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内在性个人经验与知识技术主义(1)

文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其实并不是文学史教材上的那个模样，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文学，更是如此。饭桌、麻将桌上以及在棋牌室、娱乐中心、散步聊天中，我们谈得最多的东西，除了钓鱼岛争端、核设施、股市行情、金融危机、房价暴涨、强拆和腐败之外，假如还有那么一丁点空隙的话，那么不妨让文学来装点。装点这一空隙的当然并非“鲁、郭、茅、巴、老、曹”，也未必是史铁生、王安忆、贾平凹、张炜、韩少功等，如果不是莫言获了“诺奖”，莫言也恐怕未必成为谈论的主角。当然，作家或理论批评家的去世（或非正常死亡），有时候在圈里也能激起一点涟漪。比如今年9月26日作家张贤亮先生的因病去世，10月31日文学批评家陈超先生的跳楼自杀，一些纸媒与微信就曾热议过这两位文学人物的作品，不多时间，也就没了过多兴致。那么，人们乐意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了解而言，多半是知青文学中那个偏远的乡村故事及其那个叫小芳的姑娘、“60后”作家用于解构宏大历史的那个荒诞细节，或者《绿化树》《红高粱》《许三观卖血记》《白鹿原》等早已拍成电影的情节。目前的，与文学沾点边的或许再加上《手机》，以及充斥荧屏的“红色经典”和韩剧、《小时代》《致青春》《杜拉拉求职记》《×××去哪儿了？》等被图像化、搞笑化了的独属于经济社会热点的文学资讯，保守一点估计，差不多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就很让人纳闷，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编辑那里，几乎每天上演着的“70后”“80后”文学，虽然或许支撑过一些硕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框架，但究竟有多少是下降到普通文学人口的日常生活的呢？的确是个需要提上议事日程来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妨模仿富里迪的句式追问一下，今天充任时代主体的“70后”“80后”文学都到哪里去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有了几项文学大奖的揭晓，我留心了一下，近来的研讨会不可谓不热闹。不言而喻，这两批人的文学作品自然是研讨的中心议题。可是，拨拉来拨拉去，“都写得很好”“表现了今天时代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写出了‘70后’或‘80后’的总体经验”等等，几乎是所有文学研讨会的关键词。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是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呢？什么又是这两批人的总体经验呢？

基于这个微观考虑，我看有必要盘查一下这两代人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现状。

起于并止于个人故事的“70后”创作

老实说，本人身为“70后”之一员，对于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阅读，的确从内心里对“70后”作家多了一份偏爱。不因为别的，就是想从同龄人的叙事和论述中寻找某种基于共同现实的关注点，从而在共识的令人为之兴奋的发现中寻求安慰和认同。因为我总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无论三代及以上在农村生活，还是三代及以上在城市生活，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般都是童年挨饿、初步感受人民公社式社会文化规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步入小学读“春天来了，风轻轻地吹着，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90年代初中期参加工作领百八十块钱工资首先买辆自行车，以为一步到位了，骑得飞快，三七分头被小风一吹，高高扬起，穷开心；新世纪之交开始找对象，但屡找不爽，主要原因是上大学时幼稚不懂谈恋爱，工作后懂了谈恋爱，但工资太低女孩子的物质意识又普遍开始觉醒，仅找对象一件事就很是伤脑筋。等到好不容易成家立业，不是今天“下岗”就是明天“量化考核”；或者不是忙着找人打点关系送孩子上好点儿的学校，就是老人身体不好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狼狈不堪；更或者是一边按揭还房贷，一边私下里牙关紧咬想挤到富人群里去，牙缝里抠钱还梦想着过上中产阶级的日子。总之吧，没有不求人的顺利事情，也没有成天乐呵呵的好消息传到你耳朵里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背景，“70后”的一些叙述或理论批评，的确给了我不少共鸣。最显眼的比如对成长之艰难、断裂之必要的叙述和议论，比如对心灵挫折和对大历史无奈感的叙事和批评观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这种“发现”在老一辈继续施加“影响的焦虑”和后一辈更生猛的市场图腾中，似乎越来越显得弱不禁风了。更可怕的是，除了以上两类价值彰显，我竟然并没有读到“70后”对目前社会现实更多的更普遍的有力把握——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或铁凝的《飞行酿酒师》、季栋梁的《上庄记》《良民李木》交给“70后”来完成，我想不但会写得更精彩，还可能写得更深入、更有参与人的见证感。可是，文学不能如果，“70后”的普遍性现实处境，在绝大多数“70后”的叙事历史中，个人遭遇的社会因素，在他们那里还可能压根就是该抛弃的、该嗤之以鼻的——他们并没有在“知青”经历的方方版“涂自强”止步的地方开始。无论年龄还是阅历、受教育情况，无可否认，小说人物涂自强，其实正是无数生活世界中的“70后”。方方有理由让涂自强的生命停止在她所不了解的时间，但“70后”却不应该草率应付这个关键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才是他们的物理时间真正起作用，并有效记录生活过程的历史节点。事实其实还不止如此，文坛面对突如其来的涂自强，主流批评话语其实也悄然背过脸去了。这从另一些作品成为年度总结重点，而不是这些作品，多少能看出一些门道来。如果要稍作展开，“70后”叙事是如何被理论批评价值授权的，以及“70后”又是如何有意识撰写自己历史的，不外乎以下几点吧。

