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从北平飞到太原

六月二十八日，孔庸之部长在北平的一个宴会席上，曾面约了本市的几位教育家，乘他的康陀飞艇到太谷去，参观他主办的一个铭贤学校。因为任叔永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故我也就得到了一个间接的邀请。

这个飞艇原来是一个抛掷炸弹的战斗机，它的载量是二十个二百磅重的炸弹，合计四千磅。机身及汽油的最大重量也是四千磅。我们此去一行十九人——三位是艇上的服务人员。十六位是乘客——故每一个人差不多恰恰抵了一个炸弹的地位与重量。所幸我们中间轻的不过称到一百磅，顶重的也不曾超过二百磅，故合计起来尚不到三千磅。

我们在七月三日的早上七时一刻，在北京饭店聚集。七时半大家乘汽车到南苑飞机场。艇内的座位，是相对的两条皮面长凳。全艇用钢筋分为三节，像船上的头舱、尾舱和中舱一样，故长凳也就分为三节。在每一个位置后有两条皮带，大约是预备在飞艇“出把戏”的时候把身子捆起来的。艇的两面各有圆窗八九个，可以由此下望。艇后有瞭望台，据说也就是掷炸弹的地方。艇前是机器，有两人并坐着驾驭。座前嵌着七八种表，有的是指高度的，有的是指速度的，只可惜我对于机器的知识太低了，连这些表的名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大家安坐之后，使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自此以后，有人想要说话时，便不得不做哑戏或用笔谈了。但机器的声响仍是听得见，虽然不十分的震耳。说一句老实话，在那飞艇欲升未升的当儿，我心里真有一点不安。那比怕略为轻微，比好奇又略为严重的一种混合心理状态，把我差不多占据了二十分钟。后来看见飞艇在几度挣扎之后，终于离开了地面，艇面渐渐平妥起来，这心内的不安方渐渐的消灭。

我们是向西南飞的。初离开北平时，但见田野碧绿，阡陌整齐。到了保定以后，田野中的绿色便渐渐减少，黄色也渐渐加多了。我从前去定县时，知道它的附近都是半沙漠地，今天所见的黄色大概便是那半沙漠。飞了约有一小时，渐见山峦，据说这便是娘子关，但我不曾看见什么关。山峦之后，渐见有平顶的山头，上面尽是黄色的田畴。这些平顶的山头渐稀渐密，后来差不多联成为一片平地，方知道这便是关中的高原，它比北平要高二千五百尺。我们的领航是不曾飞过这条路的，故后来他告诉我，他飞近太原时，看见高度表指到四千余尺，心中不觉着急起来，想飞得这样高，将怎样的落地呢？准知道到了太原，飞艇离地才一千五百余尺。

北平离开太原是二百七十英里。我们整整飞了二小时半，到太原时是上午十时五十分。即见有绥靖公署的人员来接。下艇之后，领航问我觉得怎样，我说，“大大的失望！我初以为飞高时总能得到一种超绝尘寰的感觉，而实际上，则我始终不曾觉得是离开了地面。”他说，“一点不错，凡是想靠乘飞艇而得这种感觉的，都不免得到一个失望。回来时飞得高一点，好吗？”我说，“请不要麻烦，并且恐怕危险，我个人没有权利叫大家冒险。”他说，“你错了，越是飞得高越是平安，麻烦也是没有的。”

我们由绥靖公署的人员，招待到了山西大饭店，算是太原的一个现代式的旅馆，有浴室，有电灯电话，想不到在此地还能得到这种的便利。我们每两人还有一个房间，大家洗刷之后，由孔部长请一位姓南的先生代表作东，吃了午饭。从太原到太谷是一百二十华里，我们本来打算乘火车去的，但因为火车要走六七小时，并且据南先生说，常常还要发生危险，故我们便改乘汽车了。

