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体育鼓呼40年

邱镇祁

1965年，我正好在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体育报》当记者，第二届全运会开幕前，贺龙元帅还亲自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我们这批准备采访第二届会运会的记者，并作了动员，刚入行就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兴奋之余，暗下决心要为我国体育宣传工作奋斗一辈子。从此我开始了长达38年的体育记者生涯，即使退休后，仍为体育宣传工作发挥余热。屈指算来，已是45个春秋。

“志行风格” 采访一代楷模

2009年深秋，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前，胡锦涛总书记在接见新中国体育发展60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和全国体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时，总书记胡锦涛握着容志行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看到这条新闻，我激动不已，有感而发，一挥而就，写了如下诗句：

宠欲功过欲何求，体坛鼓呼数十秋。

“志行风格”胡总颂，思潮起伏暖心头。

清贫笔耕今无悔，金奖题名勤铸就。

独钟绿茵情未了，古稀犹似少年游。

30年前我采访容志行及提出“志行风格”的情景，一幕幕重现脑际，仿如昨日，不能忘怀。

1979年，我国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人们在“文革”中被禁锢的思想逐渐“解放”。我自1975年即从《体育报》编辑部调返广东，成为报社驻广东的“中南记者站”记者。朝夕在广东省体工队（二沙头）“泡”，尤其是足球队和水球队这两支“光棍队”，几乎天天必去，看训练，随队出征采访比赛。与那拨队员混得相当熟，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好朋友，有些还是挚友。

1979年，我从记者站轮换到球类部，（那时规定驻地方记者轮流返京，回编辑部工作3个月）时值报社请新华社副社长杜导正，（后为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主任）作“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报告，给我们思想上很大的启发。正是无巧不成书，杜导正同志是六十年代初，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兼任暨南大学校长时，从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是我的老师。当报告结束后，我迎上去叫了一声“杜老师”，杜导正同志马上记起我这个学习成绩颇佳又“顽皮”，好打球的学生。并说你在学校好运动，现在当体育记者，正好。但更主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善于去发现运动员“闪光”的思想，加以理性的提炼，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不要怕被人一时不理解，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这个当老师的就满意了。良师一席话，颇有启发。那时我三十出头，血气方刚，顿时有了一种“冲动”。于是我把几年来对广东足球队了解，感到容志行的为人和比赛作风应是每个运动员的楷模，而当时《体育报》为了迎接第四届全运会的到来，正准备宣传一些运动员的事绩，并给一些老记者布置了任务。我这个涉世未深，而且在球类部是“临时”轮值的年轻记者，竟然“斗胆”在部里开会时，提出要写一篇反映足球运动员容志行的重点稿，并把容志行的好朋友、广东体委宣传处副处长、《体育报》兼职记者翁澜前向我提供的一些容志行基本素材及我采访和了解容志行的材料，来说明我要写容志行的原因。容志行是一贯低调的，每当记者采访，他都说足球是集体项目，是大家的努力，请记者采访别人。翁澜前过去是游泳运动员，与容志行在二沙头朝夕相处，且大家都喜欢下象棋、围棋。我水平比他们低就旁观，在下棋中采访。因此材料较扎实。当时球类部主任马信德当场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并带我向编辑部主任王承放、王云从、王舜华汇报，几位领导一致认为可以列入重点报道计划，并责成我尽快把初稿写出来，交大家讨论。我喜出望外，真有点受宠若惊。于是凭着一股冲劲以及对容志行的了解，列出三个观点，“开夜车”，一气呵成，写就了《足坛名将容志行》一文，把三个观点落到“志行风格”，作为小标题，放在文章最后一段。

大标题《足坛名将容志行》，最后一段小标题明确突出“志行风格”，在当时是“犯忌”的。因为在“文革”中运动员名字不上标题，几乎是一个“约定成俗”的规矩，何况在“志行”的名字后还冠上“风格”二字，更是有点“刺”了。当时几位领导都觉得文章可以，不需作改动。个别领导因“文革”受过冲击，觉得还是“稳”点好，大标题和第三段小标题是否可以改一下。而当时值班的常务副总编辑佘世光同志则认为，不必改，好就好在标题上。既然有不同意见，就送国家体委党组审批吧。当晚子夜，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党组秘书张彩珍给佘总打来电话，说文章已送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荣高棠审阅。认为文章很好，标题也不必改动了。这样“一锤定音”，第二天《体育报》（1979年9月21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出街”。现在讲这个“讨论”、“送审”过程，也许让人觉得可笑，但当时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

