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采访
冯贵家,曾任《新体育》副总编辑、《中国体育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采写过大量体育新闻、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酷爱摄影,多次在全国体育好新闻和好作品评选中获奖,出版报告文学集《七彩路》。
2009年荣获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金奖。
传奇老人——约翰·罗德里克
这是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却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位貌似平常的美国老人,却有着极富色彩的人生;这是一次短暂的即席讲演,却充满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趣。
那是在2008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网上浏览新闻,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银色的头发与胡须,红润的脸庞,慈祥的目光,仿佛在与你娓娓交谈。
这不就是那位著名的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老人吗?然而,那却是一条令人悲痛的信息:这位60年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与中美乒乓外交紧密连在一起、被赞誉为美国媒体“中国通”的老人于3月11日与世长辞了,享年93岁。
那是在14年前的1996年,笔者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随团记者,前往美国参加中美乒乓外交庆祝活动。在夏威夷大学的一次与教授、学者的联谊会上,一位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显得异常活跃,一会儿与人交谈,一会儿与人合影。
看到这情景,笔者感到好奇,向前采访,通过翻译,我们得知,老人叫“约翰·罗德里克”。罗德里克?您就是那位曾写过大量关于中国报道的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先生?笔者不由得一阵惊喜。前往美国前,在翻阅新闻资料时,看到不少关于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访问中国、被称为“破冰之旅”的有趣而生动的报道,如,初访中国的美国人因为成为中美外交的开拓者的兴奋心情;跨过罗湖桥时的紧张与不安;沿途的观感;对新中国的最初印象;周总理接见美国乒乓队员时的风度与幽默……
这一切,都来自一位美联社叫罗德里克的记者的笔下。无疑这是一位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又必然对中国非常了解的资深新闻人。不曾想,在夏威夷我们竟不期而遇。
联谊会有十几位教授、学者以“乒乓外交”为题进行讲演。但因时间有限,每人上台的时间只给10分钟。
罗德里克老人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讲演。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人前去警告他超时了,台下却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的讲演将从乒乓球开始,但我的经历远远超越了乒乓球,远远超越了今天这个年代,我想先讲点历史,我想,对于今天,它会更珍贵,更有价值。
——还是在四十年代,我作为美国记者,曾到你们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采访。作为历史见证人之一,我亲自看到在窑洞中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那时,我就觉得他们有这样的气质:一批能在混乱中看到将来,并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物。
——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攻延安。当我们随美国调停团撤离延安时,我在机场采访毛泽东:“您对战争的前途如何评价?”毛做出了这样的令人吃惊的回答:“罗德里克先生,两年后,我请你到北平来作客!”
事实上,不到两年,毛泽东政权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而我,却不能像毛在延安机场承诺的那样去北平。因为,自从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中美关系的大门关闭了。这期间,我工作在美联社东京分社,我曾几次向中国申请前去采访,却因双方的冷战状况而无法成行。北京与东京只有三个多小时的飞机行程,我作为通讯社主管亚洲事务,且对中国人有着历史交往和感情的记者,却无法跨越这短短的一段行程。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那年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于是,我立刻申请随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并最终获准。二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将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去体验当年中国领袖的承诺,去目睹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新生和变化。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他一下子认出了我,您好!罗德里克先生。你看,与延安比,这里如何?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可比性。我不由百感交集。
——这以后,在1975 年和1979 年,我又曾两次来到中国,并荣幸地两次见到邓小平先生。1984 年,是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自那以后,我退休了。但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去中国访问,这个伟大的国家,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好,超时了,侵占了大家的时间,请原谅一个老人的啰唆。对了,还补充一点:乒乓外交后,我写了一本书:《毛泽东·乒乓外交和我》,请不要误会,我没有因此赚多少钱。而且,人应该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这位老人的即席讲演。一晃己过去14年,但那一切,却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释怀。
