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二次北伐到东北易帜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决议案是《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它要求国民革命军“限期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全会结束后，蒋介石很快于2月9日赶往徐州，举行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提出了“打倒张作霖，统一全中国”的口号。13日，蒋下令将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编为第1集团军，蒋自兼该集团军总司令，下设3个纵队，共18个军，2个独立师，约29万人。第一纵队以刘峙为总指挥；第二纵队以陈调元为总指挥；第三纵队以贺耀组为总指挥，以王绳祖为参谋长。

16日，蒋介石在开封与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2集团军，辖25个军，约31万人；将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3集团军，辖11个军，约15万人。然后，蒋介石又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协议，任命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辖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4万人。与此同时，在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同时，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也分别被任命为广州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开封政治分会和山西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并兼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参谋次长。李济深未到任前由何应钦代理。在通过增发国库券及征收纸烟捐的办法取得了上千万元的军费之后，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准备工作至3月中旬已大体完成。

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再度来到徐州，督师北伐。4月1日，蒋发表了《告前方将士书》等文告，要求全体将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5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出师宣言。两天后，蒋介石下达动员令，誓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随即蒋下达总攻击令，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兵正太路，第4集团军亦沿京汉路北上。

国民革命军这时共计有40多个军70余万人，奉系张作霖的安国军编为7个方面军，有60万人。双方兵力相差不远，但是安国军中张宗昌、褚玉璞的第二、第七方面军团是原来的直鲁军，大多由土匪编成，军纪败坏，且在陇海路上与冯玉祥部作战中受到巨大损失，因而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第五、第六方面军团张作相、吴俊升所部编组不久，装备和训练也较差；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虽稍好，但在龙潭战役中损失大半，尚未恢复元气。只有张学良、杨宇霆指挥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团战力较强，却又在国民革命军全线总攻开始前被用于对阎锡山和冯玉祥两方面的进攻，形成相持局面，无法用于增援山东战线。结果，山东方面蒋介石指挥的第1集团军以20万之众，在空军掩护下，猛击不足10万人的张宗昌和孙传芳部，战争打响后几乎所向披靡。10日，第1集团军第1军团第9军顾祝同部等占领台儿庄，14日占领临城，18日占领界河。该集团军西翼虽一度受到孙传芳部的攻击，丢掉丰县，3天后失地被增援的石友三部夺回。19日，孙良诚部占领了兖州，21日再占济宁。22日，第2军团陈调元部占领蒙阴；25日再占莱芜。28日，第1军团进占泰安；30日，第4军团方振武部攻克长清。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被迫放弃济南，撤退至黄河以北。当天，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的第1、第4军团各以一部进占了济南。

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对于视胶济铁路沿线及整个胶州半岛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还在1927年秋天蒋介石下野期间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就对南京国民政府决心继续北伐、统一中国的目标深为反感，他曾建议蒋“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蒋随后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为了避免日本横加干涉，蒋在二次北伐开始前，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并绝对保护外国人之生命财产，故相信日本对于北伐绝对不会加以阻碍。但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刚进入山东境内，日本驻山东济南及青岛的外交官们，就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中国山东了。

4月20日，日本政府正式声明，称因在山东各地日人之生命财产受到重大危险，因此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次日，日本即从天津派出3个中队沿津浦路进抵济南，再从日本熊本海运第6师团5000人至青岛。对此，蒋介石曾再三设法阻止。21日，外交部长黄郛受命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尽快停止向山东派兵。30日，蒋再派张群以他个人名义赴日，以设法劝阻日本出兵中国山东。然而，随着张宗昌、孙传芳部队开始主动撤离济南，陆续开进济南的日军迅速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贺耀组第40军数名士兵在送一名患病士兵去医院途中，因受到日军阻止而与之发生争执，一名士兵和一名夫役被日军开枪打伤。此事在本来就对日军横行无忌强烈不满的中国士兵中引起激愤，冲突迅速扩大。

