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宁汉合流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于原江苏省议会门外举行了成立典礼，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党权”大会。典礼现场的主席台上，两旁的对联是“人民平等”“世界大同”，横额大书“建设民主政治”，以标榜当政者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经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便草草地宣告建成了。当天，南京国民党人还发表了《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宣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以公开宣告自己的政治理念。

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承袭法统和团结党内各派的考虑，仍以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推举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常务委员为基础，组建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除国民政府委员会考虑到时局变动的情势，由原先的25名增加到29名外，常务委员会委员基本未变，仍然是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张静江、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7人。因汪、谭、宋此时仍在武汉，故常务委员会由已经到宁的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暂行职权，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公开电请汪、谭、宋依照政府定都南京的政策，早日赴宁“行使职权”。同时，他们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先后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胡汉民、丁惟汾等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算是粗粗搭起了一个政府的架子。

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因此，政府建立伊始，胡汉民就公开宣告：“在国民党之下，无论何人，须服从党义，认定党以外无党，而党以内更不能有其他之跨党分子捣乱。”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的政府，其行使之权由国民党授予，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国府委员，及其特派、特任官吏及政务官的人选，统统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罢免；其政纲政策等，也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交由国民政府执行。所以，国民政府行使治权时，其实是要向国民党负责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南京国民政府，乃至南京国民党中央，却都得受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因为按照1926年7月7日公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不仅前方接战地域军、民、财政、交通和外交各项大权得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的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而且后方非战地域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亦得服从并服务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的前方军事行动。而4月2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84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5月2日第86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亦在事实上默认了这种状况。这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乃至国民党中央，都不得不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节制”。这种党权、政权与军权的复杂关系，自然也就造就了南京国民党人内部新的纷争的温床。

当然，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南京国民党人内部，而是首先来自上海和武汉另外两个国民党“中央”。这是因为，还在蒋介石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有了武汉和上海两个“中央”了。对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的“中央”，因双方这时政治上已无隔阂，且西山会议派既无军队，又无政权，因此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就宣布取消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进而更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18人的国民党党籍。双方的合作已无根本性的障碍。惟宁汉之间的矛盾，却要复杂许多。

这时国民党名义下的各种力量基本上呈三足鼎立之势。第一方力量为蒋介石系与李宗仁桂系合作，占据着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福建一带，控制着南京党军政大权。西南川、滇、黔各省地方军阀势力，也多改挂国民党党旗，站在南京方面。再加上粤军将领李济深和桂系黄绍竑控制着广东和广西两省，与南京遥相呼应，其力量自然相对较强。第二方力量武汉“中央”乃广州“中央”之延续，有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合法推举的政府主席汪精卫为政治领袖，有众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根据地，并由湖南将领唐生智主持军事，其力量稍弱，却自居正统，底气十足。第三方力量有占据河南及陕西、甘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有占据山西、绥远和直隶一部分地区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阎锡山。两人在北方的力量举足轻重，不可小视，却游离摇摆于宁汉两个“中央”之间，力主宁汉调和，对宁汉双方具有相当的牵制作用。

武汉国民党“七一五”分共之后，宁汉对立和冲突的解决呈现出戏剧性的局面。1927年7月中旬，冯玉祥数次致电宁、汉政府及汪、蒋，呼吁双方停止攻击，来开封会商，南京取消中央及政府名义，武汉政府迁宁或在宁设立政治分会，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应自动下野，听候四中全会决定，做最后任免，以此实现和平统一，共同北伐。冯玉祥电报发出时，恰逢直鲁军攻陷徐州，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纷纷自鲁南撤退，蒋介石不得不亲率第1军第21师抵达蚌埠，会同第6军、第10军、第33军、第37军、第40军、第44军意图反攻。然而南京方面第10军、第40军、第44军等将领这时却看好武汉方面的正统地位，纷纷请求武汉方面加委，对作战颇不积极。注意到这种情况，武汉方面自然十分振奋，因而一面表示有条件地欢迎冯玉祥的提议，一面公开指责蒋介石“在南京僭窃”、“横行无忌”、“取舍予夺，为所欲为”，扬言“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殊不料8月1日武汉政府自身也遭遇挑战，中国共产党策动武汉政府领导下的部队在南昌发动了起义，这使得汪精卫及武汉政府向南京叫板的资本也不得不大打折扣。好在8月2日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军对南京军队发起反攻，蒋介石指挥失措，造成全线溃败。结果是宁汉双方都深感相互妥协、合力北伐之重要。6日，汪精卫在《国闻周报》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向社会公开承认自己“反共过迟”。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介石等也联名向汪发出贺电，对武汉政府以前之“容共”表示谅解，说明中共既已退出，今后再无两派争执，赞同召开四中全会，欢迎汉方重要人物赴宁。