一位令人敬重的老人走了,人们忘不了这位美国新闻工作者60余年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深切关注,忘不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忘不了他对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所进行的种种艰辛和努力,也忘不了他在中美乒乓外交的报道中所表现出的敏锐与洞察力。
这位老人曾告诫美国新闻同行:我们要不断学习,如果某一天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中国,那就是你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了。
老人病逝的前一个月,美联社播发了他的最后一篇稿件,仍是以中国和中国奥运为主题。其中,他告诫读者,欲了解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就需要了解中国过去许多年间经历的苦难历史。
“在我这双老眼看来,中国经历苦难和流血而得以生存,在如此短时期内从贫困状态跃升为地球上最富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几乎就是一个奇迹。”这就是这位老人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声音!这声音,透着他对人生经历的深切体验和历史的强烈回声,表述了一位正直的、有历史远见的西方新闻工作者对一个东方古老而又新生的伟大民族的热烈情怀。
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参与了自己讣告的草拟。他建议,讣告中,对我的赞誉可以是:我这一生值得付出。
罗德里克先生的付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在新闻战线上铺筑的中美交往之路,将随着时代的前进,更加深远和广阔。
据报道,是年3月17日,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为这位老人举行了朴实而隆重追思仪式。此文算是曾与老先生有过一面之交的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追思仪式上的一篇祭文吧。
庆幸我没做傻事儿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天气异常闷热,热得人心不免有几分慵惰懒与焦灼:不想动,不爱动,却又盼望突然出现某个新闻热点而把那不宁的心绪搅动起来。
突然,电话铃响起。是一位我熟识的人从人们所不知的地点打来的——那是王军霞训练组的领队!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大家知道,由于一场轰动全国的风波,铁了心退出运动场的王军霞,虽然经过方方面面的动员与努力,又重返跑道,但状态已大不如从前,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体能都已滑到谷底。虽然经过短暂的努力,状态有所回升,却远非同日而语,对王军霞在即将到来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表现,人们已不再有太大的希望。加之,无论领队、教练员还是王军霞自己,都远离媒体,保持一种特有的低调。
那么,找我会有什么事呢?一方面,作为曾经采访过王军霞的记者,我万万不能在人家经历磨难、走入低谷时不理不睬。那样,太功利,太机会主义。
另一方面,职业敏感告诉我:不能放过任何可能出现的新闻,即或是潜在新闻的机会。一位新闻界老前辈曾经说过“别做傻事儿,你遗漏的,往往是重要的。”
可不,在这方面我曾有过难忘的教训——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冲破亚洲纪录后,马不停蹄地向世界纪录冲击。我们体育记者,当然也是对他的赛事采取步步紧逼的政策,不敢有丝毫的遗漏。然而,一连几次,在我们眼前,他的冲击都失败了。
几天后,他又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再次向世界纪录冲击。
前几次都失败了,这次也不会有戏,而且不是大型比赛,又与前一次比赛的距离很近,状态很难调整到高潮。加之,手头的活还没干完,“放过这一次吧。”心懒,下边的腿也就不勤快了,于是,我没去看比赛。
晚饭时,一位同行喊破嗓子对我大叫:“老冯,破啦,破啦!”我一时没弄明白:“什么?什么破啦?”
“朱建华,朱建华破世界纪录啦!”
我头嗡地一下,这是高兴,也是遗憾。高兴的是我国选手又一次登上世界顶峰,遗憾的是我漏了一次天大的新闻。我扔掉饭碗,去采访朱建华的教练胡鸿飞。胡指导笑着对我说:“怎么啦,当时人前人后一大堆记者,怎么就不见你?难道他们没通知你?”老教练一脸慈祥,没有责备,只是有点意外和可惜。我只好尴尬地对他说:“通知啦,通知啦,只是手头有点活儿……”当然,胡指导还是详细向我介绍了破纪录的情景、比赛的关键点、技术及思想准备等情况,我也算做了某些补救。但写起稿子来,总是觉得缺乏那种亲临现场的灵感,找不到非常生动的切入点,新闻技巧的运用上也不那么理直气壮——那是一种慵懒与疏忽对自己的惩戒,永难忘却!
——扯远啦,还是回到王军霞团队的电话上来。
第二天,我按约欣然前往。王军霞她们的训练场所是远离市区的一所设备简陋的学校(学校己放暑假),在一个类似学生宿舍的房间里,领队、教练和科研人员己在等候我。
简单地寒暄之后,领队很快进入正题:“老冯,我们今天就请你一个人来,就是我们不想在奥运会前引人注目,我们虽然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与计划,但说老实话,心里非常没底儿,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此,大赛前我们想远离媒介,越低调、越不引人注目为好。今天,我们把我们行动的所有细节告诉你,但你要保证:这一切,在奥运会前不要见报,如果我们夺冠,你可以敞开去写;如果失败,你只有把这些素材烂在腹中。我们十分信任你,今天特地把你请来。”“好。我保证,保证信守诺言。”我从心里感激这种真诚与信任。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从王军霞在那场风破后状态的下滑,到如何寻找新教练,研究新的训练思路,到王军霞如何在大家帮助下重新找回信心,毅然从低谷中跃起,到如何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下咬牙坚持大强度训练,到她成绩的一点点回升,直至静悄悄地进入良好状态,以致对未来的大赛充满自信和渴望……
谈了整整一天,素材非常丰富,情节非常感人。说实话,当时发表也是一篇独门好稿,即便将来大赛不夺魁,也显得异常震惊与悲壮!但我知道,那样会陡然给静悄悄实现雄伟计划的王军霞和她的教练组增加一种沉重的压力,反而会把事情搞砸!