事件发生后，为顺利实现北伐目标，蒋介石严令部队约束行动，并派正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紧急交涉。但日方态度傲慢，拒不接受中方看法，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单方面文件上签字。黄郛拒绝后，日方竟将黄扣留了18个小时之久。不仅如此，当晚9时许，日军冲进外交部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捆绑起来，并割去敢向日军抗议的蔡公时的耳鼻，挖掉了他的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公署人员除2人有幸脱逃外，另外17人亦全部被杀害。

5月4日，蒋介石一方面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谈判，一方面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请示应付方针。当晚，鉴于日军进一步增兵，并以大炮、飞机轰炸济南中国驻军及居民，蒋召集会议，决定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5路渡过黄河，绕道继续北上。5日，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也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要求各路连队不受影响，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完成北伐，同时命令外交部继续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进行严正交涉。

5月6日，蒋介石等离开济南，退往近郊党家庄，城内只留第1军第1师李延年部及第41军第91师第2团邓殷藩部，作为卫戍部队。但日军依旧增兵不已。6日下午，日方提出5项条件，限蒋介石12小时答复。其要求包括：凡涉及骚扰和暴行之中国高级军官，须处以严刑；与日军冲突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其余中国军队须撤至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10公里外之地带；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在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同时，在国民革命军之辖区内，不得出现反日宣传。当晚，蒋介石拟定6项对案，经讨论后于次日凌晨派熊式辉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前往济南与日方交涉。蒋之答复条件包括：本军治下地方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并已切实取缔；对于不服从总司令命令以至造成中日双方误会之国民革命军部队，将按律处分；胶济铁路两侧10公里以内各军，以及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惟济南为山东都会，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为维持治安有驻防之必要。

由于蒋介石的答复比日方限定的12小时期限晚了几个小时，日方断然拒绝讨论。实际上，还在凌晨4时，即超过其规定期限1小时后，日方就已再次开始炮轰济南。晨6时20分，东京方面更电令驻山东日军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应采取独断的行动。故7时许，日军就限令济南城内守军1小时内缴械离城。在中国军队拒不缴械的情况下，日军遂开始大举进攻，先后占领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进而向党家庄方向攻击前进。9日，蒋介石虽再度派人与日方交涉，说明前驻济南之第40军军长贺耀祖业已免职，且同意济南城内不再驻兵，日方仍坚持前提条件，并要求在日军阵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眼见无法与日军达成妥协，蒋于10日晚电令守城的李延年、邓殷藩的部队于11日晨全部退出了济南城。当天，济南被日军占领。整个惨案过程中，中国军民死伤达数千人之多。

就在济南惨案发生的过程中，山东境内张宗昌的鲁军已退至德州，京汉线上的奉军主力已由彰德、邯郸退守保定，京绥线上的张作相部也放弃了大同、张家口，撤至怀来，安国军政府的军事形势极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眼看战事再难继续，济南惨案发生的消息传来，自然推动了安国军内部开始发出“息争御侮”的呼声。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琨、王士珍等，率先发出通电，主张南北两军“息争御侮”。常荫槐专门致电前方的张学良和杨宇霆，要两人回京会同极谏，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免为后世唾骂。就连与国民革命军屡次大战、损兵失地的孙传芳，也因此对战争的目的表示怀疑，愤然致电国务总理称：“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完旨既同，争于何有！”注意到这一形势，正在焦头烂额中的张作霖自然马上接过和平的旗帜，于9日与张学良、杨宇霆等联名通电，声明愿意立即“停战息争”，而将国内所有政治问题交由国民裁决。

