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文化名人纪念馆

——从郭沫若纪念馆说起

张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文化名人纪念馆，在文化名人曾经的居所中感受历史积淀和精神内涵。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对文化名人纪念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观众走进各类文化名人故居，各种各样的参观群体在文化名人纪念馆中驻足，其中有普通观众，有大学生，有中小学生，也有老人、儿童，甚至还有很多外国游客。他们来到文化名人纪念馆究竟想要看什么？他们能够从文化名人纪念馆中获得什么？这些都是博物馆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为了解答以上的疑问，本文以郭沫若纪念馆为例，从名人、名作、名物三个不同角度，阐述走进文化名人故居的方法及意义。

一 与名人相识：历史长河中的名人

观众到文化名人纪念馆，首要的目的就是去认识这个文化名人。如何认识文化名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知道他是谁，二是了解他有哪些成就，三是从中找出他的历史价值，这三个层次从内涵上来讲是逐步递进的。没有进入文化名人纪念馆之前，我们知晓名人的途径就是书本、广播或者其他方式，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由于每个人专业领域和生活圈的限制，对于历史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更是千差万别。因此，认识文化名人要走进他们的内心，特别是感受他们生活的场域。在历史场域中感知一个具体的、鲜活的生命个体。

1.直观历史中的人

郭沫若对普通游客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熟悉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陌生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他。大多数人对于郭沫若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听说”。

我们“听说”郭沫若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听说”他是一位追求多方位自我实现的“球形天才”,“听说”他是一位参与意识极强的入世文人，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型诗人，“听说”他是一个擅长抒情的文学天才……这样的“听说”便造成了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少有的几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有人把他捧到天上，觉得他是20世纪乃至旷古未有的天才；有人则把他贬低到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地步，甚至对他提出质疑。

对郭沫若的评价，其实是我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所常用的“好或不好”二元评判标准的典型案例，只顾及一点，缺乏客观综合的分析。作为博物馆人，我们必须跳出这个简单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固有的思维模式，采用相对客观的价值判断标准，这样才能做好相关文化名人的生平思想展览。

“展览不仅对人的主要审美器官发生作用，还对人的辅助审美器官嗅觉和触觉也发生作用，展览是名副其实地综合地发挥着美感效应的艺术形式。”[1]展览的最鲜明的特性就是综合性和直观性。对人物的展览策略决定了对他的介绍是全面的、综合的，不能只介绍他的生平年月，还要介绍他的专业领域，更要说明他在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既然是介绍，那么在策划时就要有所选择，在展览材料的选取上，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选择各个历史阶段中最能代表这个人物历史价值的事件和图片进行展示。抓主要、突重点是人物展览中最重要的设计原则。

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是展览策划的关键。对于郭沫若生平思想展的策划也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如何客观地将郭沫若的历史成就放置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来展示，是展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既要突出郭沫若有异于常人的各方面成就，又要阐释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作出的人生抉择。我们常说郭沫若是一个“全面实现的球形天才”,那么“全”体现在何处？“天才”表现在哪些方面？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女神》白话新诗，并于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成为为数不多的文人参战者。这两个事件在以往有关郭沫若的研究中都没有关联在一起，那么两者是否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郭沫若纪念馆第一展厅中这两个事件展览的图片和实物的陈列，便会引发两者关联的思考。《女神》中的革新战斗的精神，恰恰便是郭沫若北伐战争时期投笔从戎的心理写照；而北伐战争中郭沫若一身戎装的照片，也印证了《女神》反复歌颂的青春热情和革命激情。这两者之间必定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更是对郭沫若综合历史性的考量。

郭沫若纪念馆的展览设计跳出了学科之间的藩篱，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各个方面综合全面地展示郭沫若的思想生平。文学创作之中有历史事件的背景展示，历史事件中也有文学创作的演进。

2.展览还原真实的人

对于文化名人的认知，还应该从一个“人”真实生活的角度来认知。对于郭沫若，我们除了知道他是诸多成就的获得者之外，还应该了解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是有着自己真实情感诉求的人，他更是有着自我情怀的历史人。走进郭沫若纪念馆，踏入他生活的场域，是认识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的最有效途径。

