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自己的回忆

王延郁

在和朋友或者报社的年轻记者以及中国体育报兼职记者们聊天时，我曾多次说过，有幸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宣传的工作者，在完成报社的报道任务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留下点什么。也许没有很多辉煌，但应该有些或者愉快、或者有趣、或者可以玩味的回忆。就是将来退休了，老了，还能想起这些报道，想起当时的情景，当时的人，当时的事。

我的说法，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赞同。

确实，多年的采访和写作，有不少稿件至今想起来还有兴奋感、自豪感。

一、1999年的——国际珠峰大营救

1999年10月的一天，我到中国登山协会的办公楼去聊天。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有时间，就会到我所联系的协会、中心去走一走，聊聊天。一方面和大家的感情更近，另一方面也能随时了解到我负责的采访项目的动态情况。

在楼道里碰上了登山协会交流部的老营——营道水。老营告诉我，珠峰那边登山可能有一支韩国登山队遇险。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他要赶紧与韩国驻华使馆联系。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从这天起，有时间我就会去登山协会打探，没有去的时间，我也会打个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

原来，韩国一支登山队于9月抵达珠峰东坡，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建立登山营地并登到了海拔7000米的高度。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们踌躇满志时，珠峰东侧从10月17日开始下起了大雪，而且，连下4天，越来越大，虽然韩国登山队及时下撤，还是被困在了海拔5350米的大本营。

韩国登山队通过卫星电话向本国的山岳会报告了受困情况。10月20日，韩国方面通过驻华使馆请求中国登山协会进行救援。

其实，还在正式的外交请求之前，老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名叫琳达的人的电子邮件，尽管当时还不能证实，老营还是向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进行了汇报。而中国登山协会也立即研究了可能的救援方案。

于是，仅仅一天，21日，中国登山协会就启动了紧急救援——从拉萨派出了著名登山家、国际登山健将，曾多次参加和指挥过救援活动的原西藏登山队副队长仁青平措，携带食品和燃料赶往离韩国登山地点最近的达卡达乡，组织人员进山救援。同时，从北京派出了当时的交流部部长、富有登山和救援指挥经验，而且与韩国登山界非常熟悉的张江援，还有中国登山队中的骁将罗申，飞往拉萨，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韩国队大本营。

说来也巧，仁青平措和张江援都是我在1991年参加南迦巴瓦登山时结识的老朋友。也许“新闻的接近性”在这时也发生了作用，我对这次救援活动更是格外关注了。

当然，这也对我采访到第一手资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可以用电话与他们的手机或携带的铱星电话联系，随时了解到救援工作的动态情况。只是，电话的通话断断续续，特别是打他们的手机时，常常是刚说上几句话，他们就会告诉我，“前面转过一个山口就没信号了，大约过8分钟后你再打过来，那时我们转出山口了，那边有信号。”8分钟后，我们不规则打通电话，接上话茬，继续我的跟踪采访。这几天的通话，虽然艰难，也算一段有趣的经历，几年后与人们说起这一段，大家还是不禁莞尔。

在这期间，韩国方面曾多次要求中国方面能派出直升飞机救援，但高原稀薄的空气和复杂的气象，使空中救援无法实施。

地面上，最先抵达达卡达乡的仁青平措，组织了当地藏族群众和牦牛向韩国登山队的营地进发。但是却遇到了出人意料的困难——人是经过动员，勇往直前了，但牦牛却没有“觉悟”，在1米多厚的积雪中上下止步不前，哄着不走，打着倒退。仁青平措一时也无计可施。

山上这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因为几次派人离开营地试图寻找下山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阻栏，有的队员精神开始崩溃，一名队员愤然放火烧掉了在高山严寒中赖以生存的帐蓬。

还好，仁青平措带领的藏族救援队，经过9天的顽强努力，终于在11月1日找到了困在营地的韩国登山队。而且他们发现，情况是很糟，但没有他们在要求救援的电子邮件中说的——已经没有食品和燃料了那么糟。仁青平措在营地看到的食品和燃料，据他估计，应该还能坚持一个星期。

11月6日，分两批被救出的韩国登山队员全部到达安全地点。救援成功的消息传来，我采访了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和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他们认为，在中国境内登山的任何一支队伍遇到了危险，中国登山界都会倾力相助。韩国登山队确实遇到了危险，虽然1米多厚的雪对于自我保护和自我生存能力应该很强的登山队员来说还算不上是“雪灾”，但如果不及时救援出来，再下雪的话，里面的人就出不来了，外面的人也进不去了，后果难以预料。

