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统之争与中原大战

说国民党这时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理由为：一是在其一党政府的名义下，事实上各地方实力派依旧是各霸一方，与南京的关系复杂微妙；二是其党内派系纷争严重，反蒋派与拥蒋派斗争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之势。尤其是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夺得党、政、军大权以来，凭借军事实力分派权力和用暴力手段压制党内各派势力的倾向日益突显，不仅使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多侧目而视，就是众多自视为国民党元老的老党员和许多对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有着相当抱负的年轻党员，也都对蒋介石极端反感与不满。在他们看来，党权无论如何都应当高于军权，否则就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理想的严重亵渎。

蒋介石并非不想成就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但他的军人出身和战争经验使他相信，非实现统一则不能顺利建国，而要统一就要把握住枪杆子。听任地方实力派保持割据状态，容忍党内各派系你争我夺，中国照样还会是一副“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旧模样，权力仅及苏、浙、皖、赣、闽几省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实际地位。因此，北伐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想的首先不是如何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去厉行党治，而是如何才能顺利达成“削藩”，即取消各地方实力派实权的目的。

北伐结束时，除属于中央军的蒋介石第1集团军和刚刚易帜过来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外，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四大政治分会的主席。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掌握着第2集团军，据有绥远、陕西、甘肃、河南、山东5省，有8个方面军21个军53个师，另5个旅。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掌握着第3集团军，据有山西、河北、察哈尔3省及平津2市，有9个军25个师，另8个独立旅。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掌握着第4集团军，据有湖南、湖北2省和冀东地区，有16个军62个师。另外，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掌握着第8路军，据有广东、广西2省，有5个军21个师。加上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国民政府属下的总兵额已达到272个师，超过220万人，年需经费30.43亿元。仅从财政开支的角度，就必须要进行裁兵，因为国民政府财政全年的收入只有40.50亿元，严重入不敷出。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受国民政府委托，在北平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了祭告典礼。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为襄祭，李宗仁等各集团军重要将领及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与祭。祭典的两篇祭文均以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一篇内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谨派蒋委员中正致革命最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前”，另一篇内容为“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前”。当第3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代蒋介石读完祭文后，蒋介石偕冯玉祥、阎锡山趋前恭谒孙中山遗容时，“泣不能忍，放声大恸”，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同事、门人、继承者当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典礼刚一结束，蒋介石就在随后举行的谈话会上提出了他的《军事善后案》，强调北伐成功后，当今最要紧的就是统一军政和实行裁兵。他的方案是，把全国300个师裁掉250个，留50个，每师1.5万人，全国共保留军队80万人。裁兵的办法：将全国分为12个军区，各区按比例编遣，每个集团军占1个军区，其余8个军区由中央控制。这个方案明显地是要削弱冯玉祥、李宗仁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军力，以加强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控制8个军区，加上第1集团军再占1个军区，不仅中央政府掌握的军力大增，而且作为中央军的第1集团军分散在9个军区里按比例编遣，要裁的兵也不多。相反，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自只能保留几个师，这当然让他们难以接受。冯玉祥首先表示反对，主张裁兵要裁枪支不全、虚弱不堪、纪律不佳和训练太差者，否则把别人的军队裁掉，把自己的军队留着，太不公道。李宗仁、阎锡山随即附和，蒋介石的方案因此未能通过。11日，蒋介石又提出《军事整理案》，主张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等，由上述人员及参谋长、参谋次长合组全军编遣委员会，择各集团军精锐者编为50-60个师，全国军队统一编制，打破原编制，轮番易教。此举意在将军权统一到中央来，削掉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的军权。它自然再度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讨论两天亦不得结果。14日再开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裁兵意见书》，强调裁兵与否已成为国家存亡之关键。最后大家妥协，一致同意在8月召开五中全会再来解决裁兵原则问题。

