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学在求是，不以致用”
“学在求是，不以致用”
“殚精考索”与“兴起幽情”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
“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虽说为人为己、成德成学、有用无用之类学术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至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比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的时代。这里着重剖析求是派主将章太炎在论争中的立场及其学术思路，间及其对手康梁一派的主张。
1915年至1916年初，章太炎口述《菿汉微言》，颇多玄理，论及治学时称：“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章氏一生对学术研究到底该求是还是致用有过许多论述，似乎立说歧异，以致他刚刚去世，弟子姜亮夫和孙思昉就因评述其师的学术宗旨打笔仗。姜氏称：“先生学术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孙氏则录太炎先生《与王鹤鸣书》反驳，“是先生之学固以求是自揭矣”。这场论争最后不了了之，因双方都言之有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是章氏晚年入室弟子，都对其师十分尊敬且有较深的了解，可论及其师宗旨时尚且大相径庭，这就难怪旁人觉得章氏学术思想不大好把握。
想当然的解释是章氏论学本就兼及求是与致用，弟子于是各执一端；或者章氏论学前后宗旨不一，弟子缺少通盘考虑。这两种解释都不无道理，可又都难以服人。首先，章氏论学宗旨大致前后贯通，说不上突变；其次，章氏的求是与致用有其特殊的界定，非单凭常识所能理解；最后，章氏深刻之处，正在于其对求是与致用之间微妙关系的诠释，这其间蕴涵着大转折时代学者的选择与困惑，已经超越个人之是非得失。
太炎先生论学，一直标举“实事求是”。这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又与现实刺激密切相关。故其求是之学与汉儒、清儒不大一样，颇多标新立异之处。侯外庐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称：“他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此后的研究者，论及这一问题时，大都沿袭侯氏思路。只是侯氏和合求是与致用的设想实在过于笼统，既反附会又不墨守、既论验实又论理要之类面面俱到的说法，又未免挫钝了章氏学说的锋芒。而张玉法将乾嘉学者的“求是”限定为“文字训诂”，将今文家的“致用”理解为“追逐功利”，都不大贴切，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唐文权、罗福惠正确地指出章氏之“求是”不同于观念先行的方法论，可“语必征实说必尽理”其实正是朴学精神，后者亦非如唐、罗二君所设想的只是“分文析字”。学者们都注意到章氏的求是与清儒之求是不大一样，可究竟何同何异以及支配这一异同的学术思路，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
最先提到“实事求是”的，是《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乾嘉学者推崇汉学，“实事求是”于是成了学者们的口头禅，即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刘师培曾指出：“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为归”，乃清儒不同于明儒之处；而这一学术转向，兼有利弊，“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学渐兴”。此说将求是与致用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各有褒贬，而不是像后来学者那样一味指责清儒埋头书斋不问世事。今人余英时更为清学正名，反对只从社会背景来解释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而是突出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称求是之学渐兴“实与儒学之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有着内在的相应性”。章太炎对清学发展特别关注，多有评述，尤其是其论学主求是，更是直接承袭清儒的思路。
乾嘉学者讲“实事求是”，除了原有的以文字训诂求经史大义的治学路径，以及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更由于学者各自的特殊处境而另有引申发挥。也就是说，“实事求是”作为一句通行的口号，必须落实到特定语境中，联系“上下文”，明白提倡者反对什么批评什么，口号才有了具体内涵。比如，戴震力主“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故时人称其“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意在表彰其没有门户之见，超越汉宋，“空所依傍”，不像惠栋“唯汉是从”。钱大昕自称：“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钱氏讲求是重点在“护惜古人之苦心”，不愿效时人之“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王鸣盛也有一段自我表白：“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以稍自慰矣夫。”王氏之“实事求是”，则是反对史家之“横生意见，驰骋议论”，因“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阮元说经，“推明古训”，“非敢立异”，自称是“实事求是”；黄以周治礼，“博采众论”，“惟善是从”，也被誉为“实事求是”。清人实在太喜欢标榜“实事求是”了，以至论学时好处都归它所有。最有意思的是私淑戴震的凌廷堪，以区分“实事”与“虚理”来说“实事求是”，更可见清人思路及学术选择：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
同是推崇“实事求是”，各家侧重点大有差异，笼统一句“限于文字训诂之求是”，实未尽清代学者之意。
章太炎自称“学问之事”，终以“东原先生为圭臬耳”；其对戴震的高度推崇，直接引发了五四前后学者对戴学的研究和讨论。因此，章氏论学突出实事求是，本在意料之中。太炎先生特异之处，在于强调学在求是而不在致用。也就是说，将治学中求是与致用二者尖锐对立起来，揭示这一对概念本就存在的内在矛盾。此前的学者虽也意识到这两者之间难以调和，可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冲突。讲求是者不忘带上致用，免得无用之嘲；讲致用者也总捎上求是，以显学有根基。段玉裁为《戴东原集》作序，称：