汽车路是黄色的泥沙铺成的，若不下雨，还算平整，假若一下雨，便十分难走了。那天阴云漠漠，大家都有点害怕，幸亏始终不曾下雨。我们三时在太原出发，到得太谷时已经五时半，整整走了两小时半，恰和从北平飞到太原的时间一样。车子直达到太谷的铭贤学校，新任校长梅贻宝先生来接，把我们分派到了三个宿舍去。休息了一会，大家又乘着汽车到了孔宅去赴宴。我们到了南城门，便下车来走。正走着，遇见了孔先生，他正坐车到铭贤去接我们呢。于是他便下了车，在前面引导我们参观了城内的几个他的“小买卖”，一个是钱庄，一个是洋货店，一个是汽油庄——据说山西全省的汽油买卖，一半是在这一家手里——店内都十分整洁，店员的外表也都干净整齐，不知道是向来如此呢，还是因为店东来参观而特别打扮起来的。

太谷是一个四方的城——太原的城也是四方的，所谓方城是也——城墙高峻整新，城内的富户，也都有三四丈高的厚墙围绕，每家俨然自成一个小城。只可惜街道太污秽了。在一二百年前，山西是北中国的银窟，太谷便是山西的银窟。据说有好几个村子，每村都有几个百万家财以上的富户。孔氏便是这种富户之一。但自洪杨乱后，经过中日之战，庚子之役，以及九一八之后，太谷的经济势力便一次消减于一次了。

我们由孔先生的引导，又参观了孔氏老宅，真是竣宇高墙，重门叠户，想见大家族制度的势力。最后方到孔先生的新宅中，显然是已经脱去许多旧宅的窠臼了。尤其是在见着孔大小姐的时候，使我发生孔夫子的“吾道其南”的感想，因为孔小姐愿意说上海话，吃上海菜。她告诉我，她方在金陵女大的高中卒业，正想去考沪江，读文学或是历史呢。这样一位向前的年轻女子，在我的想像中，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她安置到那个高墙插天的孔氏旧宅中去的。晚饭也是在孔宅中吃的，夹在薄饼里吃的馓子太好了，杏子也甜得像蜜桃。饮料则有汾酒和新鲜葡萄汁，都是本省的产品。我们吃的饱饱的，方辞谢了主人，回到铭贤学校去安息。

四日的上午，我们又参观铭贤学校。在宿舍与学校之间，有一个墓地，中间埋葬了数十位庚子年殉难的教士与教徒，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是在两个日期被杀的，其一是在庚子的七月三十一日，其二是在同年的八月十五日。那时山西的巡抚是毓贤，故惨杀至于如此。这些殉教者的棺木原来是散处各方的，后来也由孔先生出资把它们运来葬在一处。据说庚子年议和之后，教会的团体把赔偿殉难外籍教士的款子，拿来办了这个学校，又经过孔先生私财的资助，和他自己的努力经营，铭贤遂成为关中的一个有成绩有名的良好学校了。

我所参观的，是铭贤的中坚农场与工厂的两处。我对于这两处的印象，第一是它们的实事求是，第二是农场与工厂的密切合作，农场的主任是美人毛亚氏（Moyer）。他来此已有十三年，是一个坚苦耐劳，努力实行的人。在动物方面，如鸡羊之类，他是用交种法来改良本地的产品的；但在植物方面，则因气候土壤的差异，西洋的种子到此都很失败。因此他便注意到本地产品的选种，和改良耕法与耕具的两个方法上，结果是农产品在数量及质量上，都有很显著的进步。工厂的主任是一位李先生，他是一位广东人，短小精干，有机械的天才。农场所用的耕具，便是他的成绩的一种。（我看见有一件美国的耕具，原价需八十元。而经过他的改变之后，在他的工厂所制的，不但只需十八元，并且更为合用。据李君说，此类的耕具，在山西已经渐渐推行了。）这岂不是工厂与农场合作的一个最好例子？此外如农场的羊毛，由工厂织为呢布，也是一个合作的好成绩。（呢布粗一点，每尺卖五毛钱。用毛线织成的衣服，也不过每件一元数毛。但它们的式样与颜色，都还很有改良的余地。）