“展示设计的功能也不仅仅在于展示和陈列展品，更承担着为人们提供传播信息、交流情感”[2]的功能。郭沫若纪念馆内悬挂了很多书画作品，有傅抱石赠送的巨幅山水画《拟九龙渊诗意》，也有郭沫若题字、傅抱石画石、郁风画花、许麟庐画鹰合作完成的作品。在众多书画作品中，有一幅最为独特，这就是悬挂在郭沫若书房西墙的毛泽东手书《西江月·井冈山》。为什么这样一幅作品要放置在郭沫若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呢？

这幅作品原本是郭沫若专为井冈山修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请毛泽东书写的。这幅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上所刻写文字略有不同，后者的“鉋”改成了“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65年7月1日，郭沫若到毛主席旧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黄洋界哨口等处参观，适逢该地正在修建纪念碑，郭沫若答应请毛泽东手书《西江月·井冈山》后镌刻在碑上，于是便有了这幅字的由来。据目前的史料推测，毛泽东的这幅手书《西江月·井冈山》应该作于1965年7月到1966年7月间，郭沫若得到这幅作品之后，第一时间发现了“鉋”和“炮”的差异，并请毛泽东将此字修改了过来。

后来，郭沫若还专门给井冈山负责同志就这副字写过一封信，信中强调：

请照碑式勾勒，并且适当放大为荷。

如以主席原式，则当成横披形，已建立碑又须改建。如何之处，请酌量处理，寄件收到后，望回一信。

如果从郭沫若一贯的性情以及他作为书法家的禀赋来讲，其实将“鉋”写成了“炮”也无可厚非，但是郭沫若还是坚持让毛泽东将“鉋”改成了“炮”。另外，从上述信件的内容上来看，郭沫若还是重点强调对于毛泽东这幅手书《西江月·井冈山》如何进行复制刻写的事情。此后，郭沫若便将这幅存在错别字的毛泽东手书《西江月·井冈山》悬挂在了自己办公室兼书房的西墙上。

通过对这一字修改的事情，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郭沫若此时非常复杂的情感。由此也可以感受郭沫若晚年对于毛泽东亦友亦神的复杂情感，毛泽东作为自己诗词唱和的多年挚友，郭沫若是真诚相待的；而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郭沫若也是真心崇拜的。按照人的基本情感来看，挚友和领袖的关系是很难兼容的，甚至来讲是矛盾的，正是这种矛盾性，形成了郭沫若一生中最复杂的存在，但也是真实的存在。郭沫若晚年在如此复杂情感支配下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情感的集中体现呢？

透过这么一幅历史作品的陈列，参观者便会形象地感知到人物生存的真实情感，同时也实现了游客对郭沫若由名人到真人的认知。通过文化名人纪念馆的展览设计和展品布置，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文化名人的前世今生，他们的历史价值也会恰当地体现出来。

二 与经典相遇：视域中的名著新读

认识名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阅读他的著作，应该是深入了解他的坦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经做过一个文学阅读的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个时代文学阅读最正常的是什么人呢？是小学生。进入中学以后，文学阅读状况就严重恶化，只有12%的中学生有课外阅读的习惯。[3]这也造成了我们与文化名人的隔阂，形成了只在名人之外，无法深入其内的社会现象。

1.合理选择阅读对象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能够超越具体时空，从而具有一种探寻生命本质、直达人性深处的力量。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时间里历久弥新，不断产生新的价值，也正在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和开放性。”[4]

文化名人的作品浩如烟海，仅就目前能够看到的作家作品集而言，《鲁迅全集》16卷，《鲁迅译文全集》8卷，1000多万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1000多万字；《沈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这还只是列举三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不可能看完所有文化名人的作品，阅读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作品的取舍选择。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的标准也会各有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制定一个符合大多数读者要求的标准呢？走近文化名人纪念馆，从纪念馆的展陈中便可以找寻这个标准。

