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殚精考索”与“兴起幽情”

章太炎斥公羊学之弊，曰“其极足以覆国”，这跟康有为骂刘歆伪《周礼》故“一言丧三朝”，二者立论相反，思路却相当接近，都是强调学术与政治（思想与权力）的密切联系。康有为讲通经致用，将学术与政治绑在一起是顺理成章；何以治学讲求实事求是的章太炎，也非扯上国家兴亡不可？这牵涉到章氏论学的另一侧面：反“致用”口号，而又有致用精神。在清末民初学者中，力主学术不该讲求致用者，一是章太炎，一是王国维。王氏针对其时学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不学之徒”，强调“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并真的一辈子固守“无用之用”的学术。章太炎不一样，之所以大谈“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很大原因是被康有为逼出来的——论争中双方观点都容易趋于极端，要不无法“旗帜鲜明”。

几乎从入世之初起，章太炎从来都是积极关注现实政治，不曾真正遗世独立过。从著《訄书》、“解辫发”，到成为民国元勋、国学大师，几十年风风火火，除20年代末短暂的隐居外，章氏始终是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风云人物。以此政治家的眼光论学，焉能完全不讲“经世致用”？

推崇明末诸大儒之“多留心经世之务”，乃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潮。如梁启超赞扬顾炎武等人：“皆抱经世之志，怀不世之才，深不愿以学著，而为时势所驱迫所限制，使不得不仅以学著。”刘师培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当明清之交，顾、黄、王、颜，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词无迂远，民生利病，了若指掌，求道德之统纪，识治乱之条贯。”章太炎既不像梁氏强调“时势所驱迫”，也不像刘氏注重“修身践行”，对三大家也都略有微词，但格外欣赏其立身处世之道：

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

因慕顾炎武之为人而“改名绛，别号太炎”的章炳麟，一生行事确有追踪顾炎武之意味，尤其是在力图兼合“求是”与“致用”这一点上。最能代表这一学术取向的，是章太炎的两段自述：亡命日本主编《民报》时“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幽禁北京口授学术时则“虽多言玄理，亦有讽时之言”。

即便当初埋头讲求稽古之学时，章太炎的去取也自有其深意在。正如章之老师俞樾所说，其时之是否言变革求西学，是与传统的孟、荀之争联系在一起的：

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后王。无荀子，不能开三代以后之风气；无孟子，而先王之道几乎息矣。今将为荀氏之徒欤，西学具在，请就而学焉。将为孟氏之徒欤……风雨鸡鸣，愿与诸君子共勉之。

章太炎刚离诂经精舍，就著文评孟、荀之争，断言：“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惟荀卿足以称是。”合孔、荀在理论上颇有漏洞，不过章氏明显取其“法后王”、“制天命而用之”的入世精神，以及其传经衍学、纳法入儒的贡献。一直到晚年作《儒家之利病》的演说，章太炎仍坚持尊荀抑孟。虽然晚清的孟荀之争，是与汉宋之争、经学理学之争以及今文古文之争纠合在一起，章氏之尊荀有其特殊的学术背景，可我还是更注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称：“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与此相呼应的是《菿汉微言》结语中的一段话：“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这两段自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章太炎治学之初之推崇荀子，本身就是“不忘经国寻求政术”的结果，而很难归之于讲求名物训诂的“实事求是”之学。实际上章氏一生多次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角度评述先秦诸子，褒贬抑扬，变化甚大，有些甚至前后矛盾，其中固然有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以及论述中多角度多层次的原因，可关键还在于论者讲求致用的治学态度。认定诸子学说乃“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故治学时不局限于训诂考释，而是着力发掘其思想文化意义，这是章氏高明之处。可这么一来，不能不涉及论者的价值观念及理论体系，很难再保持“无偏无党”的治学态度。即便讲考据训诂典章制度，也有个促成研究者选择对象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从何入手的学术传统，并非真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更何况诸子这样的“主观之学”，如何做得到“字字征实语语自得”？当然，“近遭忧患，益复会心”的读《易》，与“余于政治，不甚以代议为然”的议政，二者还是大有区别的。前者基本上仍以“求是”为目的，尽管借助于社会阅历与人生体验；后者则以“致用”为归宿，虽也涉及一点学理问题。

在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明显扬“求是”而抑“致用”；可在自家的学术研究（佛学研究、史学研究和小学研究）上，章太炎又突出“致用”精神。这与前人（如汪中、凌廷堪）之区分典章制度考古之学与六经宏旨义理之学不大一样，并非强调专业或学科之分，而是体现其“革命不忘讲学，讲学不忘革命”这一悲壮的努力。

