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三味”

许琼玲

很自豪

1980年1月，我开始在中国体育报国际部当编辑，看外电和英文体育杂志，编写外国体育动态、明星生活、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等消息和文章。那时，其他报纸体育版面很少，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大赛都很少能派记者去采访。我只希望有雅加达的比赛能让我去一次。因为我是印尼归侨，上世纪60年代回国后，印尼政局发生巨大改变，当地排华一次比一次严重。l965年发生“九卅运动”后，印尼单方面宣布与中国断交，民间的通讯往来也被切断，个人根本无望申请探亲。我在国内举目无亲，只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非常盼望能借出差的机会回去看望母亲和弟妹。

1985年8月，亚洲田径锦标赛在雅加达举行，社领导为我向国家体委争取到中国田径队的随队翻译兼本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采访这次比赛的记者只有新华社的体育部主任章挺权，我算半个，因为主要任务是随队翻译。刚创造了跳高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是本次赛事的明星，可是他却因洗冷水澡后发烧，只好放弃比赛，连赛场都没去，留在驻地。但慕名前来采访的各国记者还是很多，印度记者刚走，又来印尼记者，他们采访完，总是向我表示感谢。我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可是心里总有股激情在燃烧，因为从这些记者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们对中国队怀着一种敬意和仰慕。

当地的观众就更不用说了。赛场是在60年代初印尼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时兴建的主赛场，后来一直都没再维修，到80年代中期己经很陈旧了，来观赛的华人很多。我坐在观众席上做记录，胸前挂的牌子说明我的身份。偶尔抬头，周围投来的目光是那种惊奇羡慕又亲切友好，除了羽毛球队外，田径队是两国断交后第一个到印尼的运动队，我知道当地华人的处境，不敢贸然和他们说话。在比赛快结束时，我身边几位华人观众小声地说什么，还互相推诿，我便转过脸看他们，一个年轻些的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姐，可以和你照张相吗？”

那语调是很重的印尼腔，我的心一颤，华校被封闭20年了，年轻人都不会讲华语了，这个年轻人还会说，真不简单！我立即说：“好，来吧。”他们高兴地坐拢来，还有两人互相交替照完相后又坐在边上也照一张。他们不住地说：“姐，谢谢你。”

我和他们素不相识，只不过是我胸前挂的牌子说明我是中国队的工作人员，才让当地华人想跟我照张相。我能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是把我当做祖籍国来的亲人呐！

我们出国前，队里给每人发了一件红色的运动装上衣，前后都贴着鲜艳的“中国”两个字，非常醒目，这就作为队服。我作为随队翻译也发到一件，印尼太热，这件队服我只是随身带着，根本没穿过。那天比赛完，我带着几位运动员准备回驻地，赛场门口有几位华人早已等在那里，一个人走上来对我说：“姐，可以让我们跟运动员照张相吗？”我看班车还没来，便说：“可以。”我招呼几位运动员站密些，那几位华人立即兴致勃勃地凑过来一起照相。有一位华人指着我手中拴在包上的队服，说：“可以借给我穿着照吗？我就给了他，说：“可以。”他穿上这件写着“中国”的运动衣，让朋友给他照相，显得很自豪。

体育系统的人穿有“中国”两字的运动服也很平常，可是，田径队1985年去雅加达参加亚洲锦标赛的队服，仍留在我脑海里。那几位华人借我的运动服照相的情景我也忘不了。

苦与乐

1985年去雅加达那次可能是最艰苦的。因为后来记者出国采访，全都住赛事预定的宾馆。1985年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东道主让各国代表团住在新兴力量运动会时兴建的史纳延体育中心的宿舍群，那是一栋一栋的平房别墅，20多年了，很空落，没人住也缺乏维修，看来东道主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好，所有房子的门窗没有纱网，热带的蚊子成群地在身边飞，赶都赶不走。中国代表团是第一个抵达的，没有饮用水，除了间隔很远才有一盏并不明亮的路灯外，屋里的灯都不亮，多数连灯泡都没有，几个工作人员匆忙赶来，也无法解决，说明天会解决。队里让我去超市买几箱瓶装水暂给运动员解渴，我买水时，全队正集中在队领导住的那套房前开会，队领导在做工作。我们面对的居住条件较差，大家要克服困难，不要有埋怨情绪，队里会尽量保证大家训练和生活上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状态。三位女队员和我分在一起住一套房，我们摸着黑洗了冷水澡。那晚，我们每人都用床单把自己从头到脚全蒙上来避免蚊子叮咬，才算睡着了，尽管热得一身汗，不这样还无法保证恢复体力。第二天起来，每人身上还是被叮了十几个包，那些蚊子能穿透我们蒙住的床单叮你。队领导嘱咐我，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不要去指责。这样，那次经历我很清楚运动员的苦处，却没报道。

第二天，朱建华感冒发烧了，我陪同教练胡鸿飞带他去诊所看病。随队翻译其实就是总管，运动员生活上缺什么、有什么需要，赛前赛后要带他们去坐班车，以及与赛事联络员沟通、记者采访等事务，全得管。我只能到晚上才写稿子，第二天中午休息时，自己搭车去邮局发回报社，那时报道国外赛事只有体育报一家，消息晚些读者照样爱看。

能得到出国采访机会，也是对记者业务能力的一种肯定。记者从国外发回的稿件内容和质量如何，格外受关注。1989年那次去雅加达采访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在报社大门口遇见当时还是副总编辑的张振亭，他带着笑容说：“不错，报道得不错。”老总说我“不错”，我感到由衷快乐，这是对记者很好的奖励。

1989年我去雅加达采访羽毛球赛才请了一天假回家。那次先和母亲说好要给父亲扫墓，家里早准备好，所以我一到家，就和母亲及弟妹驱车去茂物郊外的墓地，站在父亲的墓碑前，我泪如雨下。父亲在70年代中期去世，我到这时才来看他，在归侨中，仍算是幸运的了。

是女的？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发表文章一直是用笔名，用过十几个，常用的是许京、午言、琼斯等，原名从没在报上露过。我的笔名曾引起误会，是读者打电话来我才知道。不认识的读者打来电话说找许京，同事让我接，对方还说找许京，我说我就是，对方很惊奇地说：“怎么是女的？”我也很奇怪：“我本来就是女的。”对方说：“哦，一直以为许京是男的，因为看你的文章，以为是男的”这样的电话我接过至少有三四次。巴塞罗那奥运会前，一次我介绍美国研究赛前如何为运动员心理减压的文章后，在报社斜对面的体育科研所有人打电话找我，询问这篇文章的原始材料，我接了电话，对方竟说：“你是许京吗？”我说：“是啊。”他又说：“怎么是女的？”我不明白，文章和作者的性别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