得到张作霖“停战息争”的通电后，蒋介石很快于5月12日密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主张北方如确实停战，应允其全部集结关外，以固东北国防。“至一切国是，当俟国民会议解决”，并允奉方参加国民会议。同时，蒋一面命令各部努力前进，速占北京，一面很快拟定了《奉军退出关外，京津由晋和平接收方案》，计划利用与奉系及日本关系较为密切的阎锡山，兵不血刃地实现完成北伐的最后胜利。在劝说谭延闿同意后，蒋即四出游说，包括亲至郑州会见冯玉祥，最终取得了北伐军各路将领，尤其是冯玉祥的赞同。根据各方商定的方案，第1、第2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3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4集团军担任京汉线。限第1、第2集团军主力于25日前结集至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一线。第4集团军则沿京汉线北上，集中石家庄，与第2、第3集团军联络前进。28日，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总攻击。6月1日，各路军先后占领了东光、南皮、安国、博野、饶阳、蠡县、高阳、保定、易县、高碑店、张家口、宣化、南口等地。张作霖的安国军被迫退至沧州、琉璃河一线，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

眼看北伐军将要进占北京，日本政府深感自己在关外的势力范围受到威胁。根据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的《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已经开始策划用武力阻止北伐军进一步北上的行动部署。而第一步，就是要逼迫张作霖及早放弃京津，退回关外，以免在京津发生战斗时波及关外。故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就奉田中义一首相之命，告诫张作霖及早撤退。

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与会，最终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两天后，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宣布：“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3日凌晨，张作霖即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

想不到，日本军政要人对于张作霖的失败，却分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主张继续与张合作，用武力威胁的办法使其今后完全傀儡化；而另一派则力主趁乱除掉张作霖，以便使奉军群龙无首，陷于内讧，再由关东军趁机解除其武装，从而完全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这后一派人中尤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表现最为激烈，他不惜亲自部署了整个刺杀方案，以致6月4日凌晨，当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进抵沈阳近郊皇姑屯时，日军用电动爆破的方法，用200个方形炸药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铁甲车。当场炸死了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张作霖身受重伤后也很快不治身死。

张作霖被刺当天，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已宣告成立，张学良还在试图为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在河北争得若干屯兵之所。得知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当即离开北京，同时下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部队立即向滦州一线收缩。至此，奉军主力已退出北京。8日，阎锡山宣布就任京津卫戍司令，第3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指挥的孙楚部在暂留北京负责治安的奉军鲍毓麟旅撤出后，迅速开入城里，张荫梧就任北京警备司令，公开布告安民。这之后，张宗昌、褚玉璞与第3集团军代表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也达成了直鲁联军撤出天津的协议。12日，直鲁联军残部撤离天津，退往芦台、宁河。同日，傅作义宣布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布告安民。

第3集团军进驻天津后，国民政府于12日正式发表《对内宣言》，宣布结束军事，开始训政，并宣布了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苛税、裁减兵额等五大施政方针。15日，国民政府又进一步发表了《对外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告成”，为建设新国家，今后中国的对外关系将着重于解除80余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签订相互尊重主权的平等新约，以另辟新纪元。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北京改名为北平，北平和天津划为特别市。

不过，取得京津，逼退奉军，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目标即使就形式上也尚未最后完成。这是因为，和平接收京津地区，与奉军是达成了妥协的，即奉军退回东北后，与南京仍是一种分治的关系。北京、天津到处飘扬起了青天白日旗，东北各地却依旧挂的是五色旗。好在张学良已十分清楚其父乃死于日本人之手，因而出于对日本人野心的防范，已不能不转而准备与南京国民政府携手合作了。

张学良于6月18日秘密回到奉天，以父亲张作霖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安排好了善后的事宜，并用奉天议会的名义将自己推举为代理奉天军务督办，然后才于21日公布了张作霖去世的消息。

张学良取得权力后，一方面急于稳定和控制内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郑重考虑与关内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由于东三省在张作霖统治下久为独立王国，因此在与国民政府的交涉过程中，张学良不能不十分重视承认国民政府统一后对东北内部可能产生的影响。阎锡山通过其代表于6月16日转告张学良：（1）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2）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党派委员加入；（3）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4）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张学良对此难以接受。他的条件是，东三省可以易帜，但必须以他为政治分会主席，以杨宇霆为奉天省主席，以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以吴泰来为黑龙江省主席。言外之意，易帜后的东三省仍必须控制在奉军势力之下。