8月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统一后的二届五中全会。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通过整理军事案和政治分会废存案。整理军事案制定的几项原则是：（1）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2）全军军队数量必须在最短期间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不得超出百分之五十；（3）军事教育必须统一，各军、各地不得自设军官学校；（4）裁兵计划必须与化兵为工、移兵垦殖、实行良政相结合。对于这些原则，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不宜公开反对，但具体到军队收缩问题上时，各方还是争吵不休。

在1929年1月召开的军事编遣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冯玉祥提出了“三有三无加齐全”的裁留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者编，无革命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不全者遣。据此，冯玉祥主张：第1、第2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8个师，归中央直辖。对此，阎锡山认为不妥，他的方针是各集团军平均编裁，即第1、第2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6-8个师，余6-8个师由中央直辖。蒋介石这回的策略是尽量调和各方的意见，着重引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放弃兵权，到中央来担任军政部长、内政部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虚职，最终取消政治分会的设置。在蒋介石的协调下，会议在1月17日终于通过了《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分设中央直辖各军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1编遣区和按照地区划分的5个编遣区。中央、海军和第1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南京；第2编遣区属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办事处设在开封；第3编遣区属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办事处设在太原；第4编遣区属第4集团军，办事处设在汉口；第5编遣区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办事处设在沈阳；另外为川、滇、黔、康4省另设一个第6编遣区。缩编后的全国陆军步兵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为8个旅，炮兵为16个团，工兵为8个团，总计兵额为80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各集团军均保留11个师，中央可控制3个编遣区。而根据《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的规定，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国民政府将下令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等，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军事大权至少形式上被剥夺掉了。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颇难接受。他们很快从相互争吵转为相互同情，对会议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大纲通过归通过，大家却没有办法就具体开始编遣工作取得一致意见。随着阎锡山回了太原、冯玉祥不辞而别，会议不得不在25日宣告结束。

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抵制，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迷信枪杆子的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杀鸡儆猴。这个时候，阎锡山的晋军远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和平津地区，对南京中央政府威胁不大。冯玉祥的西北军横陈于绥远、陕西、甘肃、河南、山东一线，兵力集中，背靠晋军，在北伐中又战绩卓著，不少部队有战斗力，单靠第1集团军用军事办法来解决颇感困难。这时最容易对付也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桂系这时控制了广西、湖南、湖北和冀东等地，一方面对南京中央政府威胁最大，另一方面兵力又相对分散，因为其全部20余万人里面，仅被隔绝在冀东者就有3个军另2个独立旅，且其中相当部分并非广西兵，而是不久前归顺的唐生智旧部。鉴于此，蒋介石迅速准备制订在军事上解决桂系、夺取两湖控制权的计划。

蒋介石采取的是激怒桂系的做法。他首先向桂系任命的湖南省主席、江西朱培德的旧部鲁涤平表示善意，进而开始通过江西陆路向鲁涤平输送武器弹药，进行收买。鲁涤平接受蒋介石的武器弹药，不能不使桂系深感威胁，因为湖南一旦为蒋介石所控制，桂系的力量马上就会被腰斩。身在武汉的胡宗铎、陶钧和夏威3位军长得知此消息后，未与仍在南京的李宗仁商量，就怒不可遏地于2月中旬策动武汉政治分会撤了鲁涤平的职，另委任唐生智旧部、第35军军长何键为湖南省主席。与此同时，武汉政治分会还指派第15师师长夏威、第52师师长叶琪率军入湘，要根本解决鲁涤平的第18师。