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
段氏强调戴学主求是，但“用则施政利民”；龚自珍论学重致用，可也不愿完全抹煞考据训诂：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
只有章太炎厌弃此等调和折中之论，以其特有的思维的彻底性，将二者推到极端，然后独尊“实事求是”。1906年，章氏在《与王鹤鸣书》中称：
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
过了三年，章氏又强调：
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
此前此后，章太炎不断表述这一论学宗旨，并以此作为评判前代学术以及指导自家研究的标准。前者如赞赏清儒，称其所以能使“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就因为其治学：
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
后者如自述力作《官制索隐》的写作宗旨时，再三强调：
吾今为此，独奇觚与众异，其趣在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
如此扬求是而抑致用，也是一种“口号”与“姿态”，很大程度源于其对康有为的政见与学术的批判。政见合时尚且“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政见分后，章氏对康氏更是痛加诋毁不遗余力。
康有为治学风格与章太炎大相径庭，争论在所难免。只是康氏成名在先，章氏奋起反驳，故论争中不免有时间差（如章氏常以十年前的康氏为假想敌）；再说康氏自认“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无暇也不屑与后学斤斤计较，故论争中双方并没有真正交手，近乎各自独立阐述学术宗旨。即便如此，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争以及改良革命之争，作为大的学术思想背景，还是明显影响双方（尤其是章太炎）的立论。所谓“康有为抬出今文经学搞变法维新，章太炎用古文经学宣讲种族革命”的说法，虽然简单化了些，但毕竟注意到政治策略与学术思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章太炎之反神道、反预言、反尊君、反托古改制、反微言大义等，更是随学术思想与政治策略的论争不断推进。既是论争，难免夹杂些个人意气；好在康、章二人都自觉将其学术追求放在清学三百年思潮中来考察，故能超越一时一地的意气之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康、章二人也确实体现了清学中“求是”、“致用”两股学术思潮的发展趋向，成为横跨清学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桥梁。
康有为论学主经世致用，对乾嘉学者的考据训诂很不以为然，斥之为“无用之学”。康氏追求经世，力主变革，自然选中便于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颂扬托古改制的孔子，其目的也在于自家的托古改制。《孔子改制考》卷十一称：
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这话其实可作为康有为的“夫子自道”读。“孔子以布衣而改乱制”，实多有不便，故不得不“加王心，达王事”，“记诸行事以明其义”；康氏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托古改制”自有可取之处；可作为一种学术思路，“托古改制”则遗害无穷。《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固然轰动一时，成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学术上则从一开始就备受攻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部很有理论穿透力的著作均披着考据的外衣；而从考据学的角度评价，此二书实在太不遵守学术规则，牵强武断处不胜枚举。这一点就连参加《新学伪经考》写作的梁启超也都不以为然，“时时病其师之武断”。康有为之所以“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并非只是“好博好异之故”；而是因其本意不在治经，不过“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治经既非康氏所长，考据也非康氏所愿，像戴震主张的那样“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固然可以避免“凿空之弊”，可难逃康氏“无用之学”之讥。只是这回作法自毙，轮到康氏自己来卖弄“无用之学”了。钱穆曾指出康有为著述中这一逻辑上的矛盾：康氏的历史功绩在于“力反乾嘉以来考据之学，而别求辟一新径”；可不巧的是，“其书亦似从乾嘉考据来，而已入考据绝途，与长兴宗旨并不合，而长素不自知”。
所谓“长兴宗旨”，指的是1891年康有为应陈千秋、梁启超等人之请，“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此书虽非康氏代表作，但因“长素学术生命可记者，则始于其长兴之讲学”；更因传道授业解惑中直陈学术宗旨，故此书值得充分重视。此前学者如戴震、姚鼐、章学诚等，都将古今学问之途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只不过各自使用概念及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曾国藩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与康有为分类大致相同；只是曾氏强调“莫急于义理之学”，而康氏则独标“务通变宜民”的“经世之学”。“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只是三代以下，学术日异，难得再有足以致用者。隋唐人之词章学，宋明人之义理学，清人之考据学，皆不如汉人经学之“近于经世者也”。康有为对汉学的阐释独具一格：
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穀》。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时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关也。
清儒甚为自得的复兴汉学，在康氏看来乃“缘木求鱼”，只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一方面刘歆“伪撰古文”杂乱诸经，为王莽新朝效劳，“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孔子之经虽存，而实亡矣”；另一方面两汉之学“皆实可施行”，非若清儒之学“相率于无用”。