鉴于宁方的北伐军大举南退、孙传芳军即将渡过淮河、南京形势岌岌可危，武汉方面再度提出倒蒋问题。唐生智于9日公开通电反蒋，并且指挥东征军向南京逼近。汪精卫等则于次日复电李宗仁等，重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政府为“党国之最高机关”，唯愿通过中央全会解决个人责任、机关改组和统一全国之政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明显地出现舍蒋求统的呼声。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讨论与武汉的关系问题。李宗仁、白崇禧明确提出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请总司令离开一下的意见。迫于形势和党内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当晚将军事权交给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三人负责，自己转去上海，于次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决定下野。14日，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也决定与蒋同进退，故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南京政府随即陷于半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等盛邀汪精卫等到南京“柄政”。汪精卫于17日正式提议迁都南京。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5次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迁都宣言，并撤销了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介石、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22日晚，李宗仁与武汉方面主要领导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在九江举行会议，商定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并于9月15日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会后，谭延闿、孙科随李宗仁由九江赶赴南京，以安宁方之心。汪精卫等则留在九江，准备东迁。至此，宁汉双方终于达成了初步的谅解。

宁汉妥协，南京方面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孙传芳的进攻。8月26日，孙军攻占南京东北郊的栖霞车站、龙潭车站和栖霞山、乌龙山部分阵地，截断了沪宁交通线。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当即速调桂系第7军、第19军赶到南京以东，协同何应钦的第1军作战。27、28日，宁军与孙军激战不已，阵地得而复失。至29日，宁军又调第40军及海军增援，于30日向龙潭发起反攻。战至31日，终于取得龙潭大捷，歼灭孙军万余人，俘虏官兵3万余人，并再度渡江北上，彻底解除了来自孙传芳的威胁。

南京的威胁不复存在，李宗仁等对汪精卫坚持以正统自居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像龙潭大捷前那样温顺谦恭了。9月1日，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召集省、市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蒋作宾、王伯群、钮永建等发表演说，强调宁汉合作是忠实同志团结一致的结果，并非投降武汉。会议通过“电促汪精卫彻底觉悟，即日内下野，以谢党国”等9项决议案。随后，浙江政治分会、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等亦纷纷通电应和。为缓和因正统之争所引发的冲突，汪精卫特别做出姿态，要谭延闿、孙科专程赴沪，说明宁汉均有过错，应相互谅解，力邀胡汉民等回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不料胡汉民坚决不买账，当面斥责有过错者是武汉各人，并声明：“四次全会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裁判，安有资格列席？”

9月5日，汪精卫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公开强调宁汉双方均有过错的说法，表示一切党国大计当可取决于第四次中央全会。谁知南京街头这时遍贴反汪标语，而谭延闿、孙科从沪返宁的报告，更让汪精卫受刺激。8日，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宗仁明确提出，要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否则不足以表现宁汉合作的精神。汪精卫自知处境不利，不得不做出高姿态，愿亲去奉化请蒋介石复职，自己引咎辞职。次日汪即赴上海，降低身价，自认过错，但仍被胡汉民、吴稚晖拒于门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见了汪，却严厉批评武汉政府为非正统，武汉方面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也属非法，因此汪精卫根本没有召开四中全会的资格和理由。汪随后再去拜访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许崇智等，后者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并且反对蒋介石回来参加。10日，汪精卫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宅举行非正式会议，提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仍遭西山会议派反对。不得已，汪只好同意在上海先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除蒋介石、胡汉民两人未到外，三方共到中执监委等21人，推谭延闿为主席。会上，汪精卫再次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当即遭到宁方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的坚决反对，并且要求汪精卫引咎辞职，徐谦、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还不得进入中央党部。为打破僵局，孙科提出折衷办法，主张避开三中、四中全会之争，由宁、沪、汉三方对等推出成员，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赞同，汪精卫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最后大家共同商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宁汉两政府之合并及改组方法及人选，亦由特别委员会决定。