首先，他们是“个体化”文学理论观念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说受益者，是因为他们大多起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他们创作基本铺开、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时期，有些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还获了大大小小的奖项。一旦获得了类似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或“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在中国，就仿佛真的功成名就了，哪怕是入围、提名，也都很了不起，地方作协、文联、媒体等，总会大肆宣传一番，其本人也觉得是个大事儿。然而，在更宽一点的阅读面来看，获不获奖，与其实际的阅读效果似乎真的关系不很大。起先，那种本来属于“60后”、并由“60后”首先发起解构他们的叙述压力“宏大叙事”的“个体化”理念，没想到，在“70后”这里接受起来更顺当。于是，整个“70后”创作价值期许，差不多就是对个体化创作理念的诠释。他们在这样一个理念下，不但成功了，而且还好像有了一个划时代的美学标志。但是，这些人的确太经不起捶打了。几乎一夜之间，不断跟进的“70后”像是如获至宝的样子，顺流而下、漂流千里，在他们最熟悉的时代，在最熟悉却问题最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经验已经收不住了。好像都热衷于讲个人故事，但个人故事似乎很难引起共同体的共鸣，这才是他们到现在为止最致命的思想局限，也是与“60后”“50后”最大的分野。对于后两者，个人经验是为了触动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僵硬宏大视角，但后者始终不明白、或者写丢了这一关键视野，导致把个人私密经验反而当作了叙述的终极目的。结果可想而知，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视野缺席的个人经验，不可能内在于近20多年来的社会阶层断裂和价值错位的制度史。让一个偷窥者、逃逸者、心灵扭曲的成长者、“去政治化”的个体主义者，去PK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犹如鸡蛋碰石头。更何况，之所以是偷窥者、逃逸者、心灵扭曲的成长者和“去政治化”的个体主义者，大前提其实仅仅是对《红楼梦》等经典细节技法的模仿，和对“边缘化”文学理念下生活现实中偶然性、非常态化人和事不约而同的照抄，这就更不是自觉思想支配下的现实表达了。人物和情节未曾内在于近2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运行逻辑，岂能表达如此社会结构中人的普遍性境遇？普通文学人口之所以很少提起“70后”“80后”文学形象，哪怕某些在批评家、编辑看来堪称经典的情节和细节，也都无法在普通读者这里得到切实反应，是因为他们龇牙咧嘴的所谓“疼”呀、“痛”呀的东西，普通读者很难达成共识。也就是说，读者不能找到理解作家如此感受的强烈现实依据。而这个支撑读者理解不同作家作品的现实依据，正是读者阅读对象能否把个人经验讲成普遍性时代经验的强度感染力。如果阅读的故事仅仅属于作家个人的经验，很不幸，普通读者的确不会费那么多心思去猜测你作家的微言大义了。