章太炎之研读佛经，起于“遭祸系狱”，是否能达大乘深趣还在其次，主要是“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邹容不读佛经，无以解忧，“年少剽急，卒以致病”；而章氏熬过三年苦狱且不坠青云之志，颇得益于讲万法唯心的佛学。基于这种人生体验，章太炎出狱后即极力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因为在他看来，革命之难以成功，关键在于国民之道德沦丧与革命党人之缺乏献身精神；当务之急是发起信心增进道德，而最合适的思想武器莫过于佛学。合华严宗之“普度众生”与法相宗之“万法唯心”，提倡一种勇猛无畏的革命精神，最典型的说法是：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

为了去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而发起宗教提倡佛学，这与康有为之“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最多是五十步笑百步。章氏后来虽有一些关于佛典翻译以及大乘佛教缘起的论文，可始终不以佛教学理的研讨见长。也就是说，其实事求是的治学准则，并没有贯彻落实在佛学研究中。早年提倡佛学济世，固然谈不上“求是”；晚年批评佛法未足救弊，实也只是基于“致用”。当年章太炎同铁铮、梦庵论争佛学，与佛理本身是非真伪几乎全然无关，争论焦点在于其术是否“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章太炎当然很清楚：

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

明明知道“若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可一旦意识到当今急务是“救人心”，“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章太炎毫不犹豫地撇下“圣智内证”，转而“提倡道德”。如此注重佛学的社会功用而不是学理是非，很难说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章太炎的史学，无疑比其佛学更有根基。“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求西学、读佛典都是遭世衰变后的事，而且时有抑扬，不若推崇史学之自始至终。章氏既以仲尼为“古良史也”，且赞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治学中自然不能不更多注重史学。可照史学家吕思勉的说法，章太炎在史学上虽“是有一部分精确的见解的，然亦不过单辞碎义而已”。吕氏是按旧时分类法，将章氏经学、子学的著述（如学术史、思想史）排除在史学之外；政治史方面章太炎没有完整的著述，而希望能“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的百卷本中国通史，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章太炎也有不少考其典章制度，究其成败得失的精彩论文；可除了思想学说史，在政治史、社会史和制度史方面，其著述确实不像他自己所预设的那样既有眼界开阔的理论批评，又有钩发沉伏的实证研究，融会中外学说且自成一家之言。章氏大谈史学而又未有系统条理的史学著述，其治史功绩其实不在学理，而在经世。

章太炎主张“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对近世学人之“背实征，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大加嘲讽。可这并不妨碍他借史学言变革，为后王立制或为生民发起信心。1902年章氏“有修中国通史之志”，在给梁启超信中概述其治史的两大目标：

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治史讲求发明原理，或曰推求“社会政治盛衰蕃变之所原”，这自是针对传统史学“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昧其本干，攻其条末”等弊病的反拨与超越，与其时梁启超之提倡史学革命为同一思路，是属于学术观念与理论模式的转变。至于“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云云，则已不再是学理之分辨，而是注重学术之社会功能，与章氏平时力主实事求是，不计有用与否的论学宗旨未尽相符。

何以特别注重史学，章太炎曾一言以蔽之曰：“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者，其唯史乎？”明清以降，颇有思想家论述史学经世者，如王夫之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黄宗羲称学“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章学诚则直指“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章太炎明显受此辈先贤启示，晚年既不满于疑古思潮，又哀痛国土沦丧，进一步发挥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大谈史学乃“今日切要之学”。因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洽”？不过有一点，即便值此为民族忧患而提倡读史之际，章太炎仍严守其学术良心，强调“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或许，这正是章太炎论学之异于康有为处：以“求是”反“致用”，自不待言；即使同讲“致用”，也自有其特色。章氏受过严格的乾嘉学派的学术训练，一旦由“求是”转入“致用”，也还有个不可逾越的极限：严禁穿凿傅会妄言臆断。也就是说，在“求是”的基础上讲“致用”，而不是舍“求是”而趋“致用”。

