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奔跑中的女性
罗伯塔·“博比”·吉布（Roberta“Bobbi”Gibb）
第一位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女性选手
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也无法想象1966年我第一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时会面临什么。那次比赛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从生理结构来说无法完成马拉松比赛，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那个年代，人们不提倡女性参加工作，尤其是女性无法担任医生、律师、教授或者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职位。人们希望女性结婚生子、照顾家庭，或者在结婚之前从事接线员、秘书、护士和小学教师这样的职业。
1972年之前，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女选手都是被分在有待认可的女子公开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都不能参加男子组的比赛，同样，男性也不允许参加女子组的比赛——这是赛事的基本规则。那时，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AAU）规定：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只有男子组比赛。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通过之后，联邦法规明文禁止体育赛事和体育融资等公共机构中存在性别歧视。于是，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这才开始同意组织女性长跑比赛。1972年，波士顿体育协会设立了第一个官方认可的波士顿马拉松女子公开组比赛。
在体育方面，过去是没有女子田径比赛的。女性只能参加网球、高尔夫、半场篮球、长曲棍球、陆上曲棍球和排球等比赛。成年女性是严格禁止在公众场合跑步或流汗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规定，女性不得参加距离超过1.5英里（2.414公里）的比赛。即便是对男性而言，赛跑也是鲜有耳闻，当时根本没有大城市马拉松比赛。波士顿是首创先例。不同于人们想象的那样——训练有素的女性会跑完马拉松比赛，实际上女性是不参加这项比赛的，就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可以跑完全程，因为她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尝试。即便是女性教练也禁止队员练习超过规定距离的跑步比赛，而不是运动员的女性更没有理由去尝试了。
1964年，我第一次看到波士顿马拉松时，就爱上了它。我喜欢跑步，享受奔跑穿越林间、周围的小动物追随我前进所带来的放松、活力和愉悦之感，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发现并体会这种感觉。当时，我只是因为喜欢跑步，所以每天坚持奔跑8公里，完全没有考虑过参加跑步比赛。然而，在我见到波士顿马拉松时，我意识到那些选手和我对跑步的感觉是一样的，跑步对人类的意义就在于奔跑所带来的尊严感和作为人的完整感。内心的激动催促着我参加比赛，融入其中。在我开始跑的时候，没有想过宣誓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想过男女之间的差异，甚至没有想过这是项体育赛事。对我而言，这只是一场春天的仪式、生命的庆典而已。我当时并不知道女性不能参加比赛，也没有教练、指导书籍，甚至没有任何鼓励。我只是竭尽所能地穿着护士鞋练习跑步——那双鞋是我唯一可以找到的比较结实的女鞋。为此，我坚持练习了两年时间。
1966年2月，我向波士顿体育协会递交了一份申请，毫无隐瞒地说明了我的性别和全名。当时的赛事总监威尔·克洛尼（Will Cloney）回复我时表示，女性的体力限制使其无法完成马拉松比赛，而波士顿体育协会无法承担相关的医疗责任；除此之外，女性不能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是因为这是一项男子组比赛。而当时，我一次就能跑48公里！事到如今，我必须决定是放弃梦想还是挑战传统。毫无疑问，我选择了后者。不过我却进退两难：如果连参加的机会都没有，我又怎样证明我可以做到呢？最后，我从圣迭哥的家中乘车出发，行驶4800多公里才在马拉松比赛开赛的前一天抵达波士顿。我的父母当时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温彻斯特，他们都觉得我疯了，居然会想要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我父亲非常生气，他担心我会受伤，甚至会因为勉强自己而丧命。不过，我最终还是说服了我母亲开车送我去霍普金顿的起跑线。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女子组马拉松比赛尚未正式组织，而我正是第一个分在有待组织的女子组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女性不仅可以参加马拉松，而且成绩可能还会很不错。1966年，我是唯一一个参加马拉松的女性。正是天性的驱使，尚未正式组织的女子组从我这里开启。
母亲在距离霍普金顿中心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让我下车，随后我就热身起跑，朝着霍普金顿中心进发，东奔西跑地绕开官员和警察，进入了“未知的世界”。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不被世间所允许的，我甚至想过可能会遭逮捕。但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跑下去，永不停止。如果我不参加这次马拉松比赛，就无法证明女性也可以跑完整个赛程。