武汉政治分会的做法，给了蒋介石对桂系动武的口实。因为以武力方式强行任免地方官，违反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对政治分会权限的规定和编遣会议上所作出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的规定。蒋介石据此首先派人去上海，请出一年多前被迫下野的唐生智，要他派代表带巨款到天津去“活动”，让其旧部李品仙和廖磊在中央政府兴兵时倒戈。同时，蒋介石为防止广东政治分会到时候会站在桂系一边，假意欢迎李济深到京调处，结果是把他押到汤山软禁起来，再用重金收买了广东的陈济棠，以陈济棠替代了李济深的位置。蒋介石甚至还大胆地把工作做到了武汉政治分会的内部去。他得知桂系驻湖北的3个军中，只有第7军是中坚，军长夏威和官兵多是广西人，其他第18军、第19军军长胡宗铎、陶钧都是湖北人，且陶钧是被破格提拔起来的，第7军中一些资格老的军官对此意见很大。因此，蒋介石首先想到去拉拢胡宗铎和陶钧，密派人许以第4集团军司令和湖北省主席等职务；遭到拒绝后，蒋介石转而根据密报，用金钱去收买了新任15师师长的李明瑞和57师师长杨腾辉。李明瑞自恃在北伐中战功赫赫而不被重用，不但对胡宗铎、陶钧有意见，对李宗仁也有意见。于是，他在与表哥俞作柏商量后，很快即表示愿意倒戈。

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的秘密活动之后，蒋介石于1929年3月21日发表了《关于湘事之声明》，以武汉政治分会不顾中央编遣会议决议之规定，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且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为由，指责桂系破坏政治统一和中央威信。随即，蒋介石下令调徐州的刘峙、蚌埠的顾祝同、兖州的缪培南、庐州的朱绍良、新浦的蒋鼎文、扬州的方鼎英、芜湖的曹万顺、寿州的夏斗寅等，组成第1集团军战斗序列，集中在潜山、太湖、黄山、九江一线，由何应钦任参谋长，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向武汉推进。同时，蒋介石还下令朱培德指挥江西的军队西攻武长路，截断桂军南路，下令冯玉祥手下的韩复榘指挥第3路军，由豫南向南挺进。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免去了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的职务，要他们听候查办。他还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致电各政治分会、各省市政府，宣布：“查中央第189号会议议决，各政治分会延至3月15日以前裁撤。自即日起停止开会，结束裁撤，并将结束情形呈报备案。”

1929年3月15日，是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全大会”）召开的日子。但这个大会从一开始就在国民党内部遭到相当多人的抵制。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原有委员和候补委员80多人，除了被开除的中共党员和亲共的左派外，这时还有50余人，他们都是大会的当然代表，却有一半以上没有出席大会，原因就是多数人对大会持强烈抵制态度。除桂系委员以外，以广东国民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改组派反对的态度最为激烈。改组派坚决反对蒋介石为加强所谓中央权威，以所谓“从未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为标准，主要用指派和圈定的办法来挑选三全大会的代表。但蒋介石这时已转而和胡汉民携手，对此不为所动，完全控制了三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召开后，各种极端言论自然甚嚣尘上。有代表公然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不要太拘泥于证据而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凡经省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此案虽未成立，但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仍旧坚持，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对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加以限制；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否则不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等。在这种情况下，大会自然不会宽容任何反对派。会议很快通过了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停止顾孟余党籍3年，书面警告汪精卫等决议，并且顺带将李宗仁、白崇禧开除出党。改组派的斗争遭到明显的挫败。

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在南京刚一闭幕，蒋介石马上就展开了讨伐桂系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的军事讨伐一展开，蒋介石的幕后活动马上奏效。冀东李品仙首先倒戈，唐生智赶到天津重新统领旧部，白崇禧不得不只身泛海南逃，与逃往上海的李宗仁一同经香港转回广西去指挥作战。武汉的胡宗铎、陶钧指挥桂军分5路迎战中央军于鄂、豫、皖、赣交界处，正面由胡宗铎的第19军担任，右翼是陶钧的第18军，左翼是夏威的第7军。而夏威恰好生病住院，将第7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明瑞。3月30日，蒋介石下达了攻击令。4月2日，中央军进到刘家庙后，李明瑞即指挥左翼的15师和57师向西北撤至花园、孝感一带，并公开表明了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和胡宗铎、陶钧的态度。胡宗铎、陶钧见此急忙下令全军退往鄂西方向，武汉遂告陷落。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3人被迫通电下野，余部全都被缴械改编。

