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

区分学术与政治，承认求是与致用各有其存在价值，这自是持平之论。可理解是一回事，喜爱又是另一回事。章太炎虽笃嗜“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轮到辨析论学宗旨，还是有明显的倾向性。倘若章氏论学只是既讲实事求是又讲经世致用，未免近于乡愿，不可能一时间振聋发聩。就学术训练及师承而言，章氏无疑倾向于实事求是，一辈子不能苟同康有为的傅会臆断，或“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可生当衰世，良心未泯，章氏又不能不以某种形式介入现实政治，专讲训诂老死书斋决非其所愿。这么一来，讲求是章太炎不如乾嘉诸老彻底，讲致用章太炎又不如康有为明确；其特点是努力在求是与致用之间取得某种合理的平衡。可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学术与事功不两至”；或者说，“夫求是与致用，其道固异；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两立”。最理想的设计似乎是：论学时讲求是，议政时求致用。可什么时候该论学，什么时候该议政？政学是否真能泾渭分明？还有，政治与学术能否固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1906年，章太炎作《建立宗教论》，其中有这么一句：

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

这话移用来概括章氏论学宗旨，颇为恰当：“上不失真”讲求是，“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求致用。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二者完美统一而不是互相拆台？如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到底先要鱼还是先要熊掌？或许这才是关键所在。

20年代初，章太炎曾作题为《说求学》的演讲，分求是与致用二途，并比较其长短：

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

求学理精深者讲实事求是，求切近人事者讲经世致用，二者不分长短高低，只是宗旨不同因而问学途径有别。这自是通达之论。可章氏紧接下去还有一句话：

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

章氏晚年感于国势衰微，论学颇多致用之说；再加上平日关注政治，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坛，20年代中期甚至发表暂停讲学与著述的“专心国事之通启”，这就难怪世人心目中的章太炎，以经世致用而非实事求是见长。用张灏的话来说，就是“年轻时他就被两种不同的治学思想所吸引”，而“最终显示更具力量的是伦理实践思想”。

最能体现世人对章太炎的评价的，是其弟子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中的一段话：

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还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

世俗名声与学术贡献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关系不大。单纯以学术成就而倾动朝野者，古今中外实为罕见。公众对古音之甄别与制度之考辨，远没有像对现实政治那样感兴趣。章太炎得名于提倡种族革命而不是音韵训诂之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能否因此断言章氏只是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持此说者意在推崇太炎先生，可立论的基础是置革命于学术之上，而不是章氏自述的求是与致用各有短长。其实，章太炎的业绩到底以革命还是以学术为大，这二者本身是无法折算并加以比较的，纯因立论者的主观视野及价值尺度而上下浮动。我想考察的是，章氏本人是如何看待政治与学术，或者说他论学时到底重求是还是重致用。

真正体现章太炎置政治于学术之上的，或许是其与康门师徒的微妙关系。章氏论学与康有为迥异，变法维新期间有过短暂合作，变法失败后又著文多所回护，时人或不以为然，章太炎于是解释道：“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说经之是非可以争论，而心术之邪正不容辩驳。以“揭邪谋”的名义“驳伪学”，实是借政治权势解决学术争端，不管其说是否“中窾要”，都“自成其瘢宥”，都是心术不正的表现：

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藉权奸之伪词以为柄，则何异逆阉之陷东林乎？

因此，尽管“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可一旦共同的政敌以“伪学”攻康氏，章氏马上抛弃门户家法之见，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著《今古文辨义》，反对“经术文奸之士”之“借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力图将今古文之争限制在学术范围内。1899年1月，避地台湾的章太炎接到康有为复书，感激兴奋之余，将其加上识语刊于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识语”中专门表白他对于政术与学问的看法：

或曰：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由是观之，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

应该说学有“异同”，只是比起心术之“邪正”来，这一“论学虽殊”显得无关紧要——这自是有感于中国人之不屑于“执是非以相争”，而喜欢借“揭邪谋”、“驳伪学”置学术对手于死地这一卑鄙习性。