次日，三方共同推出了特别委员14人，即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加上三方各自推出的6人，合计特别委员有32人。由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否定了武汉的正统地位，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余、徐谦等又被排斥在外，因此引起了武汉方面部分人的强烈反弹。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方面的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余、陈公博等秘密商议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问题。谭延闿、孙科等力陈舍此别无他法可循；陈公博、顾孟余则坚决反对，主张不应参加。双方激烈争执，无结果而散。汪精卫知道无法挽救，决定消极抵制，当晚通电引退，偕顾孟余秘密离沪赴九江，陈公博、徐谦也相继宣布引退并离沪。

9月14日，三方代表乘专车赴宁。15日，宁汉双方委员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中央执行委员则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开会，分别通过了组织特别委员会的决议和人选名单。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开会，宣告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合流。但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均未到会，到会的多是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人物。在此后的会议上，推举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举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举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了6条施政方针，包括继续北伐，削平军阀，完成全国统一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以及肃清共产党等。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算是在形式上结束了国民党三个中央鼎立的局面。

不过，失去合法领袖地位的汪精卫和被特别委员会排斥在外的唐生智对此都极为不满。就在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夕，握有重兵的唐生智完成了对两湖地区的控制，且利用前此东征的机会，已将其军事力量推进到安徽境内，因而成立了湘、鄂、皖三省联军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得知汪精卫宣布引退，上了庐山，唐生智随即派人邀汪转赴汉口。21日即国民政府改组次日，两人就商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控制湘、鄂、皖，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武汉政治分会中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和邓筹荃5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立于主动地位，有意不参加武汉政治分会，声明仍将回庐山继续休养，但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

对于唐生智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的行为，南京特别委员会明确表示反对，并根据此前关于撤销各地政治分会的决议，通令取消武汉政治分会。对此，唐生智自然是置之不理，且在军事上向安徽增兵，任命何键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向南京方面进行示威。28日，武汉政治分会还公开通电称，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为将来破坏党的组织开一恶例，唯考虑到党的合法机关尚未恢复，愿将特别委员会产生的政府视为事实政府，进行有限合作，但绝不承认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务的任何决议。

为取消唐生智另立权力中心的政治资本，南京特别委员会于10月2日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十余人浩浩荡荡赴庐山“劝汪复职”。他们表示，只要取消政治分会，恢复中央党部的权力，武汉军继续北伐，即可消除一切分歧。而汪精卫则趁机提出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问题，强调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应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特别委员会的地位，可由四中全会加以追认，并许其继续存在，唯不能取代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此之前，武汉政治分会也暂不取消，唯必须划清职权范围。双方最后商定，以承认特别委员会为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交换条件。可是孙科等提出的要求唐生智将军队撤出安徽和交出汉阳兵工厂的提议，汪精卫不能擅作主张替唐应允。故10日汪偕孙科、伍朝枢等到武汉，直接与唐生智商谈。经过汪精卫的斡旋，双方最后达成的初步协议，只是追认9月15日特别委员会决议，即恢复监察委员会、中央各部改部长制、于必要地点设特别分会、设国民政府主席等，军事上只有厘定兵额、核实兵数，各军不得擅自增减以及统一各地兵工厂等笼统条文。南京要求唐生智将军队撤出安徽和交出汉阳兵工厂的条件均未实现。故孙科、伍朝枢等回南京复命后，李宗仁等坚决否认此初步协议，必欲实行讨唐作战。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律治罪。随即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分由长江两岸向西征讨安徽唐生智的军队。同时，李宗仁等还通过谭延闿、程潜的关系秘密疏通了江西的朱培德，密令朱培德为第5路军总指挥，在江西策应。广州的李济深、鄂西的鲁涤平、四川的杨森、贵州的李炎、河南的冯玉祥等，也都接到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电报，除广州李济深等心存异志、态度消极外，鲁涤平、杨森、冯玉祥等均分别派兵从西、北两个方向向唐生智的地盘进逼。唐生智开始时态度强硬，公开宣布与南京特别委员会断绝关系，同时决心弃皖防赣，固守两湖。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部属从三省联军副总司令、安徽省主席、第35军军长何键，到下面各师师长，均无意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敌，不是暗中同宁方接洽，就是秘密接受宁方委任。因此宁汉交战伊始，即呈一边倒的形势。至11月11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召集各将领做善后安排。在决定将军队交何键、刘兴、李品仙共同负责撤回湖南、保存实力后，唐即通电下野，然后乘日轮东渡日本。两天后，宁汉双方同时下令停战，南京的西征军陆续进抵武汉等地。南京特别委员会随后宣布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并改组湖北省政府，以张知本为主席。