在郭沫若纪念馆的第一展厅中，观众最先看到的便是一个玻璃格子中，陈列着郭沫若著、1921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女神》初版样书。这本泛黄的诗集并没有如其他的作品一样，铺陈于展柜之中，而是放在了第一展厅的正中央，放在了观众一进入展厅就可以看到的最醒目的位置，并且单独用玻璃罩将其罩住，更加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为什么展陈设计时要把《女神》放置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因为《女神》是郭沫若白话新诗的代表作，还是他登上五四时期文学创作舞台的敲门砖，更是郭沫若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结晶。从这个角度来说，读懂了《女神》,也就读懂了郭沫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的年龄大小，只要是想了解郭沫若，想阅读他的文学作品，《女神》都是首选。

在郭沫若纪念馆第二展厅中，在一进门靠右的位置，放置着一台样子非常像电影放映机的装置，在它的上方有一个液晶显示屏，如果你摇动这个装置的手柄，液晶显示屏上就会有序地播放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舞台剧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代表作，也是现代舞台艺术的经典之作。郭沫若借助“屈原”形象，宣扬了人性中特有的激情与魅力。对于这篇作品的展示，并没有像一般的作品一样只是文字的介绍，而是借助于影像资料，更加突出了《屈原》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

上述两件展品，在郭沫若纪念馆的展陈设计中是非常独特的存在，“由于展品特殊，所以展示设计也因此具有了特殊性和唯一性”[5]。从郭沫若众多的作品中选取这两件作品来单独展示，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它们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它们是阅读郭沫若作品的必读之选。从文化名人纪念馆的展览中，我们便可以找寻到各个文化名人的经典之作、必读之作。

2.正确阅读经典作品

知道哪些经典作品必读是一回事，怎么读又是另外一回事。阅读经典作品并不是直接把作品拿过来看一遍，通读一下，或者了解它的大体内容就可以了，阅读是深入，更需要方法和技巧。

我们都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了解郭沫若的钥匙，必须要读，但是真正能读下去的读者并不多，更不要说普通的观众了。例如《女神》中的《晨安》，通篇采用排比句式，与现在的白话句式几乎毫无相似之处，读起来令人费解。《天狗》中那不符合现代人思维逻辑的思路，也许让你读起来不知所云。由于这些原因，很多读者对郭沫若的诗歌阅读望而却步。

阅读《女神》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剧烈转型的年代，因此，《女神》就应该放置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来读，在历史境遇中与经典对话。历史语境到哪里去感受？历史境遇在哪里可以碰到？目前文化名人故居就是最理想的场所，这里不仅是该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场所，而且也是他的生平资料最集中的场域。例如郭沫若纪念馆就利用图片、实物、模型等方式，将郭沫若生平展示给各类观众。

《女神》时期的郭沫若展示，就是郭沫若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在这些图片中，郭沫若眼神中的叛逆、斗争精神一览无余，他的创造精神和意识更是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透过这些图片和实物，你获得的不仅是历史常识，更是一种青春精神的感染。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

歌，力的 Rhythm哟！

这首短诗是《女神》诗集里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充满感叹词、语气词、排比句的句式组合更像是一个时代宣言，它宣告了古老的中国将迎来创造者的天地。郭沫若通过对具有创造精神的力的反复咏叹，展现他独有的思维特质。他通过对具有创造精神的力的反复咏叹，展现出创造者独有的青春情感和热情。这正是处于除旧布新的五四时期青年人特有的历史使命感的迸发。如果你亲身走入郭沫若纪念馆的展厅，看到他在不同历史环境的影像资料，一种历史现场感便会油然而生，在这种氛围中再来阅读他的作品，便会获得无限的美学意味。

3.获得经典阅读的仪式感

文化认同削弱的另外一种原因、国民阅读危机的另外一种现实表现，便是电子化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必然会造成文学感觉的消退和文学性的流失。“读书或者读文学书应该是有某种仪式感的。”[6]

走进文化名人纪念馆，会使你找到久违的历史厚重感，从而得到阅读的仪式感。这里的阅读，不仅仅只是书面文字简单的识别，也不是故事情节单纯的感知，更多的是与文化名人的对话，感同身受他创作的环境。

