往是古代情节与网络故事、道听途说的现实与国外逸闻并置。阅读人群明显指向脚未曾踩到大地上的每一个在校、或即使离校也一定属于“宅”在什么地方的“脑袋现实主义者”。这个脑袋现实主义者，其重要特征就是判断事物的根本依据，来源于网络灌水、搞笑电视节目和动漫文本，特别是日本动漫、卡通图像等。当然，“玄幻”“穿越”“拼贴”“复制”之外，他们也怀旧。不同在于，所怀之旧，一般都是当年如何坏、如何把老师、教材、课堂，以及一切属于制度之物的东西想象成终生的对抗之物——有点像翻版了的堂吉诃德的模样。

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憎恨之物，讲来讲去，所要表明的价值蓝图，无非是物质上不能一下子得逞、情感上不能想当然获取的那么一点亏欠之感、缺失之感。所以，“70后”那里的逃逸者、偷窥者、“去政治化”的个体主义者和心灵扭曲的成长者，在他们这里来了个不大不小的革命。他们知道，逃逸是没出息的，偷窥有损于身份，“去政治化”太清高，心灵扭曲也未免太不把独生子女当人看了。他们要的是进攻、索取、占有、扭转乾坤和再度中心化。于是，面对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面对由此铸造而成的经济主义价值运行法则，他们不是批判，也不是表现出某种怀才不遇的伤感，而是利用和参与，以至于成为这个价值主义所希望的占山为王者、独霸一方者和席卷一切者。所以，“80后”文学，从总体特征来看，所谓的“新”，究其本质，不外乎两种思维路向。一种是图解经济主义价值法则，自认为如此做，便是标立此时代所需要的主体性；一种是把这种价值法则变成微观的、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反复强化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快乐的”和“成功的”。以此为镜，前三代作家（“50后”“60后”和“70后”）在今天的批评家看来之所以“旧”，是因为他们从骨子里不甘于、不屑于被绑架到经济主义的战车上，即便是“70后”的个人经验，初衷的确也是为着先彰显个体的窘境，并反作用于外部机制这样一个叙事动向。但是，几代人长期以来积淀的这么一点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到了“80后”，觉得不但不该继承，反而还要大加围剿。电影《小时代》和“快乐大本营”“幸福账单”等电视娱乐节目再明确不过地表征了这一点。到此为止，他们的文学生产流程就形成了，只要有钱，就等于成功。而成功，差不多不涉及任何意义感，只是把成功者变成众望所归的偶像，把奋斗者打造成非成功不可的人性奴隶——爬着也行，跪着也行，只要有望成功，就是最高价值。

当然，他们的成功也另有地方。比如，一些专门跟踪“80后”的学者的一个共识便是语言的空灵和修辞的讲究。有时候，如果不深究他们的价值观，单阅读语言、或者只把他们的作品当做一种语言现象来看，甚至多有“真理”“格言”之感。三言两语间，就能读出某种带有概括性、哲理性的句子。毕竟，文学写作还不就是单纯的语言游戏。所以，语言之外，其实空无一物。这个特征，深一点追究，我竟然想到了《动物凶猛》时候的王朔和《信使之函》时候的孙甘露。不知道这一点文学的“传统”，算不算他们最远的根基？

如果把“60后”及以前个别“50后”与“70后”“80后”做一宏观对比，借用秦晖在《流水前波唤后波：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命运》［3］一文中的一个说法，王小波及其同辈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普遍优长是把势在必行的“分家”看得比较透，弱项在于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分家”。按这个逻辑，面对今天这个经济社会现实，“70后”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是经济社会的当然主角了，但在精神文化期许上，似乎仍愿意挂上那块遮羞布；而“80后”及以后的“××后”，则首先是意识上进入了消费社会逻辑，于是一切行动只能是消费的和物质的。如此一来，究其实质而言，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就到“70后”为止了。这个判断其实已经被部分事实所证明，即使不谈“盛大文学”，就是形形色色兴起于大大小小学院的“创意写作中心”，难道不是对精神生产的取消吗？消费苦难、消费底层、消费无声群体，等等，将是文化产业化思维必将长期眷顾的课题。不是说消费的就一定无足观，而是说构成消费条件的东西一定是对象化的，而非体验性的价值观念，这包括百般解构进而至于取消任何带有严肃思考成分的真正独属于自己的主体性感知之物。《江南style》《小鸡小鸡》《小苹果》等“神曲”的大肆流行，就属于后一类情况。小儿歌一样的话语组装加上简单肤浅的重复旋律，再配以猥亵舞蹈动作，抹平的正好是个体智商的差异，即以人的未萌状态作为到达一定境界的返璞归真的替代物，参与其中的人从而暂时思想休眠、认知模糊，心灵误入迷醉状态。话题再回到文学，为什么要“创意”呢？说穿了，不就是通过技术处理各色流行文化元素，然后推出通吃各阶层的“安全消费”符号吗？各阶层都平分点人道主义，各领域都平分点大众流行价值，各年龄段都平分点安妥心灵的鸡汤，如此等等，让文学变成手工艺品，让手工艺品走向市场。显而易见，在这个严丝密合的制作过程中，真正吃香的是“国学”“传统文化”，而非文化现代性思想要素。2014年11月19日《北京日报》有篇文章叫《“贱文化”流行，无聊时代病》，紧接着，微信编辑又编了另一同类文章《是贱文化流行，还是文化贱了才流行》，两文合并，置于总标题《贱客来了》名下。话听着比较刺耳，也不太雅观，但话虽丑道理却是端的，大众文化的极端化呈现，不就是贱的和无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