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强弩之末：“天朝大国”的衰微与转型

自两千多年前秦王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形成中国式的“王朝循环”模式。历代王朝都经历相似的“建立——兴盛——衰亡”这样一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中王权易主，而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却一脉相承，发生缓慢的变迁。这种中国式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稳定结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而朝代更替的动因则是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这已经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政权更迭的普遍规律，但这一普遍规律却在清朝戛然而止，并朝着另一个方向急速嬗变。

数千年来，中国人都以“中国”自居，对周边外族、外国泛称“四夷”，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坐标来认识世界，从而构成自身自足发展的大陆帝国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天下国家”观和“夷夏之防”的儒家理论。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四周遍布高山、深海、大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和世界的往来，加上当时国人地理知识的匮乏，“天圆地方”的惯性思维认为中国处于整个世界的中心，具有某种地理位置的优越感。从历史文化看，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一直领先于周围的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汉文化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受这种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封建制度下的中国长期把其他国家视为处于偏僻之地的夷狄，并构想出一种“华夷一统、万方来朝”，“夷狄之邦”对“天朝大国”“以小事大”“臣服朝贡”，“天朝大国”则“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养”的礼治体系。[2]

起源于东北的后金政权“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维护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不得不笼络汉族上层知识分子，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实行明朝体制，可谓“明清两代，相沿不替”[3]。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励精图治，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史称“康乾盛世”。处于盛世的人们，“中国中心”的意识日强，举国上下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1793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来华与清政府洽谈中英商贸往来事宜，清政府却将他视为“边塞夷王酋长”“遣使臣”，并要求其以“三跪九叩”的礼仪觐见乾隆皇帝，从这种外交礼节的要求，也可窥见其“夷夏之防”之观。

然而，沉浸在“康乾盛世”美梦中的清王朝，全然不知自己将面临怎样一场厄运。其时，随着欧洲的航海家开辟新航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贪婪掠夺，整个世界逐渐被连接为一个整体，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这些18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现代化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涌向世界各地。

英国自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技术的革新使得生产能力激增，迫切需要扩大世界市场，寻找除已成为它的殖民地印度之外的新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中国恰好成为英帝国主义的不二选择。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其精练的海陆强兵与坚船利炮，对抗持刀剑火器等落后装备的清朝军队，毫无悬念，清政府屡战屡败，被迫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首开割地、赔款、通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等条约内容。自此，美、法、德、俄、日等新兴的海上强国也开始效仿英国，对中国开始了疯狂的帝国主义扩张，清政府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从1842年到1872年的30年间，清政府和外国签订了76个不平等条约，丧失了许多主权；从1873年到1894年的20年间，又和外国签订了95个条约，其中除与朝鲜的几次条约未破坏中国主权外，其他无不破坏中国主权。[4]西方国家从中国取得的各种特权按类别分大致有22项，其中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20年间即已基本齐备。[5]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昔日的“天朝大国”日渐衰微，被迫开始了自己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