章氏格外推崇顾炎武，不无追踪其治学路数的意向。1908年，在与梦庵关于佛教功用的论争中，章氏述及他所理解的顾氏：

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

顾氏的魅力在于，具体治学时“求其真，不取其美”，故“持论多求根据，不欲空言义理以诬后人”；可治学之初衷以及学术之效用，却关涉世事人道家国兴亡。选择史学研究作为切近人事经世致用的途径，与进入具体操作时严格遵守学术规则，两者并不完全矛盾。在学术研究中，“殚精考索”是“体”，“兴起幽情”是“用”。稽古之道，期于肖形；至于刺激当代读者的情感与理智进而达到某种社会效果，只能是第二位的考虑。《訄书·通法》从历代政治制度中发掘出“可法”的五件“善政”；《五朝法律索隐》则总结出“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数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这些著述自是以“合符节于后王”为取舍标准，可操作中仍求“殚精考索”。到底怎样才算识大体合后王而又不流于主题先行厚诬古人？其间的分寸实在不好把握，章太炎的经验是以名物训诂为立论的根本。倘若“训诂未通，而以微言相侈”，章氏辛辣而又俏皮地讥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借政制法律的历史考察来言变革开后王，这点并不新鲜；可在世人眼中最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学研究，章太炎居然也能寄托其家国兴亡之感，足见其致用的强烈愿望。在“比辑俚语”、定方言六例并逐一疏解的《新方言》中，章太炎同样追求兼合“求是”与“致用”：“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方言研究如何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刘师培《〈新方言〉后序》披露了章氏的良苦用心：

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灌萮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

此类研究不必曲意傅会，只管精心结撰，若能著成“悬诸日月，不刊之书”，自有明显的社会功用。也就是说，只要选题恰当，求是之作也能产生致用的效果（发思古之幽情）；而致用之作，必须符合学术规则（上通故训，下谐时俗），才能进入学术之林。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特殊方式统一起来。

太炎先生入世之初，曾抨击“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国闻，而沾沾于声病分隶”，希望维新志士“紬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晚年国难当头，章太炎又借讲学之机，批评清儒“考大体者少，证枝叶者多”，以致造成“虽欲致用亦不能也”的可悲局面。虽说论学标举求是，章氏一生其实非常关注政治，很不以一味把玩古董的“纯学者”为然。甚至其于艰难困厄中苦心讲学，也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寄托某种政治信念。黄侃曾如是披露章太炎的追求：

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

此说大致可信，因章氏本人也曾多次述及保存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乃是保国存种的关键。如称“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论为裔夷”等。

可即便如此，章太炎还是反对“通经致用”的说法，讥之为汉儒借以干禄的鬼话。不是说经世不可以借重学术，或者学术不屑于致用，而是反对将两者直接挂钩乃至等同起来的传统说法。首先是政学分途，然后才谈得上互相借重。也就是后来学者们强调的，“学术的独立自由，不仅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且使政治成为政治”。章太炎虽赞赏黄宗羲之“重人民，轻君主”，可对其抹煞学校传道授业解惑的特殊功能，“独令诸生横与政事”这一政学不分思路很不以为然，甚至指责其“何因偏隆学校，使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荣”。将学生干政概括为“夸世取荣”，实在有失公允；不过主张政学分途，反对以政干学或以学干政，这一思路仍有其深刻性。以学干政，是否一定会造成朋党之势或党锢之祸，可能言人人殊；而以政干学之阻碍学术发展，败坏士人道德，则是有目共睹。因而，热心政治的章太炎，论学时并不以“经世致用”为终极目标：“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各有其内在理路，也各有其操作规则与评价标准，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强其所难。

学者著述，因其偏于致用或偏于求是，可能选择不同的切入角度与论述体式。表面上章太炎的文章大都谈论典章制度与历史人物，其实因著述宗旨不同，有政论小品和学术专著之分。前者针砭时弊，立论鲜明，语调尖刻，常失之偏激；后者更注重学理的推演与史料的斟酌，一般趋于稳重平实。章氏既是有政治兴趣的学者，又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落笔为文，既可议政，也可论学。流亡日本时，章氏同时在《民报》和《国粹学报》发表文章，可两类文章大不一样，前者论政，后者述学。随着章氏政治兴趣的起伏，其著述宗旨也各有所侧重。了解论学论政内在理路的差异，明白具体著述的体式及其思想学术背景，才能比较通达地看待章氏某些学术观点的前后矛盾。同样推崇顾炎武的乾嘉学者汪中，有一自述，颇与章太炎接近：

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章氏著述，实有“合于世用”与“实事求是”两大类，具体甄别不易，可倾向性还是相当明显的。萧公权论及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时，有一妙语：“章氏言九世之仇则满腔热血，述五无之论则一片冰心，寒暖相殊，先后自异。”汪荣祖对此“妙语”的诠释，更可显示章太炎兼合求是与致用的学术追求：

寒暖相殊，正见哲学与政治之异趣。演哲学需要冷静沉潜的思考，搞政治（尤其是革命）则需满腔热血的情怀。冷热虽殊，未必不能兼顾。

唯一需要补充的是，不只哲学，史学、小学等“考古之学”也都“需要冷静沉潜的思考”，章氏“未必不能兼顾”的，是“寒暖相殊”的学术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