清儒治学讲究识字——通经——达道，故特重音韵训诂。康有为对这一治学路径很不以为然，认为“以此求道，何异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哉？”改变这一“甚不智”的治学途径，首先是不从“文字”而从“古圣贤之心志”入手，先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考据训诂。比如，“提出孔子改制为主，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说具体点，就是“从此读《新学伪经考》，别古今，分真伪，拨云雾而见青天”。有此“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如此读书，“数日可通改制之大义”，天资少滞者，“亦不待一月，俱可通贯”。梁启超遵师嘱所作的《学要十五则》，更将这一速成通经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师从不同，学术渊源不同，康、章分属不同学派，这本没有什么稀奇。章太炎之所以奋起反驳，除了不能同意“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等石破天惊的怪论，更因其不能容忍康有为专讲经世大义，摒斥名物训诂的治学方法。
廖平列《今古学宗旨不同表》，第一条就是“今祖孔子，古祖周公”。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为经学派，古为史学派”两条。康有为主今文说，断“《六经》皆孔子所作也”，以孔子为政治家，且称：“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章太炎对康氏维新改制的努力甚为赞许，早年与康门弟子共事时务报馆，虽闹至挥拳相向，但毕竟听从孙诒让劝告，没有公开批驳康氏学术。1899年章氏作《今古文辨义》，原是针对廖平，且警告“经术文奸之士”，不得“借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显然有回护康有为之意；可毕竟还是开启了与康氏正面的学术论争。针对廖平（其实也包括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的说法，章太炎强调孔子乃“因其已成者以为学”，“据此删刊以为群经”，并针锋相对地指出：“然则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前书。”至此还只是各说各的一套，六经是否孔子所撰尚未有定论；推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晋之文”的章太炎，笔锋一转，发挥其逻辑严密的论学长处，讨论起“极崇孔子”所可能造成的弊病来。廖平、康有为为“宗仰素王”而断言其“自造六经”托古改制，以此推论，“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若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
要说“极崇孔子”，廖平实未及康有为；而立孔子为“神明圣主”，这对于始终将孔子视为“古良史也”的章太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康、章之争于是不可避免。在章太炎看来，“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如删定六经），“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如作《论语》），可就是不能有崇奉一尊立为教主的孔子。就因为孔子“夐绝千古”之功，正好在于其“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以阴阳五行、象纬占卦入儒术，将儒学神学化，起于汉儒董仲舒。也就是章太炎批评的，“中国儒术，经董仲舒而成教”。这就难怪立孔子为教主的康有为主张“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而反对神化孔子的章太炎则直斥“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成风，甚至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章太炎作《驳建立孔教议》，继续批评董仲舒之将儒学宗教化，使得“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巫道乱法，鬼事干政”；而“今之倡孔教者，又规摹仲舒而为之矣”。在章氏看来，立孔子为教主，最不能原谅的是定于一尊。“定于一尊”，必然窒息思想活力，其实际效果只能是愚民。故终其一生，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虽屡有变迁（《訄书》中的《订孔》与《检论》中的《订孔》已是大有出入），但“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的提法基本没变。之所以强调孔子学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以历史为宗”，就因为“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
从鬼话与人话、愚民与智民来区分今古文，自然只是章太炎的一家之言。不过，将孔子视为“古良史也”的章太炎，本身确实更像见识卓绝之史学家；而将孔子视为“大教主”的康有为，本身也带有宗教家的人格魅力。章太炎早年讥笑“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并非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就连梁启超也对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不以为然，著《南海康先生传》时且专列“宗教家之康南海”一章。这种精神气质及思想方法的区别，其实已经决定了各自治学路向的歧异。政治家兼宗教家的康有为之考六经为孔子所作，其本意不在追问六经之成书过程，而在于推崇孔子。若孔子只是著《论语》删《春秋》，“则孔子仅为后世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说到底考据只是追认，结论早已先有，即“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康氏对其“主题先行”的治学风格并不讳言，相对于“拨乱救民”为万世立法之大义，经义史籍真伪之考订实在微不足道。当年针对朱一新“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的批评，康有为并没认真应战，而是虚晃一枪，大谈起“今日之害，学者先曰训诂”来。就因为在康氏看来，“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完全可以“言不必信”，名物训诂之类无关大义的学问可有可无。
