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人文话语发现与当前长篇小说批评问题(1)

长篇叙事被称为巨型叙事，它体量大、题材广、技巧繁、人物众、反映的社会信息也复杂，所以，对长篇小说的批评研究也就相应地比其他文体要求更高一点，这可以说也是长篇小说的文体规定性所决定的。其中被规定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对于社会前沿思想问题的表达和对一时代最高价值问题的发现与建构。

就最近几年来说，文化认同、文化自觉等价值问题是人文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家所最关注的一个时代价值问题。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大体而言，传统题材分法其实都有走向综合、整合的趋势。换言之，乡土题材、工业题材、城市市民题材、历史题材等等，在背景上，人物形象上，心灵突变上，都慢慢汇集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这一主题上了。这也就是批评文章不约而同聚焦于文化自觉，并且高分贝观照焦虑、无助、迷茫、无意义感、不确定性、没有完全感的一个思想原因。

如果把自觉的长篇小说批评，看做是这一人文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倒觉得，要弄清楚长篇小说批评目前的思想水准，与其在文学批评内部出示言人人殊的价值标准，不如先梳理一下截至目前，其他人文话语所达到的最新水平。一方面，可以免除唯个人经验是追而导致的在人文论述上的扯皮、抬杠，反把条件性的共识误当做个人经验、身份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可以把其他人文话语论述已经发现的前沿价值机制，置于长篇小说批评的内在纹理之中，超越现代理论似乎只能高悬于个别精英体验的个人化而无法在一般社会认知层面与大众晤面的隔绝状态。仿佛非如此不可的精英个人化经验，也许才能建立与一般社会读书水平之间的活性检验机制，乃至于以相对客观、稳定的常识来反作用或改写个别精英话语言说的初衷——反过来，个别精英话语也才具有重塑价值世界、意义世界的普遍启示功能。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说，当前的人文研究最新成果或许可以分为如下三种价值取向。

第一是思想史研究所到达的位置。就拿葛兆光1997年初版2013年再版的《中国思想史》来说，他不再以思想家个案来建构中国思想史的经纬，而是改为以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状态为重点。这一方面当然是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我的不完全统计，直接引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戒》《事物的秩序》等著作观点的多达近40处，当然广义上看，把引用的其他西方思想家算进来，比如罗兰·巴特、利奥塔、海登·怀特等，实际上葛兆光真正受用的是解构主义这一方法；另一方面，他本人实际上想在普通民众、一般读书人甚至大众的层面，反过来求证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成果的能动作用。这样的一个视角选择，一些被专门著述突出过的思想家、精英知识分子观念，反而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湮没了；而并不被思想撰述在乎的集体无意识，有时候倒显出了思想的生命活力。另外，他在建构有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思想资源时，我个人感觉，他总是带着深沉的当下观照来写，因此，读后的体会是，他一直在通过思想史梳理来突出最高认同的条件问题。政治、传媒、经济水平、日常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便构成了这部思想史实质性的结构线索。一是自下而上的生成线索，先是从民间观念到“巫祝史宗”书写，再到彻底官方化，并通过官化形成社会主导性礼仪秩序；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认同线索，从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巫祝史宗”话语，生产而成为制衡“皇权”的“天道”话语系统，再到民间社会的普遍性。这部120多万字的思想史收尾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次次冲突、一次次认同、一次次重构的过程中，表明葛兆光着重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内部价值观念的认同方法论，最终把认同的最高标识指向了对政治秩序体系的思考。在官方与半官方，官方与民间的消极的或积极的互动中，给今天再认识“古今转化”提供了莫大的想象空间。近代以前中国社会最高价值的良性循环、互动生成机制，在今天并不理想地存在，这给今天的“古今转化”出示了难题，当然，同时也启示我们得从另外角度切入和观察。天真的“古今转化”之所以尘嚣尘上，其实是在“回不去”的语境，安全地消费乌托邦般的古代社会，古代社会连续性“道统”的当下批评功能，反而被推到了价值断裂的现实外围，“古今转化”最为自圆其说的部分，恰好成了最没有介入力量的话语赘余。

第二是民俗人类学和神话研究所显明的方向。如果以叶舒宪2009年出版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为例的话，这本书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作者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反思现代性后果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的本土化表述。从新世纪初的美国“9·11”、伊拉克战争、“非典”风暴，一直到朝戈、巴荒、丁方等的绘画“复魅”，文化寻根和找寻原始神话的情结贯穿始终。该著犀利地批评了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主义、科技主义后果，同时也把自己的坐标建立在了中国道教文化、本土化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和原住民的生活形态之上。显而易见，叶舒宪不是教导人们回到原始时期，而是希望在经济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主导的当下，要格外重视民间的寻根浪潮。在文化认同的层面看，这本书的启示在于，“复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或许是解决今天认同焦虑的中国化路子。由此反观，今天的发展主义才是导致一切社会秩序失衡的源头，“复魅”便是更高层次的“退回去”。这样的一个民俗人类学视角表明，建立真正的文化认同机制，在今天特殊语境下，我们不能仅在文化、精神领域做文章，长期以来被文化研究重视不够的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其实是决定文化认同程度的关键环节。

参照这一研究成果，当前凡涉及文化认同的长篇小说创作及其批评，确乎还很难谈得上是对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真正叙述进入，也或许能折射出那些把全部结构寄托在反腐和官场上的用心，一定程度可能是对“法”叙述的根本陌生。

第三是在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批判中所给出的经验。目前为止，我个人感觉，阅读成批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著作，都没有读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亲切。究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部书的镜头是近焦距的。在现代社会，而且还是现代社会机制运行深处，反思西方现代性话语，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经常叼在嘴上的“中西转化”问题。所以，这部书所谓的文化认同，其实是不限于文化领域的。总结说，它是在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文学艺术等综合话语网络中，来谈文化认同的条件问题。西方现代性的焦虑或者后果，能否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个借鉴，这关系到当代中国如何处理日常生活方式与经济主义价值观之间的错位感的迫切问题，也深刻关涉个人发展的意义感与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之间的契合点怎样建立的问题。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有效性，被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它既是每个人将来的事，也是我们民族将来的事。按照张旭东所谓文化认同的最有效形式是文化的政治认同来打量，当前长篇小说批评起于个人经验，最后也不得不又止于个人经验的封闭“内在性”诉求，或许真的已经走到了思想言说的死胡同。

当然人文社科话语的总体情况和发展水平，还可以有另一条线索，在社会学话语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目前为止人文学话语用力的空间。比如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孙立平的“社会断裂三部曲”等等。这一线索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从大的方向而言，他们的论述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解释清楚现代焦虑，视野不能限于某一行业、某一学科内部，尤其视线不能被具体的个人经验、学科惯例、既有知识惯性所规定。

有了以上大致的人文话语背景，对于当前的长篇小说批评理论，我总感觉许多地方还显得不深不透，有时候觉得批评家的用语很凶猛，但话语内涵与历史语境、现实语境其实又显得很“隔”；有时候理论话语似乎非常安逸，但读被评对象，又好像并非那么回事。总之，从宏观上说，我认为目前长篇小说批评话语急需一些必要的整合，长篇小说评价尺度也急需一些必要的调整。具体说，我以为以下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