将政术邪正置于论学是非之上，这一点章太炎从来不含糊。戊戌前后因政术合而靠近康梁，不问双方学派之歧异；1906年后因政术分而斥骂康梁，不讲双方学术上之互补。尽管后来章太炎也承认《民报》时期与梁启超的一系列论争有利于刺激双方深入思考，并非真的水火不相容；可当年章氏更愿意强调的还是政术之异。1907年3月，梁启超将读《说文》的数十条劄记编为《国文语原解》，托人转求精于此道的章太炎作序，希望章氏能超越“政见歧殊”，成就此“学问上一美谈”。可章太炎根本不予理睬，或许是看不上梁氏的小学功夫（章太炎对梁启超的学问历来评价不高），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因“政术歧殊”故。

章氏论人衡文，常以政治立场及气节高下为第一前提，尤其是在提倡种族革命时更是如此。评述时人尚且不能局限于道德判断，更何况情况更为复杂的古人。章氏论学因政治偏见而出现较大误差的，当推其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评论：就因为当中横着一个章太炎力图推翻的满清王朝。如批评魏源之“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前者指学派，后者则指气节。不要说魏源曾出任清廷官吏，就是黄宗羲允许儿子入清王朝的明史馆，在章氏看来也是不可原谅的过失。明末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独不以黄宗羲为然，以为其“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学术高下其实很难说，章之故意贬低黄氏，主要是认定其气节有亏：“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一切以是否与清廷合作（其标志是出仕）为取舍标准，而不大考虑特定时期的历史情境与思想潮流，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和学者。

章太炎品人评事重气节而轻功业，尤其鄙薄世之所谓“有文无行”者。一旦“文”与“行”、“著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尖锐对立起来，章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可品人重气节不能直接转化为论学主致用；相反，气节之士很可能不屑“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因而倾向于寂寞的求是之学。在某些特定场合，为唤起民众拯世救亡，章太炎也会大谈学以致用；可正式论学时仍严格区分“学说”与“功业”，反对以有用与否来衡量学术：

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就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

对于相信“大士说法，唯在应机”，且对“应机之云”别有新解的章太炎来说，既然有意应政俗风云迁变之机而化人，论学时不免有因时因地与诲人律己之别。表面上章氏既讲求是又讲致用，不说宗旨含混，也有折中之嫌。可我以为，实事求是才是其论学宗旨，经世致用则是“应机说法”。

章太炎论学虽兼及学理精深与切近人事，却重在求是而非致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还是其真俗之辨。真俗互存互转，即所谓“真妄同源”，或者“真必有妄，舍妄无真”，不应该孤立地谈论真俗之高下是非。《菿汉微言》中自述学术思想历程，不也落在“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上吗？可是，当章太炎用真俗来概括两种不同的论学宗旨时，还是蕴涵着某种价值判断的：

人心好真，制器在理，此则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

虽说强调二者“更互相为”，可一理一器，一真一俗，已经显出论者的倾向性。

理器之分与体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老话题，或许有点玄虚，章太炎还有更通俗的说法。1910年章氏以独角为笔名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专论“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的《庚戌会衍说录》，其中论及致用与求是之别，纯是推己及人的大白话：

况且致用的学问，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还有一件致用的致用，倒不得不碰机会，机会不巧，讲致用的还是无用。专求智慧，只要靠着自己，并不靠甚么机会。假如致用不成，回去著书立说。

致用与求是，一需机会凑合，一靠自己努力。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经世致用’却由不得儒者自己作主，必须要靠外缘。所谓外缘便是顾亭林说的‘王者’，因此无论是顾亭林或黄宗羲都要有所‘待’。从历史上看，儒家所期待的‘王者’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章太炎立身处世，历来讲“自贵其心，不依他力”，自是推崇不必有待的“求是”。求是而不为时人赏识，尚可著书立说，企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对读书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安慰——因千古文人多叹怀才不遇，之所以还能活得挺认真，就因为“立德”、“立功”不成，还有此不待社会认可的“立言”。至于致用之学，成者固然风云际会显赫一时，可“机会不巧”者毕竟占绝大多数。而致用之学一旦无用，那可真是一钱不值。如此“应机说法”，没多少理论思辨色彩，可挺实在的——此也可见论者的良苦用心。