《英诗译稿》是郭沫若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常被研究者们忽视的一部译作。

《英诗译稿》中所选取的诗歌，都是“英美文学中平易，有趣的，短的抒情诗，是早有定评的世界著名的部分诗人的佳作”[7]。因此，《英诗译稿》中所译的诗歌几乎都是对春天的歌颂和向往，以及对人类原始生命活力的追寻和灵魂的拷问。例如：“青春的热情尚未衰逝，愉悦的流泉但觉迟迟，有如一道草原中的绿溪，静悄悄地蜿蜒着流泻。……当快感失去了花时和吸引，生命本身有如一个空瓶，当我快要临到死境，为什么退潮更加猛进。”[8]这何尝不是久经情绪压抑、渴望自由生活的郭沫若的心声呢？

如果你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英诗译稿》中简单浏览一页原文，一页译文的编排方式，就不会体会到作品的历史价值。这部译作如今便陈列在郭沫若纪念馆原装展厅，在郭沫若生前使用的办公桌上。在郭沫若翻译的作品中，《英诗译稿》无论是翻译的时间、方式以及内容等方面都显示了非常多的独特性，这部诗歌译作和之前所翻译的作品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英诗译稿》在郭沫若生前并没有出版，就内容而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没有出版的可能，它成了郭沫若为数不多的一部生前已经完成却没有出版的著作。如果从翻译的方式、心境和作品的选择来看，郭沫若翻译这部作品的初衷，也许本就不是为了出版而译的。郭沫若之前所翻译的作品大多是有目的的，或为学习而译，或为生活而译，但是《英诗译稿》可以说是为内心而译。从陈列的资料可以看到，《英诗译稿》中诗歌的翻译“几乎都是留在原文空白处的手迹”[9]。在1981年版的《英诗译稿》的插图中，能够清晰地看到郭沫若译此诗歌的手稿形式，在原诗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汉语译文，时而涂改，时而增删。这种随感式翻译的方法凸显了郭沫若彼时的心境，那就是渴望创作的冲动，渴望情感的抒发，渴望青春的重现。这何尝不是一次再创作呢？正如译稿中所译：“我的灵魂是阳春，踊跃狂饮爱之醇；万事万物皆有情，渴望，缠绵理不清。”[10]这不正是“五四女神”时期诗歌创作中对青春的颂扬，对生命的赞叹的重现吗？这是年迈的郭沫若内心中的青春激情不自觉地流露。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历史背景，不知晓翻译时的空间环境，甚至没有见到过译本的原件，你可能就会把它当作极为普通的一篇译诗。但是当你接近了实物，看到了字迹之后，历史的厚重感、阅读的现场感便会升华为一种仪式的庄严感，此作品的意义便不解自明了。

三 与名物相伴：人与物的历史互喻

人与物是自然界中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整体。人需要物质来获取他们生存的条件，在物质中寄托自己丰富的情感诉求。每个人所使用过的物品因寄托了真实情感，因而也具有了生命寓意，是人生命精神在物体上的呈现。物延长了人的生命和精神，人给予物存在的缘由和价值。借物识人、以人见物应是我们走进文化名人纪念馆的重要视角。

1.物因人而名

文化名人纪念馆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作为博物馆的特性，特别是在“物”的方面，因为“物”的存在，才使文化名人的历史特性得以真实呈现。所谓“物”，主要是指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器物。文化名人故居里的“物”最显著的特性，便是与“人”的内在关联，这使它与一般博物馆的藏品具有了显著的不同。

郭沫若纪念馆中最普通但是最具有情感特性的“物”，便是被称为“妈妈树”的银杏。银杏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物种，如果它种植在道路的两旁，可能就是绿化环境；如果它种植在其他博物馆中，可能只是普通的物种；但是它生长在郭沫若纪念馆中，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

银杏已经内化为郭沫若生命意识象征，郭沫若把银杏树作为了对亲人情感寄托、祈愿生命康健的对象。1953年，于立群由于身体不适离京治疗。在此期间，郭沫若带着孩子到北京西郊大觉寺移植了一棵银杏树苗，为了寄托对夫人的思念并祝愿她早日康复，故把这棵银杏树取名为“妈妈树”，希望于立群能够像银杏树一样，用顽强的生命力去战胜病魔的侵扰。1963年郭沫若从西四大院胡同5号搬到了前海西街18号居住，他也把这棵银杏树移植了过来。“妈妈树”的称谓，一方面表达了郭沫若对夫人于立群无限的牵挂，另一方面也借助“妈妈”的命名，折射出郭沫若对于银杏的生命之托。巧合的是，在前西街18号原本就有一棵近百年历史的银杏树，粗大的树干也呈现出经历风雨之后的沧桑与顽强。

