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六首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当过朝散郎、沛王府修撰，由于为沛王写斗鸡檄文被赶出王府，后又当了虢州参军。上元二年（675）到交趾探望父亲，次年落海淹死。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四杰”固然是初唐人就有了的说法，但在诗史上的地位却有相当的缘故应当归之于杜甫对他们的辩护与赞扬。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当然很正确，不过，他把哂笑王杨卢骆的人称为“轻薄”，恰恰忘了初唐人正是把王、杨、卢、骆骂为“轻薄”的。诗歌史上常有的这种健忘，是因为同代人更多地看到诗人的人品行为，于是评价时不免以“人”论文，而后代人只能看到诗人的诗歌作品，于是评价时又容易以“诗”取人。其实我们如果“人”、“诗”合观就可以发现，“初唐四杰”之所以是“初唐四杰”，成为初、盛唐诗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一半儿在他们的“人”，一半儿在他们的“诗”。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曾记载裴行俭对王、杨、卢、骆的评价，说“（杨）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馀华而不实，鲜克令终”。这个颇像神算子看相的故事，显然是张说看到了四杰身后生前遭遇才编出来恭维裴行俭的谀词，但也透露了当时人对他们人品的印象。在旧时代道德尺度比照下，四杰无疑都是有大缺陷的文人，首先他们都很自负，而缺少谦谦君子的风度，像杨炯讽刺同僚是“麒麟楦”（《唐才子传》卷一）、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旧唐书·文苑传》），彼此之间还为争名次先后而互相攻讦，杨炯虽然给王勃文集写序时说了不少好话，背后却说自己“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文苑传》），卢照邻比杨炯谦虚一些，却也不愿和骆宾王排在一块儿，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朝野佥载》卷六）；其次是行为出乎常理不够本分，如王勃为沛王的鸡作“斗鸡檄文”、卢照邻写乞讨药钱的“乞药值文”、骆宾王更写了惹火烧身的《讨武曌檄》，所以裴行俭说他们“浮躁浅露”，何况他们还时时有些人们看上去颇“恶”的举动，卢照邻的自沉、骆宾王的造反违背了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免还属于扬才炫己、奔竞浮躁一流，而王勃藏了逃犯又杀了逃犯灭口，杨炯为官严酷滥杀下属，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似乎有心理缺陷了。但是缺陷使他们免于千人一面的平庸，浮躁使他们不甘于众口一词的无聊，尤其是他们都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悲愤、极为倔强浓烈的个性和满肚皮的牢骚，恰恰是这种悲愤的情感使他们的诗涌动着一种其他人所没有的气势，恰恰是这种个性使他们的诗摆脱了初唐诗坛的无聊与平庸而有了“气骨”，恰恰是他们的坎坷经历拓宽了初唐诗的表现领域而使诗歌承担了更广阔的责任与义务，就是说，他们的个性、经历、气质使他们的诗歌主题、情感、内涵都与六朝初唐诗歌不太一样了，这正是王、杨、卢、骆在诗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之一。

王、杨、卢、骆在诗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之二就在于他们的“诗”，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诗”在诗歌语言形式上有变革意义。比如他们的七言歌行不仅改变了六朝以来比较局促、比较短小、拘泥于音乐的格局，大开大阖、气势雄张、内蕴丰富，而且在意韵的转换衔接、结构的安排与节奏的变化上都拓展了六朝的旧路数；他们的五言诗歌在音律、句式、结构上也都越发接近律体，使五言诗的最佳格式逐渐成熟，写出了一大批音韵铿锵、意境开阔、语词清丽而且气脉流畅的好诗。当然，他们的律体还不如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那么精巧圆熟，句法还不够凝练紧缩，“多以古脉行之”（《诗镜总论》），篇法还不够变化舒张，有时“八句皆浓”（《四溟诗话》卷二），词语还过于雕琢，“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艺苑卮言》卷四），有时还爱翻来覆去地重复那几个得意的意象或啰里啰嗦地堆垛典故，但毕竟他们已经不同于六朝诗歌的繁芜、华丽、平板，多少有了一些“苍深浑厚之气”与“清新朴峻之风”，《诗镜总论》说他们“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颜色”，这句话其实可以反过来说，虽然四杰仍沾染了六朝风气，但他们却已经开启了有唐一代诗格，尤其是为盛唐诗人开拓了一条比较宽的诗歌路子。

至于王勃本人，应该说在四杰中是最出色的一杰，这不仅在当时人为他们排座次时已经有了定论，就是后人也同意这一看法。《诗镜总论》可以代表私下的议论，它说四杰中“子安最其杰”，《四库简目》可以代表官方的见解，它说王勃“文章巨丽为四杰之冠”。他的五、七言诗都有杰作，尤其是五言诗仿佛把六朝人用丽词艳藻排得密密麻麻的诗歌撕开了一些缝隙，那些自然质朴的诗句挟着或苍劲或悲凉的情感渗入诗中，使诗歌有开有阖有疏有密有句有篇，让读者读上去不再是喘不过气或眼花缭乱，而是张弛有序心理舒畅，只是他有时疏忽，使六朝诗风又偷偷地跑进来叫他的诗再犯典丽浮靡的老毛病。