解决了湖北的桂军后，蒋介石马上就打电报给广西的黄绍竑，令其将李宗仁、白崇禧扣留后交南京国民政府查办。黄绍竑自然不会听命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决定孤注一掷，指挥广西的桂军沿西江东下进攻广州。蒋介石这时又成功地收买了湖南的何键，任命何键为讨逆军第4路总指挥，率湘军进攻桂北；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沿西江进军广西。同时，他还用军舰运李明瑞、杨腾辉部溯西江而上。至6月间，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政策下，还未经过大规模激烈交战，桂军就不战自溃，几乎全军覆灭，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等被迫逃往香港。

这边桂系刚刚被打垮，那边改组派又举起了“护党救国军”的大旗，想要兴兵讨蒋。汪精卫、陈公博等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张发奎和7月7日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的俞作柏。恰好蒋介石利用打败桂系的余威，于8月间不顾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反对，召开了编遣实施会议。在既没有李宗仁、李济深参加，也没有冯玉祥、阎锡山参加的会议上，蒋介石单方面强硬决定各编遣区保留的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全国编成的军队总数增加到65个师，军人和党政人员不得互相兼职。由于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裁别人的兵，扩自己的兵，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原本就高度重视军队和地盘的各地方实力派对此自然忿忿不平。尤其是冯玉祥部，对桂系的瓦解更是深怀惺惺相惜的感觉。第2集团军在北伐中屡经鏖战，战功卓著，却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将领中许多人对蒋介石极其不满。3月28日，中日达成解决“济南惨案”协议，规定山东日军两个月内撤出。冯玉祥部将领、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立即布告准备善后，冯玉祥并派2个师的骑兵到山东准备协同接防，又遭蒋介石的阻拦。蒋介石电令外交、陆军两部及孙良诚，告以山东接防须由中央另派负责人员。此举不能不让冯玉祥及其部属更加不安。5月5日，冯玉祥因南京国民政府克扣河南赈粮，愤而致函蒋介石，指责其不履行第1、第2集团军待遇一律的承诺。蒋介石回电辩解说：第1、第2集团军发饷未能一致，是因为环境关系，因为第1集团军多属东南地区人，生活水准一向较高，欠饷稍久即难维持，而西北士兵习劳耐苦，“此历来习惯与实际生活使然”。这种辩解自然更加刺激了冯玉祥和他的部下。

眼看蒋介石的威胁越来越大，冯玉祥部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于5月15日通电反蒋，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但蒋介石对此早有准备。这边战事尚未发动，蒋介石已先下手为强，成功地买通了韩复榘和石友三。冯玉祥变生肘腋，进退失据。24日，国民政府下令缉拿冯玉祥，冯玉祥不得不接受阎锡山的建议，于27日通电下野出洋。旋即应阎锡山之邀，避于太原。

李宗仁、冯玉祥的遭遇，更进一步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恐惧。注意到这种情形，改组派更加积极活动，极力联络和推动汪精卫旧部张发奎、唐生智等奋起反蒋。9月17日，张发奎在改组派推动下在湖北宜昌发出通电，力主汪精卫回国主政，要求取消三全大会选出的代表。25日，在法国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等发表宣言予以响应，主张由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行使职权，改组国民政府，重开三全大会。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第15师师长李明瑞通电响应。新一波反蒋行动就此拉开帷幕。随即，刚刚在蒋介石帮助下取得了兵权的唐生智，在河南举兵参加反蒋。冯玉祥的部下孙良诚、宋哲元、刘郁芬，阎锡山的部下商震等亦联名通电，声援张发奎。从法国赶回到香港的汪精卫，转而以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委任了“护党救国军”第3至第8路总司令，即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何键、胡宗铎、李宗仁，并有意把第1、第2路总司令的位置留给了阎锡山和冯玉祥。