郭沫若对于银杏的喜爱，也衍生到了对其他物种的关注。1958年完成的《百花齐放》，也定然是这种情愫的产物。《百花齐放》是郭沫若后期非常重要的诗集。过去我们对于《百花齐放》的写作多政治性解读，少个性的阐释；多时代的羁绊，少内心的探究，如果能够考虑到郭沫若特有的银杏情怀，特有的对生物物种的敬畏之情和生命之寓，那么《百花齐放》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内涵便不言自明了。

普通的一颗银杏树，因为郭沫若投入了朴实真挚的情感，已经成为郭沫若生命体的象征，更是认识郭沫若必不可少的物件之一。读懂了银杏树，也就明白了郭沫若。

2.人依物而生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神却是永恒的。特别是文化名人，他们之所以到今天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辉，恰恰就是他们身上传递出的“正能量”，这些“正能量”是无法捕捉的，更是无法穷尽语言传达出来的，但在其遗留下来留有使用印记的原状物品中，依然清晰记录着过往历史的影像。

按照郭沫若生前的原貌保存下来的原状展厅，便留有历史岁月的足迹。透过展厅的玻璃窗你会发现，会客室、办公室兼书房、卧室被分隔得清晰明确，在这明晰的分隔中，郭沫若个人的空间其实已经被压缩得所剩无几了。从空间的维度上看，从会客室到办公室兼书房再在到卧室的面积空间是逐步缩小的。单就完全属于个人空间的卧室来讲，这里的布置相对于前两者十分简朴，甚至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一张棕床、一张单人沙发、一套衣柜、一整套带木盒的二十四史，这几件简单的物品就让本来狭小的卧室显得更加局促了。在这里唯一能够体现出郭沫若个人性情的便是这套二十四史，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每当处理完各种繁杂的政务和公文后，一天归于平静的时候，郭沫若自己一人安静躺在床上，顺手拿起二十四史中的一本认真研读，再无喧嚣的吵闹，再无无绪的争斗，更多地恢复到了自我沉思的空间，但这属于自我的空间又是那么的狭小和短暂。

相对于个人空间的狭小，作为会客室和办公室的公共空间非常宽大。这个会客厅是郭沫若用来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面积大约有卧室面积的三倍还要多。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所以他要经常会见来自各方的不同客人。马蹄形摆置的沙发占据了这间会客厅绝大多数的空间，靠墙角摆放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是郭沫若接待友人时习惯的座位，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他左手的位置。沙发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的是傅抱石专为郭沫若“量墙定作”的巨幅山水画《拟九龙渊诗意》，描绘的是郭沫若笔下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美景。总之，这件会客厅中摆设的物品都追求着“大”的原则。细看一下，这里所有的摆设和陈列其实与其他人的会客厅别无二致，更多的是待客之道，属于自己的空间几乎没有。

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略显奢侈的大房间就是郭沫若的书房了，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办公室。屋内西侧一排高大的书柜倚墙而立，满满排列其上的中外文书籍，暗示了主人贯通古今中西的学识。书房窗台上是一堆堆科学院科学考察报告、国情社会调查资料、待批阅的各类文件，诉说着主人公务的繁忙。观众在走廊中穿梭走过郭沫若的客厅、办公室和卧室，找寻着郭沫若每天生活的足迹，他的鲜活形象便油然而生了。作为一位文化巨匠，郭沫若寓所中这块空间所显现出“书房”与“办公室”的价值，更凸显无余。

在原状展厅中的每一件物品，每一寸空间，无不留有郭沫若生前的印记。观众沿着展览路线感知郭沫若的生存空间，想象他的光辉岁月，文物的存在展现了郭沫若的生活世界，延长了郭沫若的精神影响。

名人、名作和名物是走进文化名人故居的三条重要脉络，也是评价文化名人纪念馆社会功能的主要参考指标。作为普通观众，则可以在名作阅读中感悟名人精神，在名物观赏中感知名人存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