以个人之利弊得失论治学门径，自然不是“大道”。可即便从家国兴亡着眼，章氏也仍倾向于学以求是而非致用。章太炎确实强调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如《哀焚书》中力主“建国家、辨种族”之根基在“言语、风俗、历史”；故灭其国者必毁其史变其俗易其言，此“帝王南面之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提倡种族革命者，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借学术发思古幽情，进而光复故国。章太炎对“主义”（政治）之倚仗于“史籍”（学术），有过这么一个妙喻：

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

这话常被用来作为章氏治学讲致用的证据。其实，统贯章太炎此前此后论学思路，此乃强调经世必须借重学术，而不是治学必须讲求经世。若把章氏论学宗旨简单化明朗化，大约可化为如下三句：治世必须借重学术；求学不必讲求致用；求是之学为无用之用。

求是之学为无待之学，为无用之用，故是“真”是“理”是“体”；而致用之学相对来说只能是“俗”是“器”是“用”。至于说“趋于致用”容易“浮说致人”，而“趋于求是”则“左证有事，攻守有法”，其实倒在其次。关键还是在于真俗之辨这一思维方式。之所以选择“真俗”来说求是与致用，实关联到章氏对自身历史地位及存在价值的估计。

章太炎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几十年，乃万众瞩目的民国元勋，革命胜利后论功授勋，甚不以得二等勋位为然，自称其“首正大义，截断众流”，功在孙中山之上。如此注重功业声名，似乎走的是政治明星的路子。可实际上，章氏最为自得的，还是自家学问。辛亥革命高潮中，章太炎致书吴承仕，称：“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此等表白，并非一般读书人套话。

最能说明章太炎特重学术的，是两次系狱临危时近乎“盖棺论定”的“自祭文”。1903年章氏因《苏报》案系狱，于狱中有一自记，劈头就是“上天以国粹付余”；其中最为忧虑的并非光复故国之大业能否成功，而是担心自家学问及身而绝：

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这种中华文化系于自家一身安危的感觉，在章太炎并非一时戏言。1914年章氏被袁世凯囚于北京，致书黎元洪，称“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决意绝食，以死抗争。虽有“进退”之分，似仍以为民请命为大；可绝命书中最大的感慨还是：“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二十年后，弟子朱希祖对此有过大致合理的诠释：

先师尝言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矣。此二十年前在故都绝粒时之言也。至今思之，仍不能逾于斯言。

不管章太炎对自家学问的估计是否恰当，但其自视为并世中唯一能“为往圣继绝学”者，这一点几乎是没有疑义的。生死关头之思念，最能体现个人之志趣。立意绝食时，“自分以一书生提倡大义，功成事遂，可以永终”；真正引以为憾的是“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在给长婿龚宝铨信中，章太炎一再表白此“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恨：

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闲，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

章太炎生死关头大谈学术，或许真的只是政治上“功成事遂，可以永终”，而学术上自觉未尽其才故遗恨千古；或许是认定政治上的功业别人也能完成，唯一不可替代的是自家“夐绝千古”的学问；或许是以为政治上的成功犹如过眼烟云，唯有学术上的贡献方能流传久远……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任凭后人猜测，唯一确凿不移的是那危难关头以中华文化（国故或国学）守护神自居的独特姿态。章氏晚年之不言“经世致用”，而只求“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正是这一思路的合理延伸。这种解释可能会稍稍动摇章氏“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传统说法。不是否认章太炎前后期论学兴趣有所转移，而是试图指出常被论者忽略的一点：即便高谈政治投身革命之际，章氏内心深处可能仍以学术为重。就注重学术之独立价值及深远影响这一点而言，章太炎前后期并没有多大变化；同样，论学中以“求是”为“真”、以“致用”为“俗”这一独特思路，基本贯穿章太炎一生。

§§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