10月初，冯玉祥与阎锡山达成了反蒋协议，决定重新使用过去国民军的名义，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任副总司令。冯玉祥马上派部属密告宋哲元等，要其速集兵力先占郑州，伺机进攻武汉，直捣南京。9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次日，宋哲元、刘郁芬等致电阎锡山、冯玉祥，指责中央“施政不顾民生，用人不求贤能，财政不公开，政治不廉洁”，随后即通电反蒋。冯玉祥军在这一波反蒋战争中首先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在豫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料，阎锡山反蒋的态度又发生了反复。他不仅迟迟不就国民军总司令职，不发请蒋下野的通电，反而与南京的使者密切交往，表示不变更拥护中央、维护和平的态度。阎锡山的反复使一度重新鼓起勇气的冯玉祥顿时陷入到一种“进退维谷，啼笑皆非，心境焦虑，殆难名状”的困境之中。很快，阎锡山于11月5日倒向了国民政府一边，接受了国民政府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冯玉祥军自此再无单独作战之勇气，不得不退回陕西以求自保。

在冯玉祥的形势岌岌可危之际，改组派的“护党救国军”才刚刚搭起了一个架子。李宗仁从香港回到广西，与从湖北转入湖南又进入广西的张发奎部组成了张桂联军，准备攻取广东。湖北的胡宗铎、安徽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和负责豫西军事及善后的第5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这时也才正式兴兵反蒋。而各路“护党救国军”番号虽然统一起来了，作战却没有统一的指挥，仍是各行其是，最终也只能被蒋介石各个击破。1929年的一系列战争的结果，南京国民政府明显地占据了上风。

1930年1月1日，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经过不屈不挠之努力，“叛乱党国之徒，次第削平，从今年起，当可渐现和平曙光，举训政之纲，上建设之轨”。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其专恃武力以削平地方实力派的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更大规模的反抗转瞬间又爆发了。这次领头的，是1929年12月20日与张学良联名发表“号电”宣称拥护南京中央、进而在元旦当天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等宝鼎勋章的阎锡山。

阎锡山所以要举旗反蒋，直接的理由是因为不赞成蒋介石坚持以武力的方式讨伐异己。实际上，在李宗仁、冯玉祥两大地方实力派被蒋介石合纵连横的策略搞垮之后，阎锡山难免会有兔死狐悲之感，害怕自己会成为蒋介石继续坚持统一军政的下一个目标。他很清楚，按照目前这种发展趋势，只要蒋介石当权一日，自己就注定了要有与蒋介石兵戎相见的一天。他也注意到原来同在北方的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经过两度失败，已经不可能对自己形成威胁，而听任这支部队退往西北，自己的军队和地盘马上就会暴露在南京中央军的威胁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阎锡山不能不试图与蒋介石一搏。在他看来，只要能够争取到理应有着同样隐忧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支持，再加上南方“救党护国军”和改组派的配合，打出反对蒋介石武力政策的正义旗号，事情就有可为。