章太炎继承清儒实事求是之治学风格，认定孔子是否著六经，是个事实问题，与义理是非无关，必须精研故训，博考事实，才能“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因此，由考据通经，由通经达道，才是章氏心目中的治经正路。至于撇开音韵训诂而侈谈通经致用，只能是“大言欺世”。关键还不在于如此治学必然趋于穿凿附会，更因通经本就难以致用，治世也都不靠经术。因此，章太炎特别欣赏清儒“不欲以经术致用”以及“夷六艺于古史”的治学态度，理由是：
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輓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
治经固然可以“明流变”，“审因革”，但并非今文学家吹得神乎其神的以经术治国。所谓“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还有“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在现代人看来都是“非愚即妄”。而且，从根本上说，治经意在“求是”而非“风议”，不该以有用与否为评判标准。在《与王鹤鸣书》中，章太炎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
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
以孔子为良史，主训诂以通经，均非章氏独创；唯独力倡治经当实事求是而不必考虑通经致用这一点，章太炎把今古文之争推进了一大步。
康有为论学标举“致用”，着力攻击清儒的学问“破碎无用”。面对“傅会凿空”之类的批评，康有为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且能反咬一口，嘲笑对手未能识大体。就因为对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子来说，“学而无用”的指责，远比“傅会凿空”的批评，更严厉也更致命。更何况国难当头，即便考得古言泰山不移，又将于世何补？康有为的棒喝之所以不能忽视，自有其道理。对康氏立说影响甚深的廖平《知圣篇》，就曾批评清儒推崇备至的段王之学“语之政事经济，仍属茫昧”。并非“禁人治训诂文字”，而是“以救时言”，从小学入手治经乃迷途。关键在于国家并非承平，士子不能不追求学以致用。这一点康有为的自述表达得非常清楚：
仆之忽能辨别今古者，非仆才过于古人，亦非仆能为新奇也，亦以生于道、咸之后，读刘、陈、魏、邵诸儒书，因而推阐之。使仆生当宋明，亦不知小学；生当康、乾，亦岂能发明今古之别哉？
这里强调的主要不是学术的传承，而是时势对学术发展的刺激。道光咸丰之后突出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之所以大盛，有学术上由静入动，反拨乾嘉之学的意味；有今文经学演进的内在理路；可康有为的“奇谈怪论”之所以得到社会的容忍乃至激赏，最主要的还是国事日非人心思变的时代氛围。
当年梁启超等热血青年之“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并非偶然。其中最要紧的是时人普遍希望“学以致用”，不愿为求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而老死书斋。
已经毅然走出诂经精舍并有“谢本师”壮举的章太炎，当然理解这种情绪。之所以还要站出来否定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很可能有一破一立两方面的考虑：“立”指主实事求是，“破”指批傅会臆断。
章太炎治学重稽古，主求是，即所谓“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个人主观好恶，甚或借学术作政论。最能体现这一学术宗旨的莫过于如下一段话：
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
《征信论下》中的如法吏辨狱，《与王鹤鸣书》中的“无偏无党”，都是与此类似的说法，强调学者不该以一己之好恶抹煞或歪曲证据，乃至制造冤假错案。学者的个人道德，未必真能保证证据绝对不受污染，立论没有丝毫私心。即便讲稽古之学，章太炎也是追求“窥大体”、“得大体”，不满足于“逐琐屑之末务”，“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凭什么保证所窥“大体”（而不只是个别字词之考据）不误？章太炎对西方社会学、哲学的吸取，以及对传统经籍的释读，或许比时人高出一大截，可照样依赖于某种带主观色彩的学术眼光与理论框架。只能评价这一眼光及框架是否高明，而很难以“无偏无党”自诩。学术研究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客观性”，只不过学者以“求是”为目的，还是能相对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失误。
章太炎之反考古适今，反通经致用，自然是针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以及三统三世等宏论。各学科中愈近于人事者，本就愈可能因“治之者加以爱憎之见，则密术寡而罅漏多”；更何况康氏公开提倡去训诂而独取大义，必然怂恿“高材之士”道听途说牵强傅会。当年戴震之力主“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在闻道”，就因为反感宋以来儒者之喜“凭胸臆为断”；而康有为治经之善傅会多臆断，比宋儒明儒有过而无不及。章太炎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再三敲打今文经学家论学中之“往往傅以奇邪”，“视一切历史为刍狗”。
今文经学派为提倡变革，注重切于人事，倾向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故不免多牵强傅会的说法。章太炎曾刻薄地称此类自视甚高的“通经致用”为“曲学干禄”，这一指责康氏门徒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为康有为攻击只讲考据不问世事的“今之学者”，正是诋其“利禄之卑鄙为内伤”。到底今文古文两派孰为“曲学干禄”，很难一概而论。
学术研究从来并非一尘不染，随时可能被权力支配与利用，历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有过被导向“曲学干禄”的不光彩记录。所谓“一切经术，无不可为篡盗之阶”；“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章氏其实心里十分明白，学术并不“纯净清白”。只不过今文经学家重在发挥微言大义，主动贴近现实政治，再加上康有为提倡“不待一月俱可通贯”的速成经学，使得不学无术者更容易利用其曲学干禄或浮说惑人。而“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辨”；经过一番“研精覃思，钩发沉伏”的学术锤炼，一般来说心志稍为安定，不至于过分浮浪骄奢——当然也可能因此顿失豪气，变得迂腐守旧。这一点，章之友人刘师培颇有同感，在论及清儒之得失时，称“经世之学”，易流于“假高名以营利”；不若“纯汉学者，率多高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