就在南京特别委员会全力对付唐生智的同时，广东方面也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发生了摩擦。9月下旬，南京特别委员会电令李济深撤销广东政治分会，李济深为维持广东的半独立地位，不仅表示拒绝，而且要求增设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在得不到特别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广州政治分会于10月11日议决自行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随即宣布以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黄琪翔、陈可钰、陈济棠等为委员，指挥政治分会境内陆海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并以李济深为主席，陈可钰为参谋长，黄绍竑、张发奎为副参谋长，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29日，汪精卫应李济深、张发奎等的要求，回到广州，重提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主张，并公开通电宣布第四次中执委和中监委会议在粤召集，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11月1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会议，提出三项决议：其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其二，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其三，由常委召开第四次全会，解决一切争端。这意味着，汪精卫等又在广州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大旗，国民党再呈公开分裂局面。

然而，广州李济深和广西黄绍竑并不想要与南京根本对立，他们更多的只是想要维持两广的半独立局面而已，因此不赞成在广州另立中央。再加上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亦不愿把事情弄僵，因此力主“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不赞成在广州另立中央，坚持应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撤销特别委员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

李济深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赞同。为了取消汪精卫打的正统招牌，宁方通电赞成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但坚持要求在南京召开。双方几经往复，相持不下。广州方面高层讨论也意见分歧。最终，访日归来的蒋介石于11月10日抵达上海后即电邀汪精卫、顾孟余等赴沪共商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使各方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台阶。广州方面决定，推汪精卫、李济深两人为代表赴上海，与蒋介石接洽商谈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四中全会召开有望，汪精卫当天在黄埔发表演说，兴致勃勃地表示了要与蒋团结合作的愿望。他说：“现在本人对蒋同志非常原谅，本人深悔当日之举，但本人勇于改过，以后仍当与蒋同志益加团结。”

1927年11月16日，汪精卫与李济深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就于17日开始了夺取广州军政大权的行动。张发奎是被李济深引入广州的，始终是汪精卫的坚定拥护者，却未能进入广东政治分会和临时军委会。而他手下的第4军一到广州，就与广州驻军在反对桂系势力的问题上颇多共识，因此张发奎与坚持联合桂系的李济深之间，不免日渐生长起隔阂与矛盾。李济深离穗，给了张发奎伸展抱负的机会。而李济深临去上海前把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及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交黄绍竑代理，则激起了粤系军人的强烈不满。因此，李济深刚一离开广州，张发奎当晚就联络粤系将领进行鼓动，第4军、第5军及新编第2师17日晨便联合采取行动，将黄绍竑驻广州的桂军全数缴械，并通缉纠办。随后，广州政治分会会议增补张发奎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朱晖日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加派黄琪翔、朱晖日、范石生、方鼎英、陈济棠、冯肇铭组成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为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在李济深回粤前由张发奎代理军委会主席职务。并任命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此举立即遭到了南京方面，特别是桂系的激烈反对。李济深也强烈指责汪派之顾孟余、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而行发动叛变之实。

但这个时候，南京特别委员会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蒋介石回到上海，蒋系势力开始大肆活动，准备拥蒋复职，因此全力反对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与反对者当场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市党部强行逮捕了持反对意见的黄杰等4人。第二天，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拥到市党部，捣毁办公室，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下令释放了被捕的4人。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发表演说，当场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随后举行示威游行。结果队伍行进过程中，在秀山公园附近遇军警开枪射击，当即被打死2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也受重伤不治身亡，其余被伤者达数十人。置身幕后的蒋介石随即发表严厉的讲话，斥责国民政府与反革命军阀几乎毫无区别。于是，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迅速组织起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为指使犯，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向特别委员会请愿。国民政府在位的3位常务委员谭延闿、李烈钧和蔡元培不得不出面承担责任，向民众道歉。