参赛的男性选手在城镇的一侧起跑，而我却绕过起点区域，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试图进入起点区域，就可能被发现，也就无法继续参赛。我在城镇的另一侧发现了花岗岩门柱间的空隙，周围都是灌木丛。在此之后又继续跑了一个半小时。随着男子组比赛的临近，我的跑步依旧没有停止，而在这时，我已经跑到了4～6公里处。停下来后，我又返回到之前发现的空隙处，等着男子组比赛的开始。等到近半参赛者经过的时候我才开始再次跑起来。就是此刻，我加入了男子组选手的比赛，尚未组织的女子组和男子组选手的比赛在波士顿继续上演。
我在汗衫外面罩了一件衣服以掩盖我的女性身份，不过还是很快就被其他跑者发现了。他们完全可以把我“踢出”比赛，但他们却相当友好，支持我继续跑下去。后来，赛事官员乔克·森普尔（Jock Semple）说他早在起跑的时候就发现我了，但他没想过要阻止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参加比赛，也没有破坏任何规则——之前种种男性反对女性跑步的假象是错误的。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女性也可以跑那么远，更别提女性自己了。
我备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正用实际行动证明并挑战现状。如果我没有办法完成，所有针对女性的偏见就会得到证实，女性在运动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再次倒退50年。我只是孤军一人地向世人证明。整个比赛中，我没有喝水，没有补充能量，而且新买的男士跑鞋磨得我满脚水泡。虽然大部分路程都保持着3小时以下的速度奔跑，不过最后3～5公里的时候，因为脱水和水泡的疼痛，我不得不放慢了速度。
成千上万的人看着我奔跑，为我呼喊加油。记者跟着我的脚步前进，随着地方广播站播报我的情况，人们都知道我即将到达终点了！当我抵达卫斯理的时候，那里的女性观众都沸腾起来，其中一个尖叫道：“万福玛利亚！万福玛利亚！”这在当时的确算是件大事。我最终在3:20:00左右（最终计时是3:21:40）完成了比赛——远超2/3的男性选手！马萨诸塞州州长特地前来向我表示慰问，记者也围在我周围，这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划时代事件，它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认知。
比赛之后，我乘出租车回到了温彻斯特的家中，却发现家里都是记者，父母也是一头雾水，不停地接到祝贺他们女儿的电话。正如我所期望的，我那种乐观、温和的方式激励了所有人。当时，已经有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代表在谈论改变规则，允许女性参赛，这也正是我所为之努力的目标。
第二年，每个人都知道有位女性即将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记者甚至连续多日打电话给我父母确认信息。不过我却因为感冒而不确定是否可以参赛。但我觉得自己不管是否身体不适都必须要参加比赛，这样才能打消那些仍然对女性是否可以跑完马拉松，更别提超过2/3的男性选手的质疑。1967年比赛的那天，天气有点冷，还下着小雨，只有两位女性参加了尚未组织的女性组比赛：我和凯瑟琳·斯威策（Kathrine Switzer）。我当时不知道她也参加了比赛，而是公然地站在男子组的起跑线上，所以这是第二次尚未组织的女子组比赛开始的地方。一直等到近半选手离开之后我才起跑。跑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无法呼吸，随之倒在冰冷潮湿的草坪上，而他们也正在叫医生。不过后来痉挛疼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而我也出乎意料地完成了全程比赛。
你是不是想到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愤怒的森普尔正试图抓住斯威策号码牌？从专业方面看来，不管其意图如何，斯威策都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男子组比赛的号码，就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只能参加尚未组织的女子组比赛。鉴于她不是一位正式选手，也没有规定的赛前晨练，而且她的比赛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所以也有些人并不知道，森普尔想要把她的号码牌撕下来只是因为他觉得斯威策违背了比赛规则，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参赛机会。对森普尔而言，一位没有资格参赛的选手出现在正式比赛中，意味着侮辱了比赛的崇高，甚至可能导致其他合格选手参赛成绩的取消。当时这起事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甚至促使希望组织女子组比赛的官员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克洛尼表示，如果女性希望参加马拉松，她们可以自己组织。可问题是，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已经规定禁止女性参加马拉松，所以这一点必须改变！
1967年，我第一次正式完成了马拉松比赛，到达男子组终点处，最终成绩是3:27:17；第二年，我是5位女性选手中的第一名。随后的1969年、1970年、1971年的冠军都是萨拉·梅·伯曼（Sara Mae Berman），我俩的名字也因此被刻在了位于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的波士顿马拉松世纪纪念碑上，波士顿马拉松协会为我们颁发了荣誉奖章。1972年，对请求波士顿马拉松协会批准女子参加比赛作出重大贡献的妮娜·库斯西克（Nina Kuscsik），最终以3:10:26的成绩赢得了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