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与基本方法

本书的讨论将以明代卫所制度及其变动为主线，考察贵州地域社会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历史过程。在此问题意识下，首先要确立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专著的撰写与教科书的编纂并不尽同，无须面面俱到，且也做不到包罗万象。那么，哪些具体内容能反映这一研究主题?可能还得从题目中的“地域社会”这一关键词说起，何谓地域社会?1981年，森正夫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举办“地域社会观点：地域社会与指导者”研讨会上，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观点》为题提出基调报告，为大会主题定调，指出：“既孕育着阶级间矛盾或差异，同时为着广义上再生产而面对共同的问题，个人被置于共通的社会秩序下，被统一于共同的指导者或指导集团的指导之下，我们将这样的地域性的场设定为地域社会。”[156]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场域”[157]。依据森正夫的看法，“地域社会”是学界为掌握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而设定的用语，其概念约分两种：一指具体地理领域下的社会；二是方法概念型的社会，指人们生活的“场”（场所），是一个超越地理空间，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换言之，“地域社会”除了是可以固定的一具体地理空间的生活领域，也是各种关系运作的“场所”，进而成为可以整合各种社会关系的概念，以彰显人际网络、共同认知体系的界限。因此，“地域社会”的空间范围，既指特定空间，也承认其流动性，或可视为柔软可变的解释架构。[158]

其后，日本地域社会的研究内容主要通过“乡绅及民众叛乱的地域性；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宗族问题；聚落、社区、信仰及其他”等五个方面呈现出来。[159]从其研究成果来看，作为方法论的地域社会，所涉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并无固定之内容，而是随时代与地区的变化而变化。不过，固定的区域与社会变动中的秩序形成以及乡绅（士大夫）力量在地域社会中的支配问题，是其核心研究所在。譬如，山田贤对四川的研究，揭示了移民在新的地理环境中，如何形成秩序的历史过程；[160]岸本美绪则着眼于明末清初王朝交替时代的江南地区，重点研究其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161]而森正夫的研究，则以江南地区和福建省而展开，江南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乡镇志、地域社会秩序、乡镇形成问题、宅基地的所有问题，福建则讨论了“乡族”、民众反乱史、地域社会与森林资源等问题。[162]

中国学者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也明显地根据学者各自不同的旨趣和不同地域的特点，对研究内容的选取具有随机性。如刘志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时，就截取了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族群等内容来说明珠江三角洲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163]台湾学者施添福认为“地域社会”的诠释可以体现区域的独特性，并可用来作为探讨地方感与地方认同的理论基础，于是，他主要由“国家”与“环境”两个形塑地域社会的内在机制出发，透过地缘的“维生”“信仰”两个领域，以及血缘的“姻亲”“宗族”两个领域的交互分析，来诠释清代台湾内山地区的开发（台湾汉人的拓垦过程、汉人与平埔族、原住民间的关系）、日殖时期地域社会的结构与空间机制，以及日殖时期后山的拓垦过程。[164]

由此可见，“地域社会”一词，由于其本身具有多种含义的笼统措辞，并兼具暧昧性与不定型性[165]，其研究内容之视角是极具拓展性的，“各人只是按照不同的对象与适当的技法”，进行着称作“地域社会”研究的尝试而已。[166]所以，森正夫自己也承认，对于地域社会概念的共同认识尚未确立，对于各个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仍各自为战，缺少关联性。山本进也认为当今“地域社会论”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国家论。大多数论者只把国家作为地域社会的彼岸，而未注意国家权力内部的构造和矛盾，如果只是从数量上积累无数存在的地域社会原理的捡证，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167]

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之下，本书选取地域社会一词作为题目中的关键词，也有自己的理解：

首先，在笔者看来，一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地域社会，政区的形成无疑最为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而这种行政区划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国家在场”的过程，这正好弥补“地域社会论”中的缺乏国家论。当然，笔者也并未无视省界的划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规定的结果，与自然形成的社会区域可能存在差异，但贵州省却显然是一个人为划分的结果，如果缺少“国家在场”这一环节，明清时期的贵州，羁縻政区仍然无法彻底转变为州县行政区划。因此，笔者首先要研究的内容，就是贵州政区的形成问题。