鉴于张学良颇具能力，且有与南京国民政府日趋接近之势，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对张学良严加防备，并极力破坏奉天与南京合流的可能。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就奉命向张学良发出警告：切勿与南京方面妥协。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甚至亲自致信张学良说，南京政府具有共产色彩，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之联系之必要。如南京政府敢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亦将根据必要而采取相当手段。然而，日方此举反而刺激了张学良，使其不得不决心尽早表明决心易帜、承认国民政府为正统的想法。7月1日，他致电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各要人，明白宣称，“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惟“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他同时电告北平何成浚，他指派的全权代表已经赶赴北平面谒蒋介石。而在双方开始具体商谈之前，张学良特意在7月3日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职，以彰显自己东三省统一领袖的地位。

一直迫切地想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蒋介石，对此很快做出了回应。蒋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当日抵达北平，参加祭告孙中山的活动。他当天即通过李烈钧向报界宣布了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的三项宽大原则：（1）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2）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3）以公正办法处理东三省政务和军事。随即，蒋命方鼎英等百余人隆重迎接奉方代表。11日，蒋更于汤山会议上迫使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同意，东北易帜谈判问题由他亲自主持接洽和办理，其他人等不得插手，以免产生分歧。据此，蒋在13日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告诫各界不要传播奉方求和、投降之类的话，以免引起不好的感想，称“只要大家服从三民主义，同在主义下努力就行了”。国民政府与奉方之间的战争，并不像国际战争，有所谓求和、投降等名词。蒋甚至还明确强调说：“现在我们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挂青天白日旗，我们也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明了主义，我们是要他们知道国家有统一的必要，否则名义上虽然统一，而实际仍不统一，是无用的。”

蒋介石话虽这样讲，但对东北易帜也还是有条件的。他要求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奉行三民主义，改悬青天白日旗；设立国民党党部，撤退关内全部奉军，等等。与此同时，蒋介石在7月15日还公开任命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表明了国民政府意欲进兵热河，使其脱离奉军控制的意图。

蒋介石因急于在他停留北平期间完成东北易帜的谈判，故再三催迫张学良及早易帜。张学良迫于舆论和蒋的压力，在取得国民政府负责对日交涉，以及同意由他组织和主持东三省政治分会的前提下，也勉强同意于7月19日和20日在热河和东三省先后发表易帜通电。然而，就在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易帜之后，东三省却没有于20日如约易帜。21日，张学良亲电蒋介石就此解释说，此实因日方得知易帜消息后，屡加警告，不得不顾及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蒋对此反复劝说，并晓以利害，张又勉强答应延期至24日。到24日，他却又来电表示：“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因“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

张学良未能如约易帜，日本之胁迫固然是一重要原因，奉宁之间的谈判过于仓促，未能完全满足他用以安抚奉系军事集团内部各派的条件，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张学良的父执辈人物，对张学良不能继承其父之志、保境待机、将国民政府的力量拒之于热河之外，颇难接受。他们对张屈从于南京的种种批评，使张不能不在易帜问题上尽量采取拖延的策略。故时论有谓：“小张所谓青白一挂，委员之任命，党部之组织，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权力，势将剥夺，非将此层说妥，得有相当之保证，未肯高悬青白，皈依党国。”此说虽过分强调了张学良顾虑个人地盘和权利的一面，但亦点到了张因内部问题有意借日本人的压力推迟易帜时间的一个要害所在。

8月4日，张学良为其父举行葬礼，田中首相特派两次担任驻华公使及关东州长官的林权助作为特使前往吊唁。在6日的会面中，林权助将田中的训令交予张学良，并代表日本政府向张学良授予一等旭日大勋章以示敬意。然而，日本方面受到张放弃7月易帜协议一事鼓舞，加大对张施压力度的做法，却使双方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起来。