从个人看,我得到了一个“独家”;从全局看,会产生负面效应。况且,我当时是做了承诺的。承诺了,就坚决信守。这些素材,要么在失败的历史中尘封,要么在辉煌中写进历史。
我只有等待,等待决定军霞命运,也决定我这些素材是否在阳光下闪光的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终于来了!王军霞在亚特兰大女子5000 米决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夺得冠军!当王军霞还在掌声与欢呼中身披庄严的五星红旗绕场飞奔时,我情不自禁地冲进总编辑办公室:“说吧,给多少版面?”也在兴奋中的总编回答:“甩膀子干吧,版面给你留着!”
于是,我在激动与亢奋中平静下来,王军霞的那段曲折与艰难经历中的诸多情节,从采访笔记中流淌进自己的心田,再从心田涌向笔尖。就是在军霞夺冠第二天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后来被多家报刊转载的那篇人物特写:《时光作证》。
我庆幸自己没做傻事儿,在那个令人焦灼烦躁的夏日,战胜了慵懒与怠惰,坚持了自己应有的职业操守……
叶乔波献给我一束花
1994年全国十佳运动员颁奖会刚结束,在休息室,国家体委冰雪司司长赵常态将我介绍给轮椅上的叶乔波。一旁的军报记者孙晓青对乔波说:“这是中国体育报的冯贵家,他在冬奥会期间写了几篇关于你的评论。”
乔波眼睛一亮,兴奋地握住我的手:“很高兴见到您!我看了您写的评论和你们的报道,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
由于腿伤未愈,也由于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连日奔波和劳累,她声音很孱弱,但却十分热切、真诚。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将这束鲜花送给您和您的同事。”
我赶忙接过花束,对她说:“首先是你的精神感动了我们,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冬奥会期间,当你含泪登上领奖台时,我们的不少编辑、记者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你步下那冰砌的奖台时,有的同志甚至不由自主的喊出:‘乔波,别滑倒,当心你的腿!’”
冬奥会的日日夜夜,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把心、把感情与利勒哈默尔紧紧连在了一起。我们天天盼望中国代表团早日实现金牌零的突破,而盼望的焦点之一,就是叶乔波。
当乔波在强项500米比赛失败时,我们十分沉痛,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而当前方发回的稿子写了乔波如何在膝伤严重仍坚持拼搏、世界冰坛权威人士如何赞扬她时,我们心里又油然升起几分自豪。
“老冯,写篇评论吧!”有的同志建议。感情涌动,思绪难平,我终于落笔,代表我和我的同事,写了那篇《失败的强者》。我们要告诉读者:我们承认失败的现实,尽管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们又不仅仅注重于一时的胜败。从失败中,我们看到了一代中华儿女的闪光点:那身负重伤仍要为实现金牌的突破流血流汗的执著追求;那明知凶多吉少仍要向上攀登的坚定信念;那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那败而无悔、咽下泪水继续拼搏的斗志……这一切,比奖牌更重要、更深邃,更值得大书特书。
听说,在第二天的编前会上,总编辑肯定了这篇评论。我理解,他肯定的,首先是叶乔波,是乔波精神,是时代的主旋律!
冬奥会已进行几天,中国队仍无奖牌进账,我们也十分焦虑。女子1000米比赛那天,我们一直等到凌晨两点,报纸已准备付印。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1000米比赛,叶乔波为中国夺得首枚奖牌,利勒哈默尔终于第一次升起我们共和国的国旗!
报纸眼看就要付印,怎么办?
一向办事沉稳的总编室主任王崇理坐不住了:“快,换稿,调整版面!”;一版编辑孙秋峰风风火火处理前方急电;检查编辑刘殿湖帮着推敲标题;校对、电脑敲字、排版人员……人人争分夺秒动作起来!
摄影部主任郭延民一溜风冲进来:“通融通融,上一张叶乔波的照片吧。”
“不行啊,要现调底片、要放大制作,来不及。”
“不,现成的,就在眼前。”他笑眯眯从衣袋里抻出一张叶乔波漂亮的头像。哈,这家伙似乎胸有成竹,认定叶乔波一准“有戏”早就将照片揣在囊中!
版面编辑一把夺过照片:“成!照片说明就叫‘好样的,叶乔波!’”
就这样,一个有气势、有力度的版面,在当天早晨,伴着乔波那动人的微笑,涌进千家万户。
谢谢,乔波!一束珍贵的鲜花,是对我们劳动的最好承认,足以使我们消除日以继夜的劳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