我看了工厂的一部份，因为热不过，便回宿舍去休息了半小时。下午一时吃中饭，孔先生特别由城内出来招待。饭后大家辞谢了主人，匆匆的检拾了行李，仍坐原来的汽车回到太原去。

在途中，我们中间有一群人顺便到一个北洸村中，去看了一个姓曹的大家族。这族的围墙似乎比孔氏老宅的还要高，并且在宅内的各院间，还有同样的高墙，故在这一院走到那一院时，使我不由得不想到“永巷”的一个名辞。内房也任人参观，年轻的妇女们都是天足，也还大方。各室有极精致的家具，一切都很富丽堂皇。还有电灯电话，却是本宅自设自用的。据说此族的家产，从前有六七百万，现在却少得多了。宅中的人口，在二三十年前，有五十多位，如今只有二十位，连下人只有五六十人了。全家的最上层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大约便是招待我们的那位主人叫做“章甫”的。这人很像精明老练，但下一辈的，却有三分之二是曲背耸肩，苍颜削颊的。不过他们的礼貌都很好，款烟奉茶，亲自招待，和昨天下午孔氏族人的殷勤款待一样。

我们看了一小时，方辞谢了主人，仍乘着那些汽车向太原前进。在路中，我对同车的朋友说，“这种大家族真有点可怕，都会中的大家族那能和它相比？有天才的人在都会的家族中，尚有出头的希望，犹之一枝根蒂坚固的花草，尚能在石隙之中透芽发苞一样。但这样的家庭却是水门汀，任何坚固的花草，也休想找得出一隙一缝来，作为它发芽的门洞。”有一位朋友说，“假如你生在这水门汀之下，将怎样呢？”我说，“我若打不出一条活路，便只有三件事可做，其一是自杀，其二是发狂，其三是吸鸦片烟！”

回到太原时已经下午七时了。大家还要去看太原城，我却不曾加入。趁着大队人马走开的时候，我从容的洗了一个澡，又休息了一会。今晚是阎锡山先生请客，他不在太原，由赵戴文先生代作东请。帖上写的是“下午八时”，我们等到了下午十时，赵先生还不曾来到。我不愿再等了，并且也正可以借此躲懒，故吃了一点点心便睡了。赵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饭是什么时候吃完的，我一概不知道。

飞艇是五日早上九时在飞机场起身的，一行仍是十九人，虽然换了一两位乘客。先是飞在高原上，后来飞到山峰上，再飞再高，渐见艇底的白云，一片片，一团团，像杨花的絮球一样，在广漠的天空中荡漾着。而映在下面山顶上的云影，却又都占着一块块很大的面积。再看前面，则见一大片云海，像是在百十个北海的水面上，遮了一大层厚雪一样。后来飞艇渐渐迎着它上去，一霎时，我们便完全飞到那云海上面去了。那时高度表已指到七千二百尺，“海”是那样的茫茫无涯，云是那样的白得耀眼，把日光都变为青莲色了。我再向后看看，则见这一大层云海正飘浮在一大群山峰上，松松的把它们覆罩着。天风冷冷，吹入衣襟，到此真有点感到羽化而登仙的意味了。不意大家正在这样享乐着升仙滋味的时候，机身忽然一落数千尺，低降到了关外的平原上。空气骤变重浊，热度忽然加添，艇身的颠簸也突然加甚起来。这虽不是从天堂降到地狱，至少也是从天上降到人间世，大家有点受不住了。而一个在太平洋上航行六次而不曾晕吐过的我，到此可就把这个好记录打得粉粉碎！待飞艇在十一时一刻降落南苑时，我和其他两三位朋友，脸上都苍白憔悴得像病后一样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