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工业研发数字化的新模式、新维度和新境界

本书有两点惊喜！

首先，这是一份针对研发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成果，作者是从事研发工作的资深专家和企业家，他深感肩上的责任，将深厚的实践升华成这份思考。在当前国内数字化转型亟待向纵深领域突破的关键阶段，本书尤为可贵。研发数字化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视，我想其根源可能是国内大多数工业化技术和装备是被引进、消化建设后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的能力和规模虽已冠盖全球，但中国制造能否转变为中国创造？制造大国能否发展为制造强国？其中真正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如何应对和克服？以我从业的钢铁行业来说，即便我国能够生产出世界一半的钢产量，可我国依然不被称为钢铁强国，其背后的困惑和压力到底是什么？不难理解，这些挑战和困惑都与原始研发能力不强、技术创新不足相关。工业化，我国是后发之国；信息化，我国也是后发之国。我国多年前提出来“两化融合”，一段时期主要聚焦管理的优化提升，而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到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时候，数字化转型成为新阶段的“两化融合”。如何看待研发数字化在整个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中的“定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命题。正如作者所言，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并不是“数字化”，而是“业务”，是业务要转型。从工艺技术角度看，研发是工艺技术的本源、数字化的源头、生产流程的闭环管理的关键。没有高质量的研发数字化，就没有真正的全要素、全领域、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没有高质量的研发数字化，我国制造业就不可能顺利地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作者将研发数字化转型称为“数字化转型的上甘岭”，我有同感。

其次，作者将我国研发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线划分为精益转型、正向变革、智慧革命3个阶段，且精准地描述出每个阶段的核心特征、主要矛盾、解决方案和预期目标，具有非凡的创见。这种观点，一方面体现在本书的研究方法中，其逻辑、思路、方法等基于国内外成熟理论，立足于行业，是作者多年积淀下来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探索成果；另一方面，作者提出的“数字化研发体系的成熟度模型”基本思路和观点，与我国已发布并得到推广实施的数字化转型标准——《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由中关村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联盟提出）相吻合，而我也参与了这个标准的相关研究工作。这个标准将我国数字化转型发展阶段划分为规范级（基础级）、场景级、领域级、平台级和生态级，从我国各行各业正在开展的数字化转型工作成效来看，这个划分比较科学、也很实用。

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大模型的出现冲击了所有传统的工作方式和研究模式。但是，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逾越的关键阶段。为此，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数字化转型向各层次、各领域进行深化和渗透，我国各种智库也正在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深度研究，积极向决策机构献计献策。在由信息技术进步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绝不仅限于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广，也绝不是单纯促进工业生产的提质增效，更不应满足于在工艺、技术、流程、生产和管理模式上的提升优化。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时代变化”的标志。我认为，没有进行转型的企业，将依然停留在工业时代；转型成功的企业才有机会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数字化转型将聚合新一代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对传统工业进行体系化、本质化的变革，形成新动能、新变量和新质生产力。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成效显现，对企业而言，未来会产生形态和竞争模式的变化；对产业而言，未来会发生结构和业态的变化；对行业而言，未来会产生重构和颠覆式改变；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将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巩固和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雄厚基础，进而抢占建设新型工业化的新高度，并全面抢抓发展数字经济的新机遇。未来转型成功的我国工业界，将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和魅力。

研发数字化转型，在本书被定义为“复杂产品的研发体系”的工作需要。因为只有这样的体系才有必要存在一个理想模型，数字化转型的理想蓝图应该基于研发体系的理想模型来设计，据此形成转型的路径和方案，才不会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同时，在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实现研发体系向理想模型进化。作者本意是正确的，因为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对已存在的物体进行数字化，然后再转型，再迭代升级。但是，我认为，借助消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数字原生态”概念，研发数字化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完全基于创意、创新、颠覆的研发数字化，也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现在，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体系、无人机发展的技术路径，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信心和底蕴。本书的研究成果、方法思路和发展观点，一定不只是面向从事工业研发的人员，国内制造业的企业家、产业政策的研究者、工业领域及智库的专家，也可有所借鉴和参考。

李红

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24年11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