其次，城镇形成问题。“场镇”的形成，无疑是地域社会形成的重要观察点之一。[168]就贵州而言，卫所城址与近代以来的城镇分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卫所城的修筑，才使贵州逐渐有了城市的概念。无可否认的是，卫所城开始的主要职能是以军事防御为目的，但由于卫所本身就兼具了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尤其是贵州地区的卫所多具“实土”性质，以及军民卫的存在，贵州卫所兼领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使得这种军事城堡兼具了基本的城市功能。在之后的历史演变中，成为贵州城市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卫所城墙之外的铺、关隘、堡、寨等军事设施的建设，也多数成为日后“场镇”的来源。据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显示，卫所城址及其延伸机构设置越多的地区，城镇和场镇的密度越大。[169]因此，卫所城址的设置、演变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即成了本书要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内容。

其三，“地域社会”并未专门研究学校教育的问题，似乎忽视了教育在整合地域社会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影响着人们的素质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对贵州而言，更是如此。对于贵州这样一个文化“荒芜”之地，明初特别在意学校的教化功能，统治者希望藉学校的推行而达到善治天下的目的，至此，贵州地区的学校教育才逐渐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卫学及卫籍人员成为贵州科举文化事业的主要创造者。卫学教育及卫籍人员成为贵州文化分区逐步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卫所分布越密集，文化越发达，远离卫所之地，继续成为文化分区上的“荒芜”之地。因此，这一影响贵州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也就成为本书的主要视角之一。

其四，“人”自然是组建“地域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以往的地域社会研究，多注重乡绅在地方社会的作用问题，有所谓的“乡绅论”（或士绅论），这无疑是中国地域社会尤其是文化发达地区的实态之一。[170]然而，本书侧重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群体，即卫所官军群体。首先论述其籍贯来源，以此判断其文化多样性的源头。其次，追寻这一群体后裔的去向，主要从长时段的历史来追述这一人群在贵州地域社会中的演变过程，着重讨论由其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村落社会。具体而言，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坚守身份一直不变者，例如安顺屯堡，本书则以隆里千户所的历史变迁为实例，说明屯堡村落的形成机制；二是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这些卫所官军后裔“地方化”而成为苗或其他少数民族者，本书以铜鼓卫刘氏指挥使后裔的身份变迁为例，说明这些卫所官军后裔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并与不同人群组建村落的历史过程。

研究内容确定以后，自然需要进一步思索利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古今中外，多有论史法者。[171]然“史无定法”，是人们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真谛，它要求研究者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以及可用资料，来选择适用的方法，注重各种方法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加以修正、调整。[172]鉴于本书既属制度史又兼区域史甚至民族史的特点，将倾向性地利用如下四种研究方法：

一是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制度史的研究，核心是对制度本身进行详细的考订，因此，历史资料的详细考订，将是本书使用的第一个重要方法。在具体操作中，笔者将尽可能地利用正史、典章政书、档案、奏疏、方志、碑刻等多种史料，运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卫所制度在贵州的运行及变革过程，进行详细考辨，以期使贵州卫所制度史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二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明清历史离当今社会时间不远，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极多关于明清时代的史料遗存，尤其是碑刻和族谱，可以说多数村落均会多少不一地存在这类资料。又因这些史料，多系民间社会制作出来的，是乡民社会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而，对于解读民间历史文献，确实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有身临其境的阅读感悟。因此，进行必要的田野工作，是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本书中的个案，需要对卫所后裔集中居住的村落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自然会用到这种“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值得注意，毋要以为这仅仅是考察地方史中的风土人情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关注地方与外界，尤其是与王朝国家的互动，换言之，这种配合田野经验的地域性考察，是通过地域比较以探求通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统计学的方法。由于贵州卫所的资料极为分散，而且数量众多，单纯的文字铺陈，时有冗余之感，为使这些问题一目了然，本书较多地对宜以统计形式展现的内容，尽可能地制成表格。在此基础上而进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更为合理。

四是图像史学的方法。虽然本书并非图像史学，但历史文献与现实社会中，亦含有丰富的图像讯息，合理地利用这些图像，可以更好地展现所要研究的内容，特别是有关卫所城址的形制与变迁，地方志中的地图，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这些研究内容。因此，本书将在适当之处，插入不同的图像，以说明相关的研究主题。

总而言之，本书将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并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以明代卫所制度及其变动在明清贵州地域社会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理解当今贵州地区的文化多样提供历史依据，以期将史识、史料与史法相结合，为贵州地区史学的研究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