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奥林匹克：中国对一种强者文化的认可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中国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
早在1908年第四届伦敦奥运会前夕，中国北方城市天津一份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天津青年》发表了一位美国人的署名文章，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提出三个问题：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中国人民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寻求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在这100年中，中国人民以自身的解放为前提，以多少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以水滴石穿的忍耐和精卫填海的毅力，终于赢得了一个悲壮而圆满的结局，实现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长达一个世纪的期盼与热望。
为什么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这样热衷呢？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奥林匹克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强者的文化，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不相吻合，也是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强者的产物
奥林匹克文化是一种强者文化，这种品格生长在它的基因上。在古代欧洲，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以希腊文化为起源，发展成以个人自由、竞争为背景，以科学思想为核心的奥林匹克文化个性。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这种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希腊体育尤其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古奥运会刚开始盛行的比赛项目如单程赛跑、角力、拳击、赛车、赛马竞技等24种活动中，即会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全是清一色的个人的竞争性活动，我们眼前出现的总是一个运动员正在征服着他自己的对手，使我们联想起的则是一批海上机敏的水手、精明的商人和彪悍的海盗正在同大风大浪的搏斗。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的特征表现在：
——奥林匹克提倡竞争，提倡“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
这个口号既是奥运会文化的重要产物，又是当今奥运会追求的某种精神体验，因之成为促进世界竞技运动的发展动力。这些体育活动强调在追寻胜利和锦标的过程中使用力量、速度、权力来推动人类极限和战胜对手。这类体育在很多传统社会中带有男人的价值观和经历的背景。这种背景往往与军事征服、政治控制、经济扩张有关。
——奥林匹克运动会曾经有排斥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历史
在现代奥林匹克恢复之初，女子项目寥寥无几，每增加一个项目都要经历一番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在初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种族问题一直困扰着它，有时表现得非常强烈，在奥运会上曾多次发生过歧视黑人运动员的事件。
——奥林匹克宪章和有关制度中包含了强者的某些品质，诸如，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逆向遴选制隐含的强国利益；奥运会的项目设置遵循的是以欧洲白人的传统和兴趣；奥运会不得连续两届离开欧洲的不成文的规定也反映出白人在奥林匹克中具有的特权。
奥林匹克：强势的地位
如果说奥林匹克文化是一种强者文化，是在肯定这种文化的主体所具备的性质，那么说奥林匹克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则指的是它在与其它体育文化比较时，它处在高势位的统治地位。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奥林匹克以它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号召成为强势文化。它承袭了古代奥运会“神圣休战”的传统，加入世界和平潮流，又以它“无私竞争”的精神软化了敌对的情绪。应该说奥林匹克所提倡的竞争是一种最可爱的竞争，因为它是一种源于游戏的竞争，是一种源于人类童心的天真无邪的竞争，一种发自人类和平理想的文化领域的竞争。它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社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和平、进步和温馨，它将人类的注意力集中在和平、民主、进步、团结、友谊等共同理想之中。
奥林匹克文化还是一种民主文化。公平规范的竞争是要靠伦理和规则来维护的。奥林匹克倡导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就是一种人道礼让的精神。fair的含义就是民主、公平和依法办事。公平竞赛与阴谋竞争是格格不入的。
奥林匹克：强劲的势头
如果说奥林匹克文化是强势文化表达的是一种空间关系，那么说它是强劲文化所表达的是一种时间关系，即奥林匹克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全人类的生活。
当代世界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加速了奥林匹克的强化。在两战期间，一些国家的竞技体育曾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得到恶性的发展。二战之后的世界冷战对峙，奥林匹克曾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分野，奥运会成为国际政治抗衡的文化舞台。应该承认的是，民族主义是20世纪国际竞技体育的主要潮流和基本背景。很多国家都把发展体育运动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都把在奥运会上显示实力作为一种政治目标。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交往中，通过在这些有形、无形方面异同程度的认识，形成不同层次的“认同”或“认异”，萌发产生“群体意识”，从“自在”的民族转为“自觉”的民族。奥林匹克在强化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必然导致民族凝聚力的强化。认同感形成归属感，归属感造就凝聚力，小到单位集体，大到国家民族，无不如此。强大昌盛的民族需要奥林匹克这支营养剂，弱小的、遭人欺辱、侵略、奴役的民族更需要来自奥林匹克的支持。因此，奥林匹克在民族主义中寻求到了一个坚硬的支点。
奥林匹克同时找到了财源滚滚的经济支撑。奥林匹克与经济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后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具从潘多拉魔盒里释放出来的魔怪以它无可比拟的开放性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当它的规模过大时，似乎没有一种现实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撑它的生存。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给了人们一个思路：可以从“为奥运会找财源”转变为“从奥运会中找财源”。奥林匹克不仅是一种消耗性的事业，而且是一种可以成为一些国民经济的增长点，甚至成为支柱行业的产业。于是举办奥运会从相互推诿，成了许多城市不惜一切争办的缘由。
奥林匹克的强势还表现在国际奥委会的逐步成熟，使之具有化解危机的能力。20世纪的最后年头国际奥委会面临了一场空前的恐慌，一批奥林匹克绅士面对金钱，忘记了检点，一场世界性的腐败引起了世纪末奥林匹克空前的危机。然而国际奥委会以镇静和智慧成功度过了这场难关，国际奥委会以它的50项改革措施擦去了五环旗上的污点，继续了它仍然具有权威性的运作，让全世界看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
奥林匹克：在中国大地的行走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科学观念，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是一次全民现代化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中国的体育运动是在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形势下与这一世界潮流汇合的，这就给中国体育将近100年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动力，来自民族的忧患意识，而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中国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表达实现现代化决心的政治理想，也有表达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社会心理愿望。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在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运动过程中慨诺承办奥运会的，是在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发展过程中迎接来自五大洲客人的，一代和平崛起的外柔内刚的新型强者，奉献出来的无疑将是一份既有民族传统特色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既有深沉文化内核又有精美文化形式的、独一无二的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