值得感谢的是我们的总编，当我在激动中写完了这篇长篇通讯，自己也吓了一跳，居然有6000多字。对于报纸来说，这样的稿件是太长了。可是，当时的总编张振亭看了稿子后，毅然决定，一版转二版，全文发。

应该说，至少在中国体育报上，这样的长篇通讯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出并转二版，还是非常罕见的。自然，我也为此感到自豪。另一个让我自豪的是，后来我到外地采访，别人介绍我是中国体育报记者某某某时，对方会略显疑惑，而介绍人再加上一句，就是写“珠峰国际大营救”的那个记者，对方立刻热情了起来。看来，这次报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2000年的——自行车历史突破的背后

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作为报社前方报道组的特派记者到了悉尼。

比赛开始的第一天，姜翠华在女子场地500米计时赛上夺得了铜牌。

说句实在话，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共夺得了那么多的金牌，一枚铜牌在报纸的奥运会报道中并没有多大的分量。

但我却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报道自行车项目多年，深知中国自行车运动处于落后地位，也深知这枚铜牌对中国从事自行车运动的人们有着巨大的意义和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998年的中国自行车运动工作会议上，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提出了要在2000年奥运会实现奖牌突破的目标。而在当时，我对制定这样的目标是持有疑义的。我认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算是一种口号或者是向往。

但我也真实地体会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教练员们、运动员们，还有自行车运动协会的管理人员、赛事组织者在这些年中的不懈努力——

比如，就是这个姜翠华，曾在训练中摔伤，锁骨骨折，她先后做了3次手术，按常理，手术后要休息，要静养。但为了保持运动水平、保持体能，每次手术后她都坚持训练，其中有一次，训练时用力过猛，竟然把锁骨处用来固定的钢针顶了出来。她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可想而知。

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的大多数教练员还不了解甚至不接受科学训练。他们的方法，往往是“口口相传”，我当运动员时教练是怎么带我的，我现在就怎样带我的队员。记得那时对科学训练感兴趣的好像只有当时国家男子公路自行车集训队的教练沈金康和国家女子公路自行车集训队的教练李天铎等寥寥几人。但是随着教练员认识水平的提高，随着运动水平逐渐提高后赛场上更激烈的竞争和科学训练的效果显现。我们的自行车教练员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科学训练的追求和研究之中。1999年备战悉尼奥运会时，自行车队到福州冬训，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请了训练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的专家去给教练员上科学训练讲座。不巧那天下起了大雨。正在组织者担心可能会影响出席人数时，教练员冒雨、带着自己的队员来了，结果讨论的课堂人满为患。我问教练为什么要带队员来，他们说，科学训练不仅是教练员的事，所有的运动员都应该知道、了解。

提起竞技体育，人们看到和听到最多的是运动员，有时也会有教练员，但很少有人知道管理人员、赛事组织者在竞技体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自行车运动而言，据我所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就是一年两赛，一次是全国锦标赛，还有一次是全国冠军赛。运动员每年最多的时间是训练，而训练量也基本在每年骑行距离3万公里左右。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训练骑行量逐步上升到5万公里左右，但比赛还是很少。为了实行“以赛带练”，把训练的量和训练的强度更好地结合，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分站赛，把全国锦标赛分解为5站赛事，在赛季基本上是两周左右就比赛一次。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我就亲眼见到有的教练员颇有怨言，甚至指示自己的运动员在某一站比赛中采取“放弃”的态度和做法。当时，我一方面是和教练员聊天，帮助自行车运动协会做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文章，支持自行车的赛事改革。我认为，运动员和教练员都能在连续的、高强度的比赛中经风雨、长水平。而我也能体会到赛事组织者被误解的苦衷。

基于这些多年来采访的体会，我在姜翠华夺得悉尼奥运会铜牌后，写了“自行车历史突破的背后”一文。概括地写出了运动员刻苦训练的大无畏精神，教练员科学训练有素的求实精神和协会领导、赛事组织者们的勇于改革精神。

虽然由于仅仅是奥运会上的铜牌，这篇文章只放在二版，位置也并不醒目。但我自己很满意。我自认为，我是基于长期采访和对自行车运动项目有着深刻了解和理解才写出来的。而后来，自行车运动界的教练和中国自行车运动官员也对这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自行车运动在悉尼奥运会实现奖牌突破的实实在在的探因或总结。