文章见报后，在体育界、新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尤其是“志行风格”的提法，以一个运动员的名字命名为一种风格，确实有点“新鲜”。但正如我在文里所写的，我只不过是把人们对容志行的评价用“群众语言”表达出来而已。但随着第四届全运会的到来，提倡运动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中央各大新闻单位，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都沿用并报道了“志行风格”，各地方报刊，尤其是容志行所在的广东各新闻单位，也纷纷报道“志行风格”。把它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行为标准，容志行也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印度亚运 见证称雄亚洲

1982年，国内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涌向各个领域。作为体现国富民强的标志之一的竞技体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时，我与艾立国、邱祖泰、方金辉三位同仁，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赴新德里采访的特派记者，见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以比日本多3枚金牌的优势，超越日本，首次成为亚洲体坛的霸主。闭幕的当晚子夜，北京传来总编辑徐才的指令，让我们畅开思路，写一篇述评，用一个版的篇幅，充分反映中国体育代表团如何团结奋战，勇夺金牌第一的艰苦历程。总部的指令，使我兴奋难眠，于是自告奋勇，请三位同仁先睡，由我执笔，并说：“你们7时起来，讨论稿件”。是夜心潮跌宕，爱国之情，一触即发，文思泉涌，一气呵成，一篇7000多字的述评《长江浪卷新德里》一挥而就。清晨大家讨论，稍作修改，发往北京。第二天以整版篇幅，大字标题见报。文中充分反映了我国健儿如何拼搏，把占居首席20多年的亚洲体坛霸主日本拉下宝座，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夺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超日本3枚）艰苦经历。

在印度新德里采访第九届亚运会，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国优秀游泳选手叶润成，在100米蛙泳比赛中，以0.04秒的优势战胜世界亚军、日本名将高桥繁浩的情景。

中国体育代表团自1974年首次组团参加第七届亚运会，到1978年在曼谷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连续2届，整整8年，作为综合性运动会大项，（也是基础运动项目之一）的游泳，设有39枚金牌，而中国体育代表团却颗粒未收。它好比一块大石，压在中国游泳界的胸口上。中国游泳队经过详细的考虑，决定从男子100米蛙泳作为突破口，因为中国不光有戚烈云、穆祥雄、莫国雄3人创造过百米蛙泳世界纪录，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而且经过4年的努力，由穆祥雄训练的广东小将叶润成在3次与日本的世界亚军高桥繁浩的交手中，有两胜一负的战绩。虽然那是一般的比赛，不足为据，但也说明叶润成已具备了冲击亚运会首枚游泳金牌的实力。

1982年11月25日，新德里时间下午2时15分，印度新德里达尔多拉游泳场，第九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决赛开始，第4、第5道是日本高桥繁浩与中国的叶润成。叶润成的出发掌握得十分好，几乎是与发令枪响同时入水，弥补了身高的不足，（高桥繁浩身高1.85米，高出叶润成大半个头），而50米转身时，由于高桥身高臂长，一下拉开叶润成1/3个身位，叶润成则采用高频率技术，奋力猛进，到70米时，已是齐头并进，还有6米，只见叶润成闭着气，一轮快速小划手，高频率，快回手，一口气冲向池壁，叶润成终于以1分5秒93的成绩，比高桥快0.04秒而夺冠。顿时场内一片欢呼。一名中国香港的记者竟然“奋不顾身”，跳入泳池与正在放松的叶润成拥抱。《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亚运会游泳场响起。我激动、兴奋、不可名状。立即返回酒店，一边用毛巾擦着泪水，一边撰写《0.04秒的突破》的现场特写。记得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读者，8年，整整8年，中国游泳队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打破了日本队在亚运会游泳项目的一统天下，广东选手叶润成以0.04秒的微弱优势，战胜了世界亚军日本队的高桥繁浩，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为中国的游泳队在亚运会上历史性的突破……”此文第二天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在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共夺得3块金牌，而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正好凭借比日本多3块金牌的优势，登上亚运金牌榜首的位置，首次把称雄亚洲数十年的日本拉下马。从此开始了称雄亚洲的征程。顺便说一句，198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跨越了东道主韩国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保持了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位置。这两届亚运会，我都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第一线见证了中国称雄亚洲的艰苦历程。

叶润成的突破为何使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我自当体育记者，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首次采访综合性运动会，就是采访游泳、跳水、水球三个水上项目。我本身又是广东人，1975年起调返《体育报》中南记者站（后为广东记者站），朝夕与广东游泳、跳水、水球队相处。而叶润成是从游泳之乡广东东莞道窖公社体校培养出来的，当时闻名全国的“东莞双蝶”——叶欢容、梁桂良也出自道窖。我也曾采写过道窖游泳之乡的长篇通讯。“黄泥水选种”，“尼龙膜育秧”在全国颇有影响。赴新德里采访前，已作好叶润成冲金的准备。决赛那天，我穿了中国队的队服，在进场时，拿准备好的“清凉油”塞给把门的印度警察“混”进了内场，叶润成战前的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因此文中细节，颇为详尽，亦富有感情。可以说那篇“0.04秒”是用“心”去写的，自然感人。那时通讯尚未发达，靠电话传稿，前方读稿，后方录音，再抄写发排，其难度非今天能想象。