1930年2月1日，阎锡山起草好了要蒋介石下野的通电稿，发给张学良，请其表示意向。苦候数日未得回音，阎锡山不得不于10日独自发出“蒸电”，提出“武力统一不特不能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要求蒋介石放弃武力政策，并表示愿意与蒋介石一同下野。蒋介石两天后复电阎锡山，强硬声称：政府动用武力，纯因地方反动军人凭借武力谋危党国所致，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不容推诿卸责，以此拒绝了阎锡山的批评和要其下野的请求。阎锡山13日再电蒋介石，强调国民党的分裂、国民革命军的自相残杀、国家财政困难等种种问题，均因蒋介石专擅自为、坚持武力政策所致。双方因此你来我往，大打电报战。阎指责蒋凌驾于党国之上，且以扩张个人中心之武力为目的；蒋反驳说自己受总理之托付，服从党国之命令，执行党国所赋予之职权，为党国扫除叛逆，目的仅在造成党国健全之武力，用以戡乱并实现主义。阎批评蒋介石所依据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不合法，称“三全大会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据此以发令编遣讨伐，无异于蒋一人之命令。因而与冯玉祥等联名通电，要求党员总投票决定党统。蒋则毫不示弱地辩解说：指定圈定的办法始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决定，今反对此种代表产生方法，无异于反对二中全会与党员全体。况且阎即因此而当选的委员之一，当时亦未见阎有反对此种方法之表示，“忽于今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电报战打到3月初总算告一段落，因韩复榘、石友三突然受蒋介石策动，通电主张和平，阎锡山一度发生了动摇，于3月5日通电表示愿意下野出洋。6日阎锡山赴五台山与冯玉祥长谈，次日其亲信再见冯玉祥并长谈，阎锡山最终听从了冯玉祥的劝告，放弃了下野的想法，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反蒋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第2、3、4集团军将领57人于15日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司令。18日，汪精卫从香港发来电报，力主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并力推阎锡山自任国民政府主席，以资号召。各反蒋派于是再度携手，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于4月1日分别于太原、潼关和桂平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阎、蒋之间的电报战，至此迅速演化成反蒋派与拥蒋派之间的一场大对决，诉诸武力已成必然。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就明白鼓动说：“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

对于阎锡山的义正辞严，蒋介石早有军事上的准备。阎锡山2月10日通电发出后，蒋介石即电告何成浚、刘峙抓紧拟定作战计划，并要求两人于20日前将平汉路各军集中完毕，要何应钦增调部队到徐州和宿州。与此同时，蒋介石依照其一贯的做法，迅速开始做合纵连横的工作。他再三联络张学良，要其负责处理西北事变，并通过张来牵制韩复榘、石友三，说明中央意在和平，若开启战事则责任在阎不在中央。随后，鉴于阎、冯、李等否认南京中央，自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南京国民政府为维护其法统地位，毫不犹豫地于4月5日公开下令通缉阎锡山了。

事实上，自从阎锡山与蒋介石打起电报战之后，国民党内反蒋各派势力也很快地聚集到一起来了。除汪精卫提议尽快另立国民政府以外，3月下旬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都赶到北平召开会议，共商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只是由于改组派坚持以1926年在广东召开的二全大会为正统，西山会议派坚持以在上海召开的二全大会为正统，双方因此未能达成协议。

还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互争正统的时候，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大战已经于1930年5月中旬正式开打。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北方的主战场在河南，支战场在山东，分别沿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线进行，以陇海线为决战区，反蒋联军的主力是改编后的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方面军，再加上再度反正过来的石友三的第四方面军。南方战场在湖南，沿湘江进行，以衡阳附近为决战区，反蒋联军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不过，虽然这一次反蒋各派齐心合力，准备充分，进攻却仍由南京方面发动。

南京国民政府的讨逆军还在5月1日就已经确定了进攻计划，并于11日发起了总攻。中央军与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首先在陇海线及鲁西皖北地区开始交战。北方战局一开，李宗仁即指挥桂系军队联合张发奎部，以主力分三路入湘，蒋介石遂令陈济棠派遣粤军援湘，同时令朱绍良部开抵汉口援湘。6月2日，第27军夏斗寅部、第31军钱大钧部在向湘潭推进的过程中与桂张联军展开恶战。5日，桂张联军攻占长沙，朱绍良、夏斗寅及钱大钧部被迫退入湖北境内，湖南守军何键部亦被迫退入湘西。随着桂军8日攻下岳阳，张发奎部击败受命来援的鲁涤平部，桂张联军大有直下武汉之势。不料负责掩护桂张联军北上的黄绍竑部未能及时赶上张发奎和白崇禧指挥的入湘部队，被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乘虚夺取了衡阳城，使桂张联军被截为南、北两段。由于部队辎重给养都滞留在湘桂边境，李宗仁不得不回师衡阳以打通这一关系湘桂联络的交通枢纽。结果，桂张联军7月初反攻衡阳失利，被迫退回广西全州。这样，在中原大战的南方战场上，双方交战不过两月即以南京中央讨逆军的胜利宣告结束了。

