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笔者之所以选择此题为研究对象，既有来自现实社会的刺激，亦是对自己近年来研究经历反思的结果。

现今到过贵州尤其是进行了深度旅游的人们可能知道，贵州存在着极为多元的文化体系，不仅尚存有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亦有看似汉化程度已极高的“熟苗”区，尚有四周均为少数民族包围的汉族村落，更有一些本身均系苗族村落，他者看来并无差别，然其彼此之间却有着清晰的界限，明了彼此间过去的身份与历史，由此而呈现出人群间既有联合又有区分的人类生态[10]。至若安顺地区的“屯堡文化”，业已为人们所熟知，这些据说是明代“征南调北”而来的“屯堡人”，其生活的大小不一的“屯”中，至今遗存着诸多城墙，曾为军事堡垒的痕迹极为明显，其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类生活习惯与风俗传统，亦多被附上了卫所屯军后裔的标签，据说成为人们了解明代卫所屯军历史的“活化石”。[11]而此类明显带有卫所遗迹的村落，亦非仅存于安顺地区，深入贵州其他地区的村落社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与卫所有关的讯息。笔者近年来深度调查的贵州清水江地区，卫所遗迹颇为多见，[12]不仅有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村这样典型的卫所屯军后裔集中居住在一起的古城村落，亦多见如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这种典型的侗族村寨，却保存着卫所武官的诸多物事。这些现象无疑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如此多元的文化形态，何以会并存于贵州地区?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何在?是明代卫所制度造就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吗?

笔者开始并未把这些现象与明清时代的制度联系起来，而是和大多数研究贵州地区史的学者一样，就现象谈现象。自2009年起始，笔者便全力投入贵州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之中，以契约文书所呈现出来的类别而分类撰文。彼时最关心的问题，是所谓的“汉化”现象，[13]即何以苗、侗等少数民族会如此娴熟地利用汉文字书写文书，建立契约制度，规范他们的社会生活?进而对这些少数民族通过编修族谱、筑建祠堂而构建华夏世胄身份的努力进行阐释。[14]换言之，彼时的研究，是基于现代社会中的民族标签而进行的历史回溯，并未考虑这些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其于历史进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变迁，亦得不到应有的思考。实际上，这种曾经历过“少数民族化”的人群，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湘西、川西、川南、云贵部分地区都曾出现过，彼时他们作为边缘的汉人，或者边缘的本地人，其族群认同常处于多元、混杂状态，以文献中所记的“熟苗”为例，这些本地的“熟苗”，许多都自称是“汉人”，并辱称他者为“苗”。[15]而究竟现在的苗和侗抑或其他少数民族，是否原来就是这种身份，笔者在清水江文书研究中，并未对这种历史过程给予应有的关注，其研究结果所表现出来的，往往也就有以现象论现象的嫌疑。当这种有欠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越来越明显时，笔者即把这种困惑向业师陈宝良教授倾诉，陈师于笔者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了如指掌，认为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对制度史不熟悉而导致的，并进一步指导说贵州地区的问题，还是要从整体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具体解读地方社会的变迁。

显然，若无制度史基础，便贸然进入民族历史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无疑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表现在诸多方面，譬如，在“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野工作中，面对用词考究、典故频出之碑文，由于对典章制度与历史脉络不熟悉，包含笔者在内的一些年轻人，读起来磕磕碰碰，“没文化”之感油然而生，而那些对典章制度烂熟于胸的学界前辈，浏览一遍，即可把碑文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包含的问题意识，娓娓道来。经历过数次这样的场景之后，笔者更加确信之前的清水江文书研究，需要从头再来。

于是，笔者便把目光首先投到近年来在贵州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所见到的文化多样性，试图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域现象加以关注，而这种地域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则成了核心问题，即何以贵州是现在这个样子?贵州是如何形成的?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如同回答什么是“中国人”一样困难。[16]所幸的是，贵州虽然毫无疑问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疆域中的一部分，但“羁縻”统治成为历代王朝管理该地的主要方式，至元朝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却仍未完全改变“羁縻”统治之性质，直到明朝继承了土司制度，并在其地增设了卫所制度，才可以说是向“直接治理”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因此，明代卫所制度可能是解开贵州地域社会形成的钥匙。

明初贵州建省之前，“其地分隶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17]。但洪武十五年设置的贵州都司，其下辖的18个卫，2个一级守御千户所，[18]已属明帝国管理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与行政系统的州县一样属于地理单位，管理着贵州绝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永乐十一年虽置贵州布政使司，但贵州所辖之府、州同内地很不一样，它们是为了节制贵州部分土司而设立的，贵州的汉民居住区和大部分土司仍然隶属于贵州都司下面的各卫所。明中期以后，朝廷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管理，逐渐把一部分卫所辖地改设府、州、县，由军事系统转入行政系统。[19]这样的历史过程，足资证明卫所制度在贵州地域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由卫所制度所引发而来的汉族移民，他们“扎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20]，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对稳定的卫所军户群体，这不仅提高了贵州地区的汉族人口比例，使原本单一的民族结构逐渐向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转化。[21]他们“同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加强了兄弟友谊，促进了风俗、文化等方面的交流”[22]。这样的历史过程，无疑也是贵州地域社会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明代卫所制度及其变动为主线，特别着力于卫所变革所引发的政区变动、卫所城址、卫学教育以及卫所官军后裔的去向及其组建村落的方式等方面的具体讨论，藉此来思考由明迄清，是在怎样的制度牵引与地方互动之下，形塑出我们今日所见贵州地方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