蒋介石此时的目标是团结汪派，以推倒特别委员会，因此在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于上海召开时，蒋介石依旧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出席这次预备会议的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孙科、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宋子文、李宗仁、李济深、吴铁城、伍朝枢、王宠惠、何应钦、陈果夫、褚民谊、缪斌、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周启刚、王乐平、经亨颐、丁超五、潘云超、何香凝共33位执监委员。会议一上来就通过决议，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肇事人员，并决定将负有指挥责任的西山会议派谢持、居正等10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而在次日的会议上，则进一步决定特别委员会在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12月8日，第三次预备会议时，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取消此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李济深指责支持张发奎广州事变的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勒令他们退出会议，交监察委员查办。但终因蒋系力持调和态度，遂不了了之。汪精卫对此自然感恩不尽。在12月10日召开的第四次预备会议上，他联合何香凝、王法勤等粤方委员一同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考虑到这时军事形势不利，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徐州前线的国民党众将领都急盼蒋介石复出，预备会议无可争议地通过了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权的提案。会议并且决定，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赴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了南京特别委员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9日，蒋通电正式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此后经过20余天的筹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2月2日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正式举行，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23人，加上列席的中央监察委员等也仅刚刚超过30人。引人注目的是，不仅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因受“一一·二二”惨案牵连，几乎都未能参加，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也都不在出席会议的名单之中。汪、胡等未能与会，是因共产党人趁张发奎抽调主力去迎战李济深、黄绍竑粤桂部队的进攻，广州力量空虚之时，在1927年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虽迅速被张发奎部所镇压，但汪精卫等再度成为李济深和桂系攻击的对象。各地党部也多有要求缉办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顾孟余等人的通电和要求。这一切致使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汪精卫被迫于当晚秘密登轮逃离上海转赴欧洲。负责查办汪案的邓泽如、古应芬于12月31日将结果报到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独参与逆谋，更为发纵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要求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蒋介石为笼住汪派，凑足二届四中全会法定人数，不仅密示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拖着不办，而且还通电邀请陈公博等出席全会。这就不免惹恼了以粤桂势力代表自居的胡汉民，他既不耻于与汪精卫为伍，自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如此做法，故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以示不满。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以赴各国考察政治、经济之名，离开了上海。这样，二届四中全会上也就少了汪派及粤系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

二届四中全会从2月2日到7日，共开了6天时间。除通过了一系列整理党务的议案以外，还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谭延闿、宋庆龄、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萧佛成、王乐平、丁超五、何应钦、褚民谊、陈肇英、陈嘉祜、周启刚、刘守中、黄实、朱霁青、经亨颐、白云梯、恩克巴图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以及汪精卫和汪派主要骨干顾孟余、陈公博、陈友仁、甘乃光等虽不在会上，也依旧得以入选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推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同时还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案》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实行主席制，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至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委中推定1人为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等，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据此，会议推选丁惟汾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指定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谭延闿为主席。会议并推选于右任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常务委员，以蒋介石为主席。

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种种决议，根本上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二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各项政策。不仅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的决议以及扶助农工、联系民众的组织特征被“一律取消”，就连自广州政府以来一贯实行的国民政府委员合议制也被改成了主席制，且刚性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凡此都显示了蒋系在党内各派势力集团斗争中的巨大胜利。蒋介石这时除了尚未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外，已经集党、军大权于一身了。他不仅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更于3月7日被推为国民党最高日常议事机构——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其以军制党、以军驭政的做法一如既往，未曾稍变。这也难怪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之际，会议还要通过宣言的形式齐声讴歌蒋的丰功伟业，称其在“扑灭共产党”、“反抗俄国一切非法行动”的工作中救党救国，使全党同志获得了“根本觉悟之机、共同团结之会，亦彻底锻炼之期”，使分崩离析之国民党“复归于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