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治、平都要以德为本

西方管理所秉持的“竞争”原则，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观。我国思想，如《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务，那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为宇宙万物之一，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虽然不多，而这极少的差异，却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就是知仁、知义而已。所以《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也是一种动物，所以离不开兽性，人性很少。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如果人类要有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加人性。孙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应该分成三个阶段，如图1-3所示。

图1-3 人性进化三阶段

所谓兽性，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原本无所谓善或恶。但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单纯依靠动物本能去行事，则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人类在“竞争”之外，必须领悟生存“互助”的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唯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可见能否觉悟，乃是人类与禽兽分界的问题，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至于神性的发生，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那样，人能修达至仁，必将无往而不自得，而直成其所以为“人”，即完成其人格。“仁者，人也”的“人”字，意味着“完人”，而寓“应然”（ought to be）于“实然”（to be）。孔子以“仁”为道德目的，实际上便是由“人应当如人”推论而来。

孙中山先生说：“达尔文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管理者如果“以物种的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于是强取豪夺，强凌智诈，根本不把人当作人看待，哪里还谈得上“管理人性化”呢？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应该被管理者视为“应有的表现”。因为“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管理者必须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表现，才是心之“为用”，实施合乎人性的仁道管理。孔子以“仁”为全德，为他自己“一以贯之”之道。“仁”代表天地之心，也代表人心的德纲。超越竞争原则的仁道管理，才能显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每一个人，就相当范围而言，都是“管理者”。《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孔子答以“君君，臣臣”后，又加上“父父，子子”。所谓“父父”，即做父亲的要明白做父亲的道理，要做父亲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就是管理者，应善尽家长的责任。

中国传统管理，依安人范围的大小，区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家庭管理”，“治国”就是“行政管理”，而“平天下”则是“教化管理”。现代社会特别重视职业生活，不妨把以往“齐家”范围内的成家立业划分开来，“齐家”之后，增加一项“立业”，亦即“企业管理”，如图1-4所示。

图1-4 安人的不同范围

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从家庭开始，实行尊重秩序的“家长制度”，逐渐推广到宗族、乡党、企业、国家，乃至于天下。父亲是一家之长，为最高权威，但他必须以“为父难”为戒，体会到父亲的艰难与责任的重大；而且要明白“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真义，在于“天下的父母都是人，都可能犯错，只是子女有所不便，不敢明白说出来”。

家长不能自以为对子女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子女不得有所违背与抗拒；却应该时时自省，所言所行是否有悖于伦理。儒家伦理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然而重视家庭并非就是忽视个人，孔子伦理重视家庭的目的，其实即在实现个人，亦即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心、仁性。因为每一个人的仁心、仁性，其最直接的发源地就是家庭。人既由家庭获得人性，亦悉由父母所生，所以在家庭中善尽孝悌的责任，便可以培养与发展人性。可见重点仍在个人，并不在家庭。

儒家的家庭意识，绝非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为满足个人的声色货利动机而成立，亦不为人类自私的权力意志所控制，乃依人的仁心与公心而建立。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不论父子、夫妇、兄弟，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有礼有义，秩序井然，才能叫作“齐”。

把“齐家”的道理应用到企业、国家，凡一组织，其上下（父子）、前后（兄弟）、左右（夫妇）诸关系，均能相互亲爱，则此一组织必富有团结力。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庞大的机构，也不过这“五伦”而已。假若大家都能够切实按照正道去实行，则社会自然太平，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管理哲学的可贵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