顺便要说的是，悉尼奥运会后回到北京，我向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领导认错并进行检讨。我说，两年前我曾认为全国自行车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奥运会上奖牌突破是“空口号”，事实证明，我错了。事实证明，我们的自行车运动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

三、2001年的批评报道——要当比赛的“受益者”

2000年的年底，我去采访环南中国海自行车赛。这是一项已经延续了好几届的比赛。是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香港单车总会和中国澳门单车总会联合发起并联合出资举办的赛事。

这项赛事的举办，宗旨是提高中国自行车运动员的水平。为了达到在比赛中提高和锻炼队伍的目的，特地邀请了欧洲、澳大利亚、南非以及西亚的一些强队参赛。而要吸引这些强队参赛，就要设立较高的奖金。比赛在2000年底从香港出发，然后在深圳、中山、珠海等设站比赛，最后于2001年元旦后在澳门结束。

每一届的比赛中，中国大陆都会派出5支队伍参加比赛。而过去几届的比赛中，大陆选手虽然没有夺得过冠军，也会有一些比较靠前的名次。但这一届的比赛中，大陆选手没有取得好成绩。

在澳门，比赛结束的最后颁奖和晚宴上，做为颁奖背景的大屏墓上会放出一些比赛中摄制的场景。其中就播出了大陆选手在比赛时两人聊天，边骑边吃东西等镜头，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我在笑声中陷入了思考。说实话，我当时很生气。我知道，由于那些年的经济形势，主办的三个协会要筹集赛事的经费并不容易。而我们的运动员和运动队，在比赛中没有良好的表现，加上我在香港和澳门看到有的队员利用比赛间隙逛街、购物。我就想，这个赛事办起来这么不容易，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不珍惜呢？如果有志气、有本事，就应该把获得第一名或者前几名的荣誉和奖金都拿回来；本事差一点，有志气，也要争取拿不到前几名的荣誉，多少拿点资金回来也好；就是再不济，资金也拿不到，只要有志气，在比赛中敢于去拼，得到些锻炼和提高也是好的。但从大屏幕的影像上看，我们有的运动员把参加这样的赛事当成儿戏了，当成到香港和澳门旅游了。回到报社，打开电脑，我就写了一篇题为“要当比赛的受益者”的批评稿件，把想说的话倾诉出来。

稿件见报后，我接到了好几个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有的是自行车教练员、有的是自行车比赛的裁判员。电话的基本意思，都是支持我的文章的。他们还说，他们知道我和中国自行车协会的领导关系很好，有的人还知道我采访这次赛事的费用都是由中国自行车协会负担的。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直言批评，认为我是一个对中国自行车运动负责的记者。

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我到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采访。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也是我的老朋友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别进我办公室，我现在见到你就烦。开始我是一怔，但马上反应过来，我笑着说，烦，就是因为我写了那篇批评稿吧。好，我不进你办公室。又过了几天，当我再去采访时，这位负责人请我到办公室聊聊。我说，你不是不愿意让我进你办公室吗？不是见我就烦吗？他拉着我的手说，来吧，来吧。进了办公室，他诚恳地对我说，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当时还开玩笑地说，你能接受我的批评？是你的领导批评你了吧？他再次诚恳地说，真的，我是真心接受你的批评。而且，我们对参赛队伍的组织进行了改革，下次参赛队伍要通过全国分站赛选拔，哪个队在全年比赛中表现好哪个队去，对参赛队伍也要有严格要求。但是——中国人是很怕“但是”的，往往“但是”后边话题要转向对你不利的一面。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的但是——是下次环南中国海比赛，我们还邀请你采访，我们还出费用，条件就是你必须去，要让你亲眼看看我们的队伍新的面貌。

不久，因为工作转岗，我离开了采访一线。也就没有能参加“下次”。但这件事令我深深地感触。感触之一是，我们协会的负责人心胸很宽。受到批评，而且是老朋友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当然心里不痛快。也正因为是老朋友，他才直言不讳，对我表示过不满。但只要他真正认为你的批评是对的，他同样会坦诚以待。这是磊落的人。我们也成了更好的朋友。感触之二是，很多人不愿意写批评稿，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写批评稿，一方面写批评稿比写表扬稿难，不好把握，也会得罪人，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对方在没人的时候“交流”而已。但这次不知动了哪根神经，一时激愤也就写了。但事情的结局告诉我，只要你的批评是出以公心，只要你的批评是坦诚的，你会被接受，你会得到理解，你还会得到友谊，得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