这恐怕就是“70后”文学，看起来异常丰富，但大多实际上只属于刊物需要、当代文学学科需要和各类奖项需要的原因。产品的终端要到达普通读者的身边，哪怕变成闲谈中的一个小装点，距离似乎还很遥远。尤其关键者，可能还得先到别人故事的层面，接下来才是某一群体、某一阶层，或者中国故事、民族故事。“70后”整体叙事，只勉为其难地实现了前者，面对后者则普遍捉襟见肘。

其次，他们太自我作古，太自恋了。“70后”在这一点上，与上两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柠的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就是“无主句”的大肆启用［1］。看起来这只不过是一个语言修辞问题，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主体性。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了，自认为可以由他们来讲今天中国的故事了。自信地把作为时代中坚力量的职业身份等同于中坚力量就必然熟知时代真相的思想身份，这其中恐怕多有认知误区。语言的骄纵，反映的是他们对这个目前现实内部运行真相的真正陌生。大概他们都进了城，有了房子、女人、车子、票子，再加上无时无刻不在耳畔鸣响的幸福故事、快乐节奏，他们不但服服帖帖臣服于这样的图像现实，而且还很以为可以由此开始施展拳脚，制造新的中国文学了。这是他们的自恋自大之所以非常严重，以至于构成了他们基本世界观的原因。

近日，微信在转李敬泽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红楼梦〉：影响之有无》［2］。看得出是李敬泽读了余国藩《〈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一书之后的一个延伸。其中一个虽未正面论述但已经暗示得相当饱满的观点，有必要提出来接着说两句。就是认为《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本土叙事经验的一个经典，原因盖在于曹雪芹通过宝黛二人物，写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对精神性的体验，这体验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对日常生活本身精神性缺失的“虚化”反应，而不是喜极或悲极之后的“悲剧”。现在，《红楼梦》竟然成了老人的“消遣”，而年轻人却反而更远离了《红楼梦》的真正叙事意图，特别是言之凿凿受《红楼梦》影响的年轻作者，不但没接近反而在有意地反写这个经验。结合我刚才的话茬，李敬泽指出的这一点，实际上是“70后”写作者被充斥于各个空间的幸福故事收编以后的一个表征，即他们误把《红楼梦》的“虚无”当作了抽掉现实经验，特别是抽掉政治经济经验之后的“内在性”心灵遭遇。毋庸多说，这个被原子化甚至单子化了的心灵遭遇，是社会分化在文学上的反映，即便叙述得还算圆满，又岂能感染小小的知识共同体以外的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个世界呢？习得超时空的文学细节处理方式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是，技术成熟而实质精髓则越加错位。

毫无含糊，我的这一点判断，并非臆猜，若要写成文章，大概也得有好几个作家论、作品论吧！

视野被个体化消解的“70后”批评

有专门研究“70后”作家的批评家吗？我并未统计过。但据说专门研究“80后”作家的都已经出了不少书了，这么说，“70后”的研究差不多是门显学了。

文学总是向后看的，这是个老规矩了，听起来道理强悍无比。然而，谁又能在每年作品的排行榜上把《红楼梦》《阿Q正传》删掉呢？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网络“大神”都有近百部纸质作品行世，谁的硕博毕业论文敢以他们为对象呢？挣了多少钱与作品能否被更多的人认可，恐怕目前还不能画等号。金庸武侠小说、杨红缨童话等，是喧闹过一阵，但才过了不几年，这些作品的价值似乎谁也不敢打保票吧？至少不能因为课堂教材不被学生欢迎而来盲目确认这些读物的价值就一定大得不得了。一个简单道理别忘了，不劳而获、顺手牵羊占有财物大概每个人心理上都有，但不能就此说，“偷”必然比正当获取更有价值。关键在于，能否在批判社会价值机制错位的大前提下，衡度“70后”观照世界人心视角的问题，而不是凡写出来的都是好的，凡这一代人的私人经验，都一定具有自明的时代价值。那样的话，我们只有先把我们脑系统中已经建构起来的所有人类优秀经验删除了再说，尤其首先删除了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经验再议今天的“70后”成就。比如，康德的经验、哈贝马斯的经验、鲍德里亚和吉登斯的经验和麦克卢汉、波兹曼的经验等等，更不要说鲁迅等中国启蒙时代诸多大师们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