北方战场的形势转换，较南方战场还要曲折一些。南京中央讨逆军第2军团5月中首先攻下马牧集、归德、宁陵和民权等地。5月下旬，讨逆军在兰封、杞县与反蒋联军主力发生恶战，被迫退至旧考城、民权一线构筑工事，与反蒋联军形成了长时间对峙的局面。而讨逆军第3军团分三路出击，试图攻占许昌、新郑、郑州，将河南战场的西北军分割成东、西两半。但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之战，致使第3军团在遭受严重伤亡后被迫全线败退。6月中旬退至漯河、北舞渡一线后，才靠阵地战立住脚跟。而在山东，晋军也于6月下旬打下了济南。

7月，反蒋联军在北方战场取得优势的情况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终于找到了合作的办法，即两派联名发表宣言，粤二届发表提议召集扩大会议宣言，再由沪二届发表赞同宣言，署名皆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两派握手言和，关于召开北平扩大会议的议决遂于7月13日宣告成立。其宣言公开否认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合法性，自认承继党统，指责蒋介石“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无一保障”，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

北平扩大会议刚一结束，汪精卫即从香港动身赶赴北平。7月23日，汪精卫到达北平即与西山会议派代表谢持、邹鲁等就今后党务办法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决定要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基本大法，且要另组中央政府，与南京争正统。

8月7日，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怀仁堂召开，汪精卫为主席，通过了《中央政府会议规则》等文件，并推举出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即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扩大会议并决定展开党员重新登记和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项工作。扩大会议发表的宣言明白提出七大主张，即：国民会议为孙中山救国之唯一方案，训政时代必有约法以保障民权，地方自治没有民众参加则没有民主可言，党、政、军必须分开，反对以一党专制之名行一人专制之实，反对以集权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反对以党治之名排斥党外人才等。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和筹备，在9月1日召开的扩大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汪精卫起草的《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张学良、谢持、唐绍仪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被推举为政府主席。

北平国民政府的成立，表面上看使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严重受挫。但是，8月15日，南京中央讨逆军夺回了济南，晋军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军事形势却变得对反蒋联军不利了。本来就摇摆于双方之间、更看好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学良，自然对北平国民政府委员的名义不以为然。就在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政府委员名单后的第二天，即9月2日，张学良就向阎锡山的代表傅作义表示，他并没有赞同另立一个中央政府。3天后，张学良更直接致电阎锡山，称在北平组织政府并推自己为政府委员一事，事前并未与闻，实难接受。不仅如此，张学良还要求被北平国民政府委任为各部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沈鸿烈等，或马上离开北平回沈阳，或致电北平扩大会议表示婉拒。然后，张学良很快接受了蒋介石开具的条件：平津地区及黄河以北归其节制，由南京支付500万元作为出兵入关费用，再另借1000万元帮助东北整理奉票及铁路外债。

9月18日，张学良公开发出“呼吁和平，即日罢兵，静候中央（即南京国民政府——引者注）措置”的通电，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边防军第1、第2军于20日后相继入关助蒋。反蒋联军在南北两面夹击下，不得不迅速撤出整个平津地区。9月21日，东北军顺利接收了天津，次日进驻了北平。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正式就任南京政府授予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7日，王树常在天津就任河北省主席职务；20日，于学忠就任天津卫戍司令职。两周后，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完全失败，阎锡山、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中原大战以反蒋派全面失败而告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