9日，双方会谈时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林权助严厉地提出：“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南北统一反对意志，谅已谅解日本意向所在。总之，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既得权利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今劝汝暂观望形势为妥，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对此强硬表示：“盖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况此亦为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如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于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中国实现统一，余颇不可解。”林权助的随行陆军少将佐藤安之助进一步威胁说：“贵总司令若背乎田中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则坦言：“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奉方与国府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请为三思。”张学良当场毫无所动，只是冷冷地答复说：“对于阁下所能奉答者，只此而已。”

日本方面公然施压，到底多少还是束缚了张学良的手脚。张学良在7月31日曾向蒋介石许诺，8月上旬其父丧事办完，在易帜问题上定会对国府有一个表示。而在9日与日本代表争吵后，10日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即通过决议告之日方，东三省易帜将继续延期3个月。张学良为此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解释说：“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气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也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而所谓圆滑之法，在张学良看来，就是拖延易帜的时间，散布日本想要独霸东三省的信息，以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和干预。而张学良此举也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美国驻华公使以赴朝鲜为名，有意途经奉天，并表明了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态度。日本方面对此亦颇不安，不得不派员赴美说明对华政策，以取得美国谅解。这无疑增强了张学良易帜的信心。

东北易帜此时已是大势所趋。除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各种强烈的催逼声音以外，社会舆论的鼓噪更是不可小视。张学良这时虽然仍力图通过谈判为东三省取得更多利益，如要求国民革命军停止在热河、关内的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民政府收编给饷，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等。同时，他又不得不频频去电蒋介石等人，解释自己并非对日本警告之事故弄手段，自己易帜决心绝无变更。

9月中旬，奉军与国民革命军东征军联手歼灭了在滦河以东、安山以西原属安国军的直鲁残军，这固然与张学良担心东征军东渡滦河的考虑有关，却也证明张学良已与国民政府处于同一战线。据此，蒋介石再提易帜时间表，希望张学良能够在双十节前宣布易帜，从而使国民党能够在这一天宣告全国统一基本实现。为此，蒋介石在10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特别提议，在中央所提国民政府15名委员中，再增加张学良。蒋介石解释说：“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乃统一之中所必须有的。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我们要问：统一的中华民国中，究竟包含不包含东三省的地方在内？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指日本——引者注）少一些借口，要使东三省的当局无观望的心态，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

1928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宣告改组，张学良与蒋介石等同为国民政府委员。对此，注意到国民政府日渐巩固并逐渐得到列强各国认可的张学良欣然受命。然而，张学良仍未按照蒋介石的希望于双十节前宣布易帜。他的解释是，对日本已经面约以3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与此同时，张学良加紧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围绕着易帜条件问题的谈判。

张学良这时最关心的问题不外两个：一是热河能否继续控制在奉军势力之下，二是东三省省政府人选须由自己推荐后再由中央任命。受命与张学良谈判的代表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即明确指出：“张学良因有杀父之仇，故立志服从国民政府，对关内野心确已放弃，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对此，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都采取了让步的策略，只是希望张学良能于12月29日宣布易帜，以便于1929年元旦国人庆祝。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同意将热河归入东三省和请他推荐东三省各省委员的信息后，马上于12月24日召开重要军政人员会议，决议遵循蒋介石的要求，29日宣布易帜。当天，张学良密电奉天省各官员，东三省将于本月29日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希即按所告旗帜尺寸，查明制备，届时悬持。

这个时候，美、英等国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日本国内反对党利用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给日本造成的困难，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错误政策，日本政府自顾不暇，对中国东北易帜问题明显地不如过去那样关切。这无疑也便利了张学良易帜的行动。28日，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批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主席及各厅长任命名单。次日，即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易帜典礼。欧美各国驻奉领事均应邀参加了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张学良等人当场宣誓。然后，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宣告东北三省“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随后，国民政府于31日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任命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任命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至此，奉军正式归属于国民革命军，而中国也在辛亥革命失败、历经十几年四分五裂的局面后，初步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