百年奥运 高歌中华风采

199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会，恰是奥运会创办100周年，我有幸作为《中国体育报》的特派记者之一前往采访，与报社同仁李小菲、张小鸰、黎明京、赵彤杰4人组成前方报道组。我分工采访较为熟悉的水上三项（游泳、跳水、水球）以及乒乓球、排球，部分田径项目。在游泳比赛中上海女将乐静宜一花独放，在美国两名世界顶尖高手的夹击下，发挥十分出色，终于技压群英、勇夺桂冠。跳水和乒乓球乃中国代表团王牌之师。每个单项都志在必得。跳水比赛中，湖北名将伏明霞不光在其主项女子10米高台跳水比赛中，以巨大的优势，毫无争议地蝉夺金牌，奏响国歌，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夺得跳板、跳台金牌的选手。而田亮也不负众望，夺得男子跳台金牌。王军霞在女子5000米夺金后，披着国旗绕场跑一周的画面定格，成了经典镜头。当时为王军霞加油，我们几位嗓子都喊哑了。而说起伏明霞夺得女子跳板金牌，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时，高敏退役，吴敏霞尚未成熟，郭晶晶能否顶住压力，担起大旗？一时间在中国教练组内引起争议。此时伏时霞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已兼练跳板，亦有相当水平。按照奥运会规程，跳水每个单项各代表团可报两名选手，是让伏明霞兼项还是让年轻的吴敏霞去冲击，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在济南国家跳水队基地进行两次按照奥运会编排的选拔赛，在两场选拔赛中积分领先前两位的入选。选拔赛结果是伏明霞用实力来“平息”了争议。而担心伏明霞兼项体能是否受得了的人，也被伏明霞的顽强斗志所折服。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中，事实证明让伏明霞参加板、台两项比赛的决定是正确的。

乒乓球比赛的进行，显示出中国是“乒乓王国”的威力。女队邓亚萍、乔红、刘伟、乔云萍正值当打之年，而男队王涛宝刀未老，刘国梁、孔令辉则处在运动生涯的颠峰期，比赛结果，中国队包揽了男女单、双打4枚金牌。4项决赛中，争夺最为激烈的是女子单打，由中国的邓亚萍对中国台北的陈静。陈静原是中国队的主力，曾经夺得过奥运冠军，退役后远嫁台北，重执球拍，恢复较快，保持较高的水平。她能淘汰乔红进入决赛，说明她仍是世界顶尖的选手。决赛打响，双方梅花间竹，各胜两局，进入第五局决胜。此时邓亚萍越战越勇，开局发球抢攻气势如虹，连得5分，以5∶0领先，气势上完全压倒了陈静。斗志旺盛的邓亚萍很快就取得了大比分领先的优势，并最终夺得了女子单打的金牌。在采访这场比赛中，还有两段插曲至今难忘。一是当比赛打到2∶2时，主席台对面看台上突然有两名“台独”分子打出台独的旗帜。这可是个难题。因为奥运会是标榜与政治无关的，观众席是“自由”的，如此明目张胆叫嚣“两个中国”是我们所不容的。我当时与李富荣、徐寅生坐在一起，发现台独分子前面恰好坐着广西体委的参观团，于是我走过去让他们与两名“台独”分子争论，这下维持秩序的美国警察就可以出面干预了，8名高大的特警，把两名“台独”分子仰面朝天地“抬出了场外”，因为他们“破坏赛场秩序，骚扰比赛”。而比赛结束，虽然我挂着“记者采访证”，一名警察竟不让我走记者通道往新闻发布厅，而要我走观众通道，这等于参加不了新闻发布会。一焦急就与这名警察争论起来，情急之下，竟说起了广州话，这名警察也不知所云，我乘机冲进了记者通道。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些西方记者向邓亚萍提出一些十分刁难、敏感的政治问题，好个邓亚萍，从容大方，有理有节，对答如流。邓亚萍说“我为能穿上中国队的战袍，胸前有‘中国’二字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于是我写了一篇《邓亚萍舌战群儒》，充分反映了我中国健儿的风采。当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邓亚萍挂上金牌时，我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了。此时此刻，我也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无比自豪。在此届奥运会闭幕时，我与其他几位《中国体育报》同仁共同采写的《国旗辉映下的儿女们》，尽情地抒发了我们的爱国之